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郁喆隽的新著《财富、救赎与资本主义：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研究》。
韦伯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20世纪社会学、哲学、宗教学领域中一部无法绕过的著作，然而对其偏见和误解之深，也是绝无仅有。本书力图正本清源，引导读者深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证脉络，对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有初步的了解，进而深入思考文化与社会互动的基本关系，提升读者的人文素养和培养独立思维精神。本书在系统介绍韦伯其人、其时代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写作背景的基础上，让读者直接、深入阅读文本本身，同时补充一些欧洲文化史的相关内容（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启蒙运动、资本主义兴起），并穿插一些韦伯社会研究方法论的基本观念（例如理想型、价值中立、选择亲缘性等），使得读者深入思考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的关系。此外，本书还有所扩展，涉及韦伯的其他著作，如《儒教与道教》《经济与社会》等，着力拓展读者的世界视野和独立思考能力。最终，本书还将引导读者来反思个人的生活选择，例如对时间、金钱和职业的态度。
韦伯带来的宏观启示
文 | 郁喆隽
来源 | 华文好书
韦伯对新教伦理的研究堪称学术史上的一个典范，但是其结论是可以质疑、可以补充和可以推翻的。无论如何“韦伯命题”带来的启示不止于它本身，而已经引发了很多有益的宏观发问。
第一，韦伯提出了文化与经济、器物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关系的问题。
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在寻求富强。需要承认的是，这种渴求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列强刺激造成的反应。但是我们也可以顺着韦伯的思路考虑一下本国实现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与阻碍。心怀富强梦想的国人，从19世纪以来也完成了曲折的渐进反思——最初直观比较多源于器物层面，例如西方的船坚炮利。
于是晚清出现了洋务运动，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口号；甲午战争的溃败使得国人看到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于是出现了晚清新政和国民革命，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随之成立。
不过如鲁迅所说，革命之后“白盔白甲”又回来了。暴力革命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政治体制的外部结构，但却很难改变组成这一结构的人。在随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才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文化层面。但是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激进批判，又导致了严重的精神断裂……器物与文化的亲和性绝非外在的和偶然的。
与此相关联的问题是，文化有没有优劣之分。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文化是没有优劣之分，可以各美其美的。米洛斯的断臂维纳斯和颜真卿的《祭侄帖》代表了人类艺术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结晶。但是如果从经济和军事等器物的角度来看，文化的器物在功能上是有明显优劣之分的。当枪骑兵面对坦克吐出的火舌冲锋的时候，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比较难处理的是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这些领域包含了大量的价值预设，因为存在第二阶的困境——对好坏优劣进行评价的尺度出现了分歧。因而，现代性的一种突出症状表现为，一个文化固有的价值尺度受到了持续挑战和冲击。坚守所谓的文化本位固然可以捍卫尊严感，但也可能受到相应器物功能上的碾压。
第二，韦伯提出的核心问题是现代化——究竟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是否等于西方化？
多元现代化理论可以视为对一元现代化的反省。但是，当我们给出一个否定性的回答——现代化不是西方化——之后，我们还必须要回答那么对我们来说，什么才是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经出现过“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口号。以如今中国国力和国情来看，这四个现代化均已基本实现。
但韦伯所言的现代化远不止这些，还涉及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即伦理、道德、政治和生活方式。甚至后面这些领域中的现代化要比器物的现代化来得更加重要，因为它们才涉及现代人的塑造。一个手持iphone的人，可能其价值、世界观和生活方式都是前现代的。
现代化并非一个可以一蹴而就的目标，而是涉及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当今社会在很多问题上无法直接给出大部分人可以接受的回答，也许恰是因为缺失了现代化的目标。例如，现代化应当让妇女参与劳动、获得经济独立，还是让女性回归家庭？
与此相关联的问题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传统和未来的关系。我们已经习惯了用一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来应付这个问题。但是何谓精华，何谓糟粕，我们却无法一一厘清。传统文化无疑可以用来抵御西化，但反过来，传统是否也会成为现代化的重负呢？
第三，韦伯以其研究对文化中心主义提出了质疑。
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中心主义受到了多元文化主义（western centrism / multi culturalism）的质疑，但近年来这一趋势却面临逆全球化的挑战。韦伯在新教伦理以及随后诸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但他绝对不是一个西方中心论者。韦伯之所以最终认为西方文化是最优越的，在于其给出了一套现代化的标准。中西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地域差异问题）被放置到古今的框架中处理。
所以任何指责韦伯或者拒绝接受韦伯结论的人，都需要给出另一套现代化标准来。我们要看到，不仅是西方，几乎每种文化在历史上均有其“中心主义”。所谓中国原本的意思就是“天下之中”。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以及相应的朝贡体制，也继承了夷夏之辨的思路，带有强烈的中华中心主义。在当今世界如何避免古人天朝大国心态，又不重蹈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覆辙，值得国人深思。
第四，韦伯对人类未来的悲观论点也值得玩味。
当今世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甚至针对性强的极端立场：一种立场认为人类未来是充满冲突和矛盾的。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和国家彼此不可能相互理解，将走向对立乃至战争。这个立场类似《圣经》中描绘的巴别塔。
另一种立场则认为人类终将克服人种、语言、宗教和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最终实现人类大同。那么究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还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呢？按照韦伯的看法，人类历史不存在什么铁律，而取决于历史进程中人采取的行动。
与此相关联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面对和理解“他者”？我们能否采用鸵鸟策略，反复地重申本文化的优越性，从而不断地孤芳自赏？还是要睁开眼睛看世界，成为文化的使者，尝试去理解不同文化的优秀、美好之处？后者要求我们能够宽容差异，接受多元，才能各美其美——既要能吃得了法国蓝纹奶酪，也要能品味长沙臭豆腐……
韦伯提出的微观问题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不仅提出了上述的宏观问题，他还提出了一些涉及每个人的微观问题。例如，财富是什么？财富归根到底有何用？人为何要追求财富？很多人在平常的生活中很少思考这些问题，似乎其所在的社会已经提供了一套现成的回答，照着做就好了。
韦伯对“天职”的分析给出了一块“他山之石”，让我们看到，一份单纯为了养家糊口的生计和带有使命感及作为目的自身的天职，是有天壤之别的。虽然我们当然不用照单全收新教伦理式的职业观念，但每个人依然可以反思一下自己工作的目的。工作中有些是有价的，有些是无价的，甚至还有一些是千金不易的。
即便我们不能奢望每个人都找到一份天职，但至少可以找到自己职业的底线。医生、教师、公务员、警察、法官，每一种职业都具有其内在价值。教师要教书育人，医生要救死扶伤，法官要维护正义……而在关键时刻，从事这种职业的人都要意识到，他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从事这份职业，而且要捍卫这种内在价值。
当下的世人处在一种精神危机当中。这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剧烈社会变动的结果，而且我们还处在这一剧烈变动的过程中。我们也许很难用平和的心态去对待文化上的“他者”——处在倨傲和低微两者之间，来回摇摆。如今的不少人展现出一种我称之为“如花综合征”的症状：由于对他者的了解不足，从而无法从反思的立场看待自己，从而导致一种文化上的认知障碍，经常表现为盲目自大。本书希望通过对韦伯的阅读，可以克服这一症状，走出自我中心，以他人为镜，以文化为鉴，实现自观与他观的融贯。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幅漫画：非洲的大草原上，一头小犀牛酷爱风景画。但是它画的每一幅风景画正中，都有一个突出的微曲锥状物——它自己的犀牛角。我们用成语“一叶障目”来形容这样的人，而这头小犀牛作为一个写实派画家，却是“一角障目”。这只角是什么？它对小犀牛来说，就是一个与生俱来、从未反思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头小犀牛。
近年来，不少人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的未来会更好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都请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和世界是有关联的。你不仅仅是世界的旁观者，你就是世界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你就是世界。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接受审判的时候说：“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句话意味深长。有些生活是值得过的，有些则是不值得的。值得过的生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仅仅靠反思就能实现。真正的问题在于，很多人缺乏勇气，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把可以说的说清楚，对不可说的保持沉默。言辞到此终结，行动就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