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迷”們快去收藏！《福爾摩斯與無意識偵探》帶你領略精神分析的魅力

南方網訊 福爾摩斯的探案故事，與精神分析有着怎樣不謀而合的方法和政策？為什麼《血字研究》開篇的情節，已經預言了主人公未來的命運？為什麼《皮膚變白的軍人》，堪稱是一場精神分析般的俗世調查？在《波西米亞醜聞》中，又存在着哪些精神分析語境下的“原型”？

福爾摩斯的書迷朋友可以在這本新書裡找到不一樣的解讀。

近日，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書《福爾摩斯與無意識偵探》上市，全書内容涉及幾乎所有的福爾摩斯探案故事，“福迷”值得閱讀與收藏！

在這本書裡，法國著名精神分析家帕特裡克·阿夫納拉從柯南 道爾和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的創作和研究曆程入手，呈現了他們是如何成為享譽全球的偵探小說家、精神分析的開創者，并在細緻分析福爾摩斯探案故事的基礎上，探索了“無意識”概念的起源與流變。

他從《福爾摩斯探案全集》裡選出了許多頗具精神分析意味的段落和細節來進行解讀，以精神分析的方法解讀偵探小說，其中不僅貫穿着弗洛伊德個人思想的形成，也融入了精神分析的各種概念和分析技術。

在作者的巧妙行文下，虛構的福爾摩斯故事與弗洛伊德真實的思想人生交織在一起，互相闡釋、對照，并成為極具精神分析價值的文本。

作者阿夫納拉有多年臨床分析經驗，他的著作總是善于将臨床實踐、精神分析理論和人文趣味巧妙融合，讓讀者在文學、藝術等廣博的人文閱讀中，領略精神分析的魅力。

阿夫納拉先生用他的臨床經驗和著述告訴我們，精神分析是一個無限廣博深邃的世界。在這部堪稱專業又跨界的作品中，作者向精神分析研究者和愛好者，呈現了研習精神分析的獨特途徑，也為全世界的福爾摩斯迷們，展現了打開福爾摩斯故事的另一種方式，堪稱精神分析版的福爾摩斯探案！

作者介紹

帕特裡克·阿夫納拉（Patrick Avrane，1946—），法國著名精神分析師，精神病醫生，作家。法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協會（SPF）前任主席，學術期刊《SPF通訊》現任主編。阿夫納拉的作品多從大衆熟悉的題材比如文學形象、著名人物等入手進行寫作，以巧妙的構思把精神分析的精彩之處呈現于筆端。著有《傾聽時刻：精神分析室裡的孩子》《房子：當無意識在場》《金錢：從左拉到精神分析》《祖父母的肖像畫：一個家庭故事》《愛的悲傷：一個真理時刻》等。

譯者介紹

譯者|姜餘，巴黎第七大學精神分析學博士。現為東南大學人文學院教師。法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會（SPF）臨床精神分析師、中國精神分析專業委員會拉康學組委員、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分析家、江蘇省心理衛生協會精神分析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譯著有《兒童精神分析五講》《智力心理學》《宗教的凱旋》（以上為合譯）、《百分百多爾多》。

譯者|黃可以，南京大學法語系翻譯理論與實踐專業在讀博士，譯有《哲學帶不來幸福》、《傾聽時刻：精神分析室裡的孩子》（合譯）。

精彩書摘

中文版序

19世紀末，倫敦，大英帝國的首都，生于1859年的阿瑟·柯南·道爾在此行醫。他是一名年輕醫生，也是一個天主教徒，卻在一個基督教國家行醫。診所門庭冷落，他有許多閑暇，于是就用寫小說來打發時間。《血字研究》出版于1887年，這是福爾摩斯和他的同伴華生醫生的第一次亮相。新的人物誕生了。這個偵探讓他的創作者赢得大名。從此，他們的冒險譽滿全球，超越了大英帝國的國境線。

同一時期，維也納，奧匈帝國的首都，生于1856年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此行醫。他也是一名年輕醫生并且是猶太人，卻在一個天主教國家行醫。他與傳統醫學決裂了。1899年，他出版了《夢的解析》，這是第一項精神分析性質的研究成果。從此，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就與他的衆多發現融為一體了。精神分析家，這個由他創造的角色，逐漸聲名顯赫，超越了奧地利的國境線。

巧合絕非偶然。把這兩個人的命運聯結起來的，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心靈感應遊戲。阿瑟·柯南·道爾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都是醫生，是以他們都關心人間疾苦。他們都接受了在那個時代占上風的理性主義的訓練，對解決那時的常見問題都已經駕輕就熟。他們定居在各自帝國的中心，對于當時所有的最新發明與發現，也都了然于心。他們并不供奉宗教神明，而且他們家庭的宗教也與他們定居地的宗教不同，這就可能有助于他們超越傳統的信仰。他們對真理的追求需要一種新的實踐，一種新的職業。福爾摩斯不僅是一個小說人物，也是現代調查員的原型，許多警察都承認這一點。福爾摩斯說：“我有自己的職業，可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他補充說，一些令人絕望的案件被送過來，“就像醫生有時會把他們無法治愈的病人送到江湖郎中那兒一樣”。這兩個論斷都非常适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其職業生涯的早期，他接待的那些患癔症的女人，她們的病症，用其他方法治療都沒有效果。

細心傾聽前來咨詢的人，明了他們的請求，通過分析一些看似無關緊要的迹象，發現隐藏的東西。在西方，偵探和精神分析家是古代占蔔、神谕等祭司傳統的一部分。然而，與後者不同的是，他們不依賴上帝，不依賴任何宗教信仰。阿瑟·柯南·道爾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兩個19世紀科學主義的孩子，都是非常世俗的。解決之道不是求助于任何彼岸，而是使用一種成熟的技術，一種在各個方面均得到證明的技術。

1950年，醉心于中國文化的荷蘭外交官高羅佩，出版了一系列關于狄公的偵探小說。這個人物的原型是唐朝的士大夫狄仁傑。在中國，關于他的探案故事在18世紀已經是小說創作的主要素材。從本質上說，這個古代調查官的工作模式與阿瑟·柯南·道爾所描述的模式具有相似性。但有所不同的是，被我們今天定義為幻想的次元，在狄仁傑的故事裡是顯在的:他會遇到一些鬼魂，尤其是被害者的鬼魂;他也做夢，但這是那些死者，那些在傳說當中存在的鬼魂給他托夢，向他表明一些資訊。弗洛伊德的或者福爾摩斯的方法與這個觀念是徹底決裂的。當主人公做夢時，他們的夢是他們自己的。死者或者靈魂沒有給他們帶來任何東西，這些夢屬于夢者，這些夢是主體的話語，這些夢見證着此人的無意識欲望。如果鬼魂現身，并不是死者的幽靈從他們的墳墓中飄了出來，并不是死去的靈魂獲得身形，而是消失的意識或無意識的記憶在擾動主體。這當然是一種現實，但卻是精神現實;是幻想的，絕不是鬼怪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從夏洛克·福爾摩斯的冒險中讀出精神分析的活力源泉，這些冒險有着世俗的次元。重要的可能不是解開謎團，而是為了解開謎團所進行的必要行動，為了治療(不僅僅是調查)能夠實施而進行的必要行動。柯南·道爾的那些故事可以被解讀為精神分析動力學的具象表現。

然而，作家創作的是一個虛構人物，弗洛伊德發明的則是一種實踐，經由精神分析家們的推行，這一實踐已遍及世界各地。前者并未面對一個警察的現實（确切地說，他試圖這樣去做，但并未成功），但是後者被臨床的迫切性推動着，他從未停止過修改理論，以至于今天，我們也還在修改理論的過程中。在這一點上，兩位創造者分道揚镳了。阿瑟·柯南·道爾離開了其創作的小說主人公的科學邏輯，開始相信鬼魂、靈媒，開始相信與遊魂的溝通。他開始熱衷于通靈論。他可以忘記自己創作的人物，那些充滿理性的，被認為具有弗洛伊德式理性的人物。因為這些人物隻不過是紙上的存在，而精神分析家是活生生的存在。弗洛伊德的理論不是建立在文學之上的，他從不間斷地參考着臨床，而臨床拒絕仙女們的在場。

從儒勒·凡爾納的《格蘭特船長的兒女》開始，我嘗試着闡釋與一位精神分析家在第一次會面期間發生的事情:請求的表達。同樣，我也了解了《奇妙的旅行》成功的原因之一，他們對待讀者，就像精神分析家在分析當中對待來訪者那樣。通過對達芙妮·杜穆裡埃《蝴蝶夢》的閱讀，我可以更好地了解身體形象的概念。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讓·桑德伊》以及《蓋爾芒特家那邊》，讓我勾勒出“孤獨存在的能力”的形象，而“孤獨存在的能力”是精神分析家唐納德·溫尼科特提出的概念。弗洛伊德一直認為作家的創作會證明精神分析的發現，因為作家的發現總是比精神分析家領先一步。

“但我們得停在這兒了，否則的話，我們可能就真的忘記了哈羅德和格拉迪瓦隻是一本小說中的人物。”弗洛伊德在他關于威廉姆·詹森的《格拉迪瓦》的論文中總結道。這些被創作出來的人物，他們不是來找精神分析家咨詢的人，忘記了這一點，就會忽略一個事實：根本性的東西存在于臨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