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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陳忠實是如何成為陳忠實的？本文依據大量第一手材料，引領讀者重返八十年代，解讀“《白鹿原》之前的陳忠實”，如何覺醒、剝離、尋找到屬于自己的藝術世界。
陳忠實在八十年代
阮潔、邢小利
一
作為一位作家的陳忠實，他的“自我”的覺醒，當在1978年。這一年，他的工作面臨一個難題。
1976年3月，他在剛複刊不久的《人民文學》發表了短篇小說《無畏》，這篇小說給三十四歲的陳忠實帶來了短暫的榮耀，但是緊接着，中國的曆史發生了巨變，“四人幫”覆滅，政治形勢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樣因為這篇小說，陳忠實受到追查。盡管事後經多方查明，這篇小說的寫作與“四人幫”毫無瓜葛，但因為事情在一段時間内被炒得沸沸揚揚，陳忠實還是受到了嚴重影響，被免掉了毛西公社黨委副書記，公社副主任的職務也搖搖欲墜。
辭職，還是被免，這是一個問題，也是一個選擇題。
1978年，陳忠實三十六歲，人生差不多過半。顧後瞻前，來路艱難，去路茫茫。他對自己的前途和未來進行了分析和謀劃，再三地審視自己、判斷自己，決定還是離開基層行政部門，放棄仕途，轉入文化機關，去讀書，去檢討，進而皈依文學，真正全身心地進入文學領域。6月，他這個毛西公社灞河河堤水利會戰工程的主管副總指揮，在基本搞完灞河八裡長的河堤工程之後，覺得已給家鄉留了一份紀念物，7月他就申請調動工作。組織上經研究，安排他擔任西安市郊區文化館副館長。
對陳忠實來說，這是一次具有決定意義的抉擇。從此，他告别仕途，轉身成為作家，并且一步一步邁向他的文學遠方。沒有這次多少有點無奈的選擇，陳忠實也許仍然蹒跚而行于那個荊棘之途，遼闊的《白鹿原》未必能進入他的視野。
算起來，到這一年，陳忠實已經在文學的道路上摸索前行了二十載。從1958年他十六歲時第一次在《西安日報》發表短詩《鋼、糧頌》，到1965、1966年間在《西安晚報》發表快闆詞、散文和小故事，再到1973年至1976年間每年發表一篇短篇小說，其間既有處女作面世的快樂與憧憬，也有忽然不能寫作、不敢寫作的驚魂與疑問，還有短篇處女作《接班以後》被改編成電影、《無畏》登上國家大刊頭條的春風得意與其後忽然面臨的審查、撤職，陳忠實悲欣交集，文學、時代與個人命運之間的關系以及種種疑問也纏繞着陳忠實，曆經少年、青年，如今迫近中年，他必須重新思考，也必須選擇。
仕途與文學，何去何從？
陳忠實出身于貧寒的農家，此前一直在農村的泥土中摸爬滾打，農民是最講究實際的，仕途也是最實際的，而文學，多少有些虛幻，作為業餘愛好，作為生活的點綴，倒也不失風雅，但要以之安身立命，不能不說有些冒險。更何況，最近的一次，陳忠實就是因為小說《無畏》而栽了跟頭。文學可以“無畏”，現實令人生畏。
1978年，是一個曆史悄然轉變的年頭。乍暖還寒，陰晴不定，欲罷不能，欲說還休。
灞河落日，長夜寒星，陳忠實徘徊于灞河長堤，遊走于白鹿原畔，南眺群山，西望長安，對自己的後半生重新丈量。
其實，1977年末，他就已敏銳地感受到新時代即将到來或者說已經到來的氣息。這一年冬天，陳忠實被任命為毛西公社灞河河堤水利會戰工程的主管副總指揮，組織公社的人力在灞河修築河堤，住在距河水不過五十米的河岸邊的工房裡。這個工房是河岸邊土崖下的一座孤零零的瓦房，他和指揮部的同志就住在這裡，生着大火爐，睡着麥稭做墊子的集體床鋪。大會戰緊張而繁忙，陳忠實一天到晚奔忙在工地上。冬去春來，1978年到來了。站在灞河河堤會戰工地四望，川原積雪融化，河面寒冰解凍，春汛洶洶。緊張的施工之餘，陳忠實在麥稭鋪上讀了《人民文學》雜志上的兩篇短篇小說。第一篇是《視窗》，刊于《人民文學》1978年第1期，作者莫伸，陝西業餘作者，時為西安鐵路局寶雞東站裝卸勞工；第二篇是《班主任》，刊于《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小說欄頭條，作者劉心武，北京業餘作者，時為中學教師。莫伸比陳忠實年輕，劉心武與陳忠實同齡，兩人都是當時嶄露頭角的文學新人。這兩篇小說影響都很大，陳忠實讀了，有三重心理感受：一是小說都很優美；二是不由得聯想到自己的寫作，更深地陷入羞愧之中；三是感到很振奮。特别是讀了《班主任》，他的感受更複雜，也想得更多。當他閱讀這篇萬把字的小說時，竟然産生心驚肉跳的感覺。“每一次心驚肉跳發生的時候，心裡都湧出一句話，小說敢這樣寫了！”陳忠實作為一個業餘作者，盡管遠離文學圈，卻早已深切地感覺到文學的巨大風險。但他是真愛文學的，他對真正的文學也有感覺力，真正的文學在表現生活和寫人的過程中，那種對于現實和生活的思想穿透力量和強大的藝術感動力量，他也是有深切體會的。他本來是在麥稭鋪上躺着閱讀的，讀罷卻再也躺不住了。他在初春的河堤上走來走去，心中如春潮翻騰。他敏銳地感覺到：文學創作可以當作事業來幹的時候終于到來了！在陳忠實看來，《班主任》猶如春天的第一隻燕子，銜來了文學從“極左”文藝政策下解放出來的春的消息，寒冰開始“解凍”，預示着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陳忠實望着灞河奔湧向前的春潮，明确地意識到，他的人生之路也應該重新調整了。
《白鹿原》首版封面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6月版
1978年10月，陳忠實開始到西安市郊區文化館上班。這個時期的西安郊區含西安市城三區之外東南西北所有轄區，郊區政府所在地在西安南郊的小寨。郊區文化館駐地也在小寨，其中一處辦公地全是平房，在後來的陝西曆史博物館近旁，院子裡長滿荒草。陳忠實圖清靜，就選擇了這裡。他從圖書館借來剛剛解禁的各種中外小說，從書店也買了一些剛剛翻譯出版的外國小說，其中一些是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他在破屋裡從早讀到晚，讀到後來，興趣集中到莫泊桑和契诃夫身上。這是陳忠實一生中最專注最集中的一次閱讀，曆時三個月，他為此提前做了時間上的精心規劃和安排。這也是他在認識到“創作可以當作一項事業來幹”之後，對自己進行的一次必要的藝術提高。陳忠實從《班主任》發表後得到的熱烈反響中，清晰地感覺到了文學創作複歸藝術自身規律的趨勢。他在這個時期冷靜地反思自己，清醒地認識到，從喜歡文學的少年時期到能發表習作的青年時期，他整個都浸泡在“十七年文學”的影響之中，而“十七年文學”及其經驗，此刻亟須認真反思了。盡管趙樹理、劉紹棠、柳青等他喜歡的作家及其作品都有迷人之處，但文學要跟上時代，特别是要走在時代的前沿甚至超越時代，寫作者就得在思想上和藝術上剝一層皮甚至幾層皮。他認為，自己關于文學、關于創作的了解，也應該完成一個“撥亂反正”的過程，而這個反思和提高的過程，最為得力的手段莫過于閱讀。閱讀對象很明确，那就是外國作家作品。與世界文學大師和名著直接見面，感受真正的藝術，這樣才有可能排除意識裡潛存的非文學因素，假李逵隻能靠真李逵來逼其消遁。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深化、自我提升，是一個作家更新蝶變最為有效的途徑。陳忠實後來把這個過程稱為“剝離”。剝腐離舊，“剝離”而後“尋找”，“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
二
自1976年4月寫成《無畏》（5月20日在《人民文學》第3期刊出），到1978年10月寫出短篇小說《南北寨》，兩年又半，除去三篇應景之作，陳忠實沒有進入真正的寫作狀态，一直處在痛苦和深刻的檢討之中。與同時代從生活底層走出來的作家，如路遙、鄒志安等人一樣，陳忠實盡管當時還未踏入真正的文學之門，但他内心視文學為神聖事業；他對文學的追求左沖右突，因為時代的局限不得其門而入，但他卻有聖徒的精神和意志。是以，當八十年代的精神曙光照亮古老的中國大地，他看到了光明，也看到了希望，他奮力向前，追趕時代，一方面要跟上時代，另一方面還要超越時代，走在時代的前列。
不必諱言，陳忠實出身普通農家，隻讀了高中，早年受那個時代文學觀念的影響頗深，就真正的文學創作而言，可以說他先天有所不足。陳忠實當年同時具有三個社會角色：農民，農村基層幹部，作家/業餘作者。陳忠實說他時常陷于三種角色的“糾纏”中。分田到戶後，他有疑慮，直至親眼看到自家地裡打下了多得出乎意料的麥子，這一夜他睡在打麥場上，卻睡不着了，聽着鄉親們面對豐收喜悅的說笑聲，“我已經忘記或者說不再糾纏自己是幹部，是作家，還是一個農民的角色了”。（《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創作手記》，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頁）三種角色對待生活的态度和視角不同：農民，是生活者；農村基層幹部，是政策的執行者；作家/業餘作者，則要對生活進行冷靜的觀察和深入的思考，更要有思想的穿透性和前瞻性。坦率地說，八十年代以前的陳忠實，思想者素質還相當薄弱。正因為如此，他後來才對作家的思想者素質極其看重。對照陳忠實自述的在八十年代引起他産生“剝離”意識的生活現象，諸如原本看不順眼的穿西服、着喇叭褲等世相，他當年要“剝離”的，第一是狹隘的農民的精神視野，或者說，不能僅僅以傳統農業文明的意識看取生活，一個現代作家同時還要具備一定的都市視角和現代文明意識；第二要“剝離”的是政策執行者角色，這個角色是被動的和被支配的，容不得有自己的個性，特别是有自己的思考；第三，要“剝離”非文學的和僞文學的“文學觀念”；第四，還要“剝離”諸如“思想，文化，革命，傳統與現代”等方面幾十年來因襲下來的觀念，這些是比生活世相“更複雜也更嚴峻的課題”，舊觀念可謂根深蒂固，不是說“剝離”就能“剝離”淨盡的。無論如何，應該說陳忠實還是比較早地意識到“剝離”這個問題，而且“自覺”到了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所謂“剝離”就是自己“否定”自己，“覺今是而昨非”，這對很多人特别是作家來說是很難的。
一般的作家似乎隻有“尋找”的過程，沒有也不需要經曆這個“剝離”過程。陳忠實為什麼要“剝離”？從背景和經曆看，陳忠實走上文學道路，先是因為自己的課餘、業餘愛好，後是因為當時政治的需要，有關文藝機構扶持“工農兵業餘作者”，而他受當時文學實踐和文學思潮的影響，早期創作大體上是沿着“講話”的方向和“政策”的指導往前走的。這種創作，在當時的陳忠實看來，是因為喜愛文學而過一把“文字瘾”。他從模仿自己喜愛的作家，自覺不自覺地成為政策的傳聲筒，要一變而成為具有獨立思想和藝術個性的作家，不經過“剝離”就不能脫胎換骨。“剝離”是一種思想上的“脫胎換骨”，某種程度也是情感上的“洗心革面”。陳忠實說：“我相信我對鄉村生活的熟悉和儲存的故事，起碼不差柳青多少。我以為差别是在對鄉村社會生活的了解和開掘的深度上，還有藝術表述的能力。”（《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創作手記》，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9頁）“藝術表述的能力”與文學禀賦和藝術經驗的積累有關，而“對鄉村社會生活的了解和開掘的深度”則無疑與作家的思想素質和思想能力有關。而這思想素質和思想能力的培育，對陳忠實個人來說，就非得經曆“剝離”這個“脫胎換骨”的過程不可。陳忠實反思，他從1973年到1976年四年裡寫了四篇小說，這幾篇小說都演繹階級鬥争，卻也有較為濃厚和生動的鄉村生活氣息，當時頗得好評，《接班以後》還被改編為電影，但是随着時間的推移，這幾篇小說緻命的問題就暴露出來了，不用别人評價，陳忠實自己都看得很清楚——問題在思想，那是别人的思想、時代的思想，而不是自己的思想，自己隻不過做了一回傳聲筒。
《白鹿原》手稿
站在曆史的角度看，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确實是一個曆史發生大轉折的時代。從過去的時代一路走過來的作家，精神和心理上“剝離”與不“剝離”，對其後來創作格局與發展的作用，效果還真是不一樣的。有的老作家，在五十年代寫過一些頗獲好評的歌頌“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文學作品，到了八十年代，面對時移世變，思想認識和感情态度還停留在當時的基點上，而且對新的東西一時還不習慣，接受不了，對現實失語，也就對曆史和未來失語，很難再進行新的創作，隻好寫一寫藝術技巧談之類的文章。這說明，不是任誰都能“剝離”的，也不是任誰都願意“剝離”的，更不是任誰都有這個必須“剝離”的思想自覺的。當然，“剝離”不“剝離”，完全是作家個人的一種自覺和自願選擇，絕對不是所有作家都必須要走的一條必由之路。筆者和陳忠實閑談得知，陳忠實對于有的作家在新時代面前不能适應和無法适應、思想和創作陷入進退兩難，看得很清楚，他以這些作家為鏡，反思，自審，再一次确認自己的“剝離”很有必要。
“剝離”不是完全放棄，而是堅持中有所更新，類似于哲學上的一個概念：“揚棄”。比如對待現實主義創作方法。1984年，陳忠實參加中國作協在河北涿縣召開的“全國農村題材創作座談會”，會上關于現實主義和現代派的讨論和争論，就對他極有啟示——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可以堅持，但現實主義必須豐富和更新，要尋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鮮活的現實主義。此後，陳忠實開始自覺地反思自己的現實主義寫作曆程。他想到了柳青和王汶石，這兩位陝西作家是他的文學前輩，當年寫農村題材獲得全國聲譽而且影響甚大，陳忠實視二人為自己創作上的老師。但是到了1984年，當他自覺地回顧甚至檢讨以往寫作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必須擺脫柳青和王汶石的影響。但他又接着說：“但有一點我還舍棄不了，這就是柳青以‘人物角度’去寫作人物的方法。”（《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創作手記》，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頁）
對陳忠實來說，“剝離”之後的“尋找”，主要的就是重新尋求意義世界，重構自己的審美判斷。舊的精神世界被逐漸“剝離”了，必然需要新的意義世界來“豐富”。“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既是尋找屬于自己的藝術表現方式，更是尋找屬于自己的意義世界和美學世界。小說，特别是長篇小說，最重要的還是寫人。陳忠實在小說藝術上尋找的結果，最終問題的歸結點，還是集中在人物描寫上。之前的很多文學作品寫人物，簡單地按階級劃分成兩大類，一是剝削者、壓迫者，一是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然後就是按“剝削壓迫，反抗鬥争”的模式結構情節，設計人物沖突。陳忠實在“尋找”之後認識到，寫人，要從多重角度探索人物真實而豐富的心靈曆程，要避免重蹈單一的“剝削壓迫，反抗鬥争”的老路，要從過去的主要刻畫人物性格變換為着重描寫“人的文化心理”，從寫“典型性格”轉變為寫人物的“文化心理結構”。性格不是不要寫了，“典型性格”也不是不要寫了，還是要寫的，但已不是自己創作的着眼點。過去的小說是以塑造性格為目的，他現在要以挖掘和表現人物的文化心理為鹄的，在挖掘和表現人物的文化心理的同時塑造人物性格，這樣才能寫出真實、完整而且豐富的人。
從1978年10月到1988年2月，陳忠實動筆寫《白鹿原》（1988年4月1日開筆）之前，一共寫了四十九篇短篇小說，九部中篇小說，還有一些散文和報告文學，這些都可以看作是陳忠實迤逦而行的藝術探索之履痕。仔細研讀這些作品，可以看出，在八十年代前期，陳忠實前進的腳步并不整齊，或前或後，或左或右，但他是緊緊追随時代大潮的，也一直義無反顧地走在“剝離”與“尋找”的道路上。而當時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的時代春風，也确實給陳忠實打開了一扇又一扇激動人心的精神之門，展示出一道又一道前所未見的藝術風景，進而激發出他無盡的創造活力和勇攀文學高峰的豪氣。最後通過《白鹿原》的創作，陳忠實完成了自己的文學使命。蝴蝶一生發育要經過幾個階段的完全變态，才能由蛹變蝶。大人虎變，君子豹變，作為作家的陳忠實，在其精神進化的過程中，大約也經曆了幾個階段的艱難蛻變。雖有種種先天不足，但陳忠實以聖徒精神追尋文學之門，雖九死而不悔，一方面具有可貴的反思精神，另一方面具有頑強的求索精神，這就使他能由最初的聽命和順随式的寫作，轉為自身的懷疑和内心的惶惑，進而不斷地開闊視野并尋找自己，在不斷蛻變中最終完成了作為一個作家的自我。聽命與順随，反思與尋找，蛻變與完成，三級跳躍，陳忠實走過了從沒有自我到尋找自我，最後完成并确立自我這樣一個過程，成為一個時代有标志性和代表性的大作家。
陳忠實後來有一些詩詞，抒發他在創作《白鹿原》過程中的懷抱，“拭目扪心史為鑒，破禁放足不做囚”（《和甯夏張其玮先生》）。特别是《青玉案·滋水》這首詞，借那條從南面的秦嶺山中奔湧而出，再由白鹿原東面折向西來，流經他家門前再向西去，然後北折彙入渭河的灞河（古稱“滋水”），抒發了他在創作的道路上無所畏懼，另辟蹊徑，堅持走自己道路的決心和豪邁：
湧出石門歸無路，反向西，倒着流。楊柳列岸風香透。鹿原峙左，骊山踞右，夾得一線瘦。倒着走便倒着走，獨開水道也風流。自古青山遮不住。過了灞橋，昂然掉頭，東去一拂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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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阮潔，西安音樂學院人文學院藝術哲學碩士。
邢小利，曾任陝西省作家協會《小說評論》雜志副主編、文學創作研究室主任。現任陝西白鹿書院常務副院長，中國書院學會副會長，陝西省柳青文學研究會會長，陝西省散文學會副會長。著有文藝評論集《長安夜雨》《文學與文壇的邊上》《陝西作家與陝西文學》，散文随筆集《回家的路有多遠》《種豆南山》《義無再辱》《長路風語》《獨向陌生》，長篇小說《午後》，以及《陳忠實傳》《陳忠實年譜》《陳忠實畫傳》《陳忠實研究》《柳青年譜》《陝西文學大事記1936—2016》等。
本期微信編輯：劉玉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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