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德國萊比錫大學哲學博士、複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郁喆隽的新著《财富、救贖與資本主義：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研究》。
韋伯所著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20世紀社會學、哲學、宗教學領域中一部無法繞過的著作，然而對其偏見和誤解之深，也是絕無僅有。本書力圖正本清源，引導讀者深入《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論證脈絡，對韋伯的宗教社會學研究有初步的了解，進而深入思考文化與社會互動的基本關系，提升讀者的人文素養和培養獨立思維精神。本書在系統介紹韋伯其人、其時代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寫作背景的基礎上，讓讀者直接、深入閱讀文本本身，同時補充一些歐洲文化史的相關内容（文藝複興、新教改革、啟蒙運動、資本主義興起），并穿插一些韋伯社會研究方法論的基本觀念（例如理想型、價值中立、選擇親緣性等），使得讀者深入思考文化和社會之間的雙向、互動的關系。此外，本書還有所擴充，涉及韋伯的其他著作，如《儒教與道教》《經濟與社會》等，着力拓展讀者的世界視野和獨立思考能力。最終，本書還将引導讀者來反思個人的生活選擇，例如對時間、金錢和職業的态度。
韋伯帶來的宏觀啟示
文 | 郁喆隽
來源 | 華文好書
韋伯對新教倫理的研究堪稱學術史上的一個典範，但是其結論是可以質疑、可以補充和可以推翻的。無論如何“韋伯命題”帶來的啟示不止于它本身，而已經引發了很多有益的宏觀發問。
第一，韋伯提出了文化與經濟、器物文明與公德心之間關系的問題。
中國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一直在尋求富強。需要承認的是，這種渴求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列強刺激造成的反應。但是我們也可以順着韋伯的思路考慮一下本國實作現代化的内在動力與阻礙。心懷富強夢想的國人，從19世紀以來也完成了曲折的漸進反思——最初直覺比較多源于器物層面，例如西方的船堅炮利。
于是晚清出現了洋務運動，并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口号；甲午戰争的潰敗使得國人看到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于是出現了晚清新政和國民革命，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随之成立。
不過如魯迅所說，革命之後“白盔白甲”又回來了。暴力革命可以在短時間内改變政治體制的外部結構，但卻很難改變組成這一結構的人。在随後的新文化運動中，中國的知識分子才逐漸将注意力轉移到了文化層面。但是對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的激進批判，又導緻了嚴重的精神斷裂……器物與文化的親和性絕非外在的和偶然的。
與此相關聯的問題是，文化有沒有優劣之分。從審美的角度來看，文化是沒有優劣之分，可以各美其美的。米洛斯的斷臂維納斯和顔真卿的《祭侄帖》代表了人類藝術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結晶。但是如果從經濟和軍事等器物的角度來看，文化的器物在功能上是有明顯優劣之分的。當槍騎兵面對坦克吐出的火舌沖鋒的時候，孰優孰劣一目了然。
比較難處理的是道德、倫理和政治制度。這些領域包含了大量的價值預設，因為存在第二階的困境——對好壞優劣進行評價的尺度出現了分歧。因而，現代性的一種突出症狀表現為，一個文化固有的價值尺度受到了持續挑戰和沖擊。堅守所謂的文化本位固然可以捍衛尊嚴感，但也可能受到相應器物功能上的碾壓。
第二，韋伯提出的核心問題是現代化——究竟什麼是現代化？現代化是否等于西方化？
多元現代化理論可以視為對一進制現代化的檢討。但是，當我們給出一個否定性的回答——現代化不是西方化——之後，我們還必須要回答那麼對我們來說，什麼才是現代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曾經出現過“四個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口号。以如今中國國力和國情來看，這四個現代化均已基本實作。
但韋伯所言的現代化遠不止這些，還涉及一個民族文化的根基，即倫理、道德、政治和生活方式。甚至後面這些領域中的現代化要比器物的現代化來得更加重要，因為它們才涉及現代人的塑造。一個手持iphone的人，可能其價值、世界觀和生活方式都是前現代的。
現代化并非一個可以一蹴而就的目标，而是涉及一些潛移默化的變化。當今社會在很多問題上無法直接給出大部分人可以接受的回答，也許恰是因為缺失了現代化的目标。例如，現代化應當讓婦女參與勞動、獲得經濟獨立，還是讓女性回歸家庭？
與此相關聯的問題是，在現代化過程中，如何處理傳統和未來的關系。我們已經習慣了用一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來應付這個問題。但是何謂精華，何謂糟粕，我們卻無法一一厘清。傳統文化無疑可以用來抵禦西化，但反過來，傳統是否也會成為現代化的重負呢？
第三，韋伯以其研究對文化中心主義提出了質疑。
進入20世紀之後，西方中心主義受到了多元文化主義（western centrism / multi culturalism）的質疑，但近年來這一趨勢卻面臨逆全球化的挑戰。韋伯在新教倫理以及随後諸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帶有西方中心論色彩的，但他絕對不是一個西方中心論者。韋伯之是以最終認為西方文化是最優越的，在于其給出了一套現代化的标準。中西的問題（不僅是一個地域差異問題）被放置到古今的架構中處理。
是以任何指責韋伯或者拒絕接受韋伯結論的人，都需要給出另一套現代化标準來。我們要看到，不僅是西方，幾乎每種文化在曆史上均有其“中心主義”。所謂中國原本的意思就是“天下之中”。中國傳統的天下觀以及相應的朝貢體制，也繼承了夷夏之辨的思路，帶有強烈的中華中心主義。在當今世界如何避免古人天朝大國心态，又不重蹈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覆轍，值得國人深思。
第四，韋伯對人類未來的悲觀論點也值得玩味。
當今世界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甚至針對性強的極端立場：一種立場認為人類未來是充滿沖突和沖突的。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國家和國家彼此不可能互相了解，将走向對立乃至戰争。這個立場類似《聖經》中描繪的巴别塔。
另一種立場則認為人類終将克服人種、語言、宗教和文化、價值觀的差異，最終實作人類大同。那麼究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還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呢？按照韋伯的看法，人類曆史不存在什麼鐵律，而取決于曆史程序中人采取的行動。
與此相關聯的問題是，我們如何面對和了解“他者”？我們能否采用鴕鳥政策，反複地重申本文化的優越性，進而不斷地孤芳自賞？還是要睜開眼睛看世界，成為文化的使者，嘗試去了解不同文化的優秀、美好之處？後者要求我們能夠寬容差異，接受多元，才能各美其美——既要能吃得了法國藍紋奶酪，也要能品味長沙臭豆腐……
韋伯提出的微觀問題
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不僅提出了上述的宏觀問題，他還提出了一些涉及每個人的微觀問題。例如，财富是什麼？财富歸根到底有何用？人為何要追求财富？很多人在平常的生活中很少思考這些問題，似乎其所在的社會已經提供了一套現成的回答，照着做就好了。
韋伯對“天職”的分析給出了一塊“他山之石”，讓我們看到，一份單純為了養家糊口的生計和帶有使命感及作為目的自身的天職，是有天壤之别的。雖然我們當然不用照單全收新教倫理式的職業觀念，但每個人依然可以反思一下自己工作的目的。工作中有些是有價的，有些是無價的，甚至還有一些是千金不易的。
即便我們不能奢望每個人都找到一份天職，但至少可以找到自己職業的底線。醫生、教師、公務員、警察、法官，每一種職業都具有其内在價值。教師要教書育人，醫生要救死扶傷，法官要維護正義……而在關鍵時刻，從事這種職業的人都要意識到，他不僅僅是為了賺錢而從事這份職業，而且要捍衛這種内在價值。
當下的世人處在一種精神危機當中。這是過去一個多世紀中劇烈社會變動的結果，而且我們還處在這一劇烈變動的過程中。我們也許很難用平和的心态去對待文化上的“他者”——處在倨傲和低微兩者之間，來回搖擺。如今的不少人展現出一種我稱之為“如花綜合征”的症狀：由于對他者的了解不足，進而無法從反思的立場看待自己，進而導緻一種文化上的認知障礙，經常表現為盲目自大。本書希望通過對韋伯的閱讀，可以克服這一症狀，走出自我中心，以他人為鏡，以文化為鑒，實作自觀與他觀的融貫。
我曾經看到過這樣一幅漫畫：非洲的大草原上，一頭小犀牛酷愛風景畫。但是它畫的每一幅風景畫正中，都有一個突出的微曲錐狀物——它自己的犀牛角。我們用成語“一葉障目”來形容這樣的人，而這頭小犀牛作為一個寫實派畫家，卻是“一角障目”。這隻角是什麼？它對小犀牛來說，就是一個與生俱來、從未反思的對象。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每個人都是這頭小犀牛。
近年來，不少人又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人類的未來會更好嗎？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無論是否定還是肯定，都請不要忘記一件事情：你和世界是有關聯的。你不僅僅是世界的旁觀者，你就是世界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說，你就是世界。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在接受審判的時候說：“未經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這句話意味深長。有些生活是值得過的，有些則是不值得的。值得過的生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僅僅靠反思就能實作。真正的問題在于，很多人缺乏勇氣，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把可以說的說清楚，對不可說的保持沉默。言辭到此終結，行動就要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