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先生早年追随陳寅恪大師，後在美國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在魏晉南北朝史、中日關系史、敦煌吐魯番學諸多領域辛勤耕耘，是一位學貫中西、著作等身、令人崇敬的學問大家。周先生去世已二十餘年了，但仍可看到學界對他的追懷與紀念。近日整理此前師友往來信件，翻出周一良先生的一封信，頃刻将我的思緒拉回三十年前的1992年。看着這封發黃發脆的信紙，平凡不起眼的信封，以及樸實無華但卻流露出哲人風範的文字，我竟有想寫一點東西的欲望了。
周一良先生來信信封
1992年九月中旬，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四屆年會在西安陝西師範大學舉辦，我的老師趙文潤教授負責這次年會的籌備工作。當時我剛入職唐史研究所不久，趙老師給我配置設定的會務工作非常獨特，這就是在會議期間陪同照顧遠道而來的周一良教授、日本的谷川道雄教授。17日，我前往西安鹹陽機場接機，見到在學界享有盛名令人崇敬的北京大學周一良教授。和周先生打招呼，說明我是牛緻功、趙文潤教授合招的隋唐史研究所學生，現在陝師大唐史研究所工作，奉趙老師訓示來接機雲雲。周先生風趣地說，牛緻功教授在北京大學讀過研究所學生，幾十年沒有見面了。他還問及牛先生近況，西安近日天氣等。18日舉辦大會開幕式，那一屆年會參會的日、韓（當時還稱南北韓）學者很多，我知道的就有日本的谷川道雄、藤家禮之助、窪添慶文、關尾史郎等先生，南韓學者有樸漢濟、池培善、李潤和等教授。國内著名學者如朱紹侯、高敏、黃烈、簡修炜、黃惠賢、鄭佩欣、黎虎、周偉洲、白翠琴等八十餘位學者與會。特别是湖北襄陽和河南南陽兩地為“諸葛亮躬耕地”學術公案，分别派一組研究人員，并帶來代表各自主張的書籍與會，成為這次學術年會靓麗的風景線。
會議合影
右一為馮慧福先生，右三為周一良教授，右四為拜根興，右五為辛長青先生，右六為洪廷彥先生。
會議籌備過程中，著名民族史學者周偉洲教授主持制定了開幕式及會議議程。開幕式上日本谷川道雄先生宣讀賀辭，從西北大學請來的一位日語翻譯對個别詞句翻譯有誤，在主席台就座的周先生及時提示坐在旁邊的翻譯，翻譯才較為順暢地完成任務，大家開始有點詫異，随後鼓掌歡迎。下午周先生應邀和曆史系的各位老師見面，談八十年代他的學術研究，以及學界的評價反響等，最後還回答了一些老師提出的問題。
西安那幾天天有點涼，周先生攜帶的衣服有限，我就領周先生到一路之隔的唐史研究所，将我的一件毛衣拿給先生穿，沒想到周先生穿起來非常合身，他還誇獎我的衣服好。牛緻功教授在會議間隙專程拜訪周先生，談及1959年末因何不辭而别結束研究所學生學習傳回西安，并對當時沒有向系上司周先生報告緻歉，周先生會意地笑笑而已。還在西安交大任教的胡戟老師，師大曆史系的劉九生老師前來拜訪，周先生聽聞他們各自情況，并多有安慰和指導。
會後組織與會者到西安周邊參觀考察。我先陪周先生到秦始皇兵馬俑、華清池，以及剛開館不久的陝西曆史博物館等地參觀。21日，周先生、谷川道雄先生、馬馳老師和我乘坐會務組派的小面包車前往法門寺等地。記得當時前往法門寺博物館的路很難走，要經過三個小時左右才能到。路上周先生問我碩士論文題目，我竟然一時想不起來，非常尴尬窘迫，周先生很耐心，樂呵呵地拍着我的肩膀說：“你太緊張了，沒有關系的。”他還提到在陝師大唐史研究所工作很好，應該加強唐代政治史的研究，唐代東亞史還有進一步探讨的必要等等。其他與會者則坐租借來的兩輛大巴前往法門寺博物館、楊貴妃墓參觀，當天下着小雨，傳回時雨越下越大，途中一輛大巴的前輪胎竟不翼而飛，司機好不容易才找到；南韓學者說車頂漏水，他們一路打傘，這些均成為與會者吐槽的主要話題，可見當時師大辦會條件之艱苦。
作者與谷川道雄、馬馳教授合影
作者與谷川道雄教授在法門寺合影
因我的專業方向為隋唐史，而這次會議卻是魏晉南北朝年會，故撰寫《試論魏晉南北朝時期陝西的旅遊》小文參會。那幾天陪周先生來回參觀考察，他待人和藹可親，其他人問詢學術問題，他都耐心地解答，看不出有些大學者常有的不耐煩和不屑。這次年會選舉朱大渭先生為新一屆學會會長，周偉洲教授為秘書長，大會圓滿成功。24日送周先生到機場，臨别時周先生一再感謝鼓勵我，并說回到北京要給我寄一本他自己的書。
随着持續六天的學會年會結束，我受命撰寫會議綜述、會議論文簡介等，這些文字後發表于《陝西師大學報》（1993年第1期）《魏晉南北朝學會會刊》（第9期）等刊物上，故将周先生給我寄書的事情抛到腦後了。不過，當年12月下旬，我收到老先生17日寫好，18日發出的信件及照片，同時還收到老先生寄來的《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大著。信中寫道：
根興同志
西安開會多蒙照應，至為感謝！照片近才印出，甚歉，寄上請查收！馬馳同志請轉交。胡戟同志調動事諒已圓滿解決。劉九生同志并乞問候。
即緻
敬禮！并賀新年
周一良 九二·十二·十七
信件原稿照片
周一良先生寄贈的《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
信封為北京大學的普通黃褐色信封，郵資為0.2元，書信文字為豎寫。此時周先生已八十歲了，可能寫字手有點抖，如此字迹就有點斷斷續續。信中提到在西安幾天參會及考察活動，感謝我對他老人家的照顧，随信還寄來多張我們的合影照片。九十年代初相機可是缺物，不像現在随時随地都可用手機拍照，好像周先生來時帶了一架小相機，故到法門寺、楊貴妃墓，以及臨潼華清池等地，他給我們拍照，也請其他人拍合影，故而才有将洗好的照片一并發給我，委托我轉交予馬老師的合照事宜。信中還提及胡戟老師從西安交大調動工作事宜，其實胡老師來陝西師範大學曆史系到1994年才最後辦妥；劉九生老師曾拜訪過周先生，故也讓代為問候。就是說，這封信雖隻有短短七十五字，但蘊含的意思卻很多。
1992年至今三十年已過，這封信先是夾在周先生寄贈給我的書裡，後來改放在檔案夾。記得1998年五月初我到北京辦理留學簽證，期間頗多閑暇，曾有想去北大拜訪老人家的想法，但又聽聞先生身體有恙，是以就沒敢前往打擾。而2001年11月聽聞先生病逝的噩耗，正在南韓留學的我頗感悲痛。2001年至今二十年過去了，時常想到周先生的教誨，偶爾也會拿出這封信欣賞，以之激勵鞭策自己努力鑽研學問，取得更多的成果。好在我後來從事唐代東亞史的教學研究，冥冥中與周先生當時所說有所關聯，謝謝老先生！2019年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來陝師大講學，在一次座談會上我提到珍藏周先生信件的事情，榮教授說這可是很好的史料，囑咐我好好珍藏。
是的，應好好珍藏這封信。明年為周先生誕辰110周年的年份，撰此小文，表達後輩誠摯的懷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