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洁宇
对于鲁迅来说，这样一种“真”的写作，既是符合启蒙理想与时代主潮的“为人生”的写作方式，也是他个人文学生命中最深层最真切的内在需求。综观整个《野草》，关于生命与文学的深入探索几乎无处不在。生命哲学是鲁迅关于“写什么”的探索，而文学写作观念则是他时刻关心的“怎么写”的思考。而这两者，在他的生命中是紧密交织、不可分离的。
正如他在《题辞》中所强调的，“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但是，他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在这里，鲁迅已经说得非常明确，“野草”是代表着他这部散文诗集的精神特征的。
对应于所有美好的花叶和乔木而言，“野草”不“美”、不取悦于人、不具有任何装饰性，但是，它却是鲁迅以自己“生命的泥”所养育，以“过去的生命”的“死亡”与“腐朽”所换取的，它甚至可以直接等同于作家的生命。因此鲁迅说：“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这句话，包含了鲁迅对于写作的最根本的看法，以及他对文学的信仰。
因为这里的“写作观”，绝非一种纯文学意义上的概念，而已经深化为一种生命的方式：鲁迅以“写作”作为斗争与实践的方式、作为“生”——生命与生活——的实践方式，他的生命几乎是与他的写作完全交织在一起的。写作是他“活”的证明、“活”的动力和成果，更是支持他继续“活”下去的最大安慰。即如他在《写在〈坟〉后面》中所说的：
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做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是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
这段动情的文字透露了鲁迅内心非常真实的一面。的确，鲁迅从来不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他的写作几乎是与他的人生同为一体的，他的写作也就是他以生命的心血进行灌溉的过程。可以说，“诗与真”的问题在他那里已不仅是一个艺术问题，而成为一个熔铸着写作者生命与写作的特殊的哲学追问。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对于“诗与真”的理解与实践，超越了古今中外很多艺术家的认识和理解，达到了一个更加高远的境界，也具备了更为强大而独特的生命力量与历史意义。
《野草》是鲁迅最集中讨论生命哲学的文本。“一丛野草”包含了“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等诸多人生的重大话题。而就在他最常论及的“生”与“死”之间，鲁迅创造性地引入了“活”与“行”的问题。
与“死”相对的“生”，是一种客观性的生理状态，但这种“生”并不等于鲁迅所说的“活”。在鲁迅看来，苟延残喘不是“活”，只有“行”才是“活”的方式和证明。而这个“行”，对鲁迅本人而言，则包含有写作、翻译、讲演、编刊等方式，总之即是一种与社会现实短兵相接的斗争实践。没有此类斗争实践，就不能算是“活”的状态。
即如他1927年5月在广州编定《朝花夕拾》之后所写到的：“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这句话看似平淡却深藏着痛苦与无奈。身处“四一二”之后的广州，鲁迅即便是痛定思痛也仍然无法发声，编旧稿看似“总算也在做一点事”，但在内心之中，他却将之清醒地归为“虽生之日，犹死之年”的非“活”状态。
因为在他眼里，一个写作者不愤怒、不发声、不写作，就算不上是“活”。同样的，当晚年的他在病榻上醒来，感叹“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的时候，他的思路仍是那样一贯，即只有“切实”的“动作”和“行动”才证明了人的“存在”和“生活”。
类似的表达最集中地还是出现在《野草》中。在《过客》里，过客形象不仅在清醒、执拗、沉默、疲惫等方面体现着鲁迅本人的精神特征，更以其“我只得走”的人生哲学对鲁迅“活”与“行”的哲学做出了最好的诠释。过客的一生都在“走”，“从还能记得的时候起”，一直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这个看似无始无终的“走”，取消了具体的时空条件，成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行动，即“反抗绝望”、克服虚无的“行”。这个行为显然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悲剧精神。
通过“行”(行动)，人才能进入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悲剧困境，并展现出人类追求的意志和力量。过客的“走”由此获得了形而上的哲学提升，表现出强烈的质询、控诉的气质，而不安于承受和悲悼。亦如《铸剑》中的黑衣人、眉间尺，《非攻》中的墨子等人物一样，他们并不像希腊古典悲剧那样最终只能证明人的有限和孤独并最终转向神的皈依，因为鲁迅的悲剧哲学寻求的不是灵魂的平安，也不是悲剧的超越或者解脱，而是一种坚持战斗、“永远革命”的精神。
“我只得走”的过客哲学正是鲁迅以“行”赋予人的生命以“活”的意义的形象性表达。《野草》时期正是鲁迅翻译厨川白村的时期，厨川白村曾说：“不淹，即不会游泳。不试去冲撞墙壁，即不会发见出路。在暗中静思默坐，也许是安全第一罢，但这样子，岂不是即使经过多少年，也不能走出光明的世界去的么？不是彻底地误了的人，也不能彻底地悟。”“俗语说，穷则通。在动作和前进，生命力都不够者，固然不会走到穷的地步去，但因此也不会通。是用因袭和姑息来固结住，走着安全第一的路的，所以教人不可耐。”
这样的翻译，几乎很难分辨出究竟是厨川白村还是鲁迅本人的思想和语言。他们的观点显然非常一致，即认定只有“行动和前进”才是生命力的体现，一切无行动的空想都不能算是真正有意义的“活”。那种“因袭”“安全”的“半死不活”，才是对人生最大的“误”。这是鲁迅人生哲学的核心基础，也是决定了他本人生活与写作方式的重要因素。
与“我只得走”的过客哲学相似的还有“我不如烧完”的死火哲学，他在燃烧与冻灭之间选择燃烧，拒绝温暾的苟且，实现了如红彗星般的生命的完成，摆脱了冻僵在冰谷里的那种不烧不灭、不死不活的状态。《过客》与《死火》的写作时间虽然相隔近两个月，两篇文字的风格和写法也大有不同，但在最关键的问题——“活”与“行”的思考——上却是完全一致的。
死火决定用“烧完”自己的方式助“我”走出冰谷，过客也终将以“走”的方式跨越个人的生命之“坟”，走出一条真正的“路”。这两种方式归根结底是完全一样的，它意味着一种将个人的生命与现实历史相结合的愿望，通过“行”动，将个体生命赋予“活”的意义，以融入民族与文化的未来的方式，延续生命的力量，获得生命的真正价值。
《野草》中的类似表达其实还有很多。比如《死后》对身体“死亡”而“知觉不死”状态的深深恐惧，亦即对半死不活、想动而不能动的非“活”状态的恐惧。而在《一觉》中，经历了年轻生命的被害与牺牲、目睹了无数平民在战乱中死亡之后，鲁迅却拒绝沉沦和颓唐，反而“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这正是鲁迅特有的思路和一贯的想法，即在绝望与绝境中陡然生出最强烈的反抗，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更焕发出“生”与“战斗”的力量。
就像他在1925年元旦的深夜里写就的《希望》中所说的那样，虽然自知“身中的迟暮”，但因为“惊异于青年的消沉”，他说，“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他“放下了希望之盾”，要与这“暗夜”展开一场殊死战。这里，“行”的哲学又出现了。虽然“分外的寂寞”和绝望，但鲁迅还是选择放下有关希望与绝望的怀疑和挣扎，以肉搏的“行”打破暗夜，探寻“活在人间”的出路。迟暮的他不是不可以选择坐而论道、做青年的导师，但他却宁可勉力“肩起沉重的闸门”，因为他只愿以实际的“行”去引领消沉的青年，告诉他们这是唯一可能走出暗夜的方式。
从《希望》到“必读书”，从《过客》到《死火》，从《死后》到《一觉》……，鲁迅的思考与写作中始终存在着这样一条有关“行”与“活”的主线。这条主线，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式，即如他在《野草》的《题辞》中所说的：“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对于鲁迅本人来说，写作就是他的“行”，就如同过客的“走”或死火的“燃烧”，写作为他“过去的生命”“还非空虚”“作证”，也为他的人生赋予了“活”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所写的，就像是过客脚下的路或是死火发出的如红彗星一样的光，终将突破一己的生死悲欢，成为整个时代的声音。
这同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鲁迅在《野草》之后离开了北京、走向了杂文。他绝不可能在“六面碰壁”的状态下苟活，必然要以实际的“行”去呼应来自时代的要求，就像他自己给出的解释：“日在变化的时代，已不许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他势必要以新的写作和新的行动实践来回应那个“日在变化的时代”。
本文选自杨联芬、张洁宇所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精读》，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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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精读》
杨联芬 张洁宇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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