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浙江省第二十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評選結果日前揭曉，藝術人文學院孔令偉教授的《悅古——中國藝術史中的古器物及其圖像表達》（上海書畫出版社）獲得基礎理論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獎。現推送書中第二章第四節，與讀者分享。
徽宗朝的古物聚藏與著錄
孔令偉/撰
和前代相比，北宋的古物聚藏頗為可觀，而其中關于古代禮器、銅器的收藏更是遠遠超越了古人。蔡縧在《鐵圍山叢談》中談到，大觀初，宋徽宗“乃效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凡所藏者，為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獨政和間為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宣和後……累數至萬餘。” [1]
圖譜是對實物的記錄。宋帝室的鐘鼎古物，主要集中收藏在三館秘閣、太常寺等處。秘閣的工作之一是為古器制作圖錄，楊南仲《皇祐三館古器圖》就是一個例子——這部圖錄也是黃伯思編纂《博古圖》時所參考的“秘閣舊籍”之一。徽宗時期，宣和殿、保和殿則成為古物聚藏中心，《宣和博古圖》所著錄的器物也主要來自于這兩處宮殿。
蔡京有《太清樓侍宴記》，記述了宣和殿景緻：
政和二年三月，……诏臣京曰：“此跬步至宣和，即言者所謂金柱玉戶者也，厚誣宮禁。其令子攸掖入觀焉。”東入小花徑，南度碧蘆叢，又東入便門，至宣和殿，止三楹，左右挾，亦三楹；中置圖書、筆硯，古鼎、彜、罍、洗。陳幾案台榻。漆以黑。下宇純朱，上棟飾綠，飾緣無文采。東西庑各有殿，東西庑側各有殿，亦三楹……[2]
政和五年，宣和殿始設學士職位，徽宗專為此事頒賜了手诏：
宣和秘殿，建自紹聖中。經毀徹廢。更至崇甯初，繼複繕完。朕萬幾餘暇，遊息須臾之間，未始不居于此。近置直殿，以左右近侍官典領，吾囗囗囗囗有以處之。宜置新妝，以彰榮近，以永其傳。可置宣和殿學士，班在延康殿學士之下，以兩制充，聽旨除授。凡厥恩數，并依延康殿學士體例施行。[3]
蔡京長子蔡攸是首任宣和殿學士——蔡攸和王黼都是徽宗寵信的官員。蔡攸無學，宣和年間執掌秘書省，是近百位飽學儒臣的領袖。他曾召秘書省官員于道山食瓜，衆人征說“瓜事”，每說一條，“食瓜一片”。儒臣回避蔡攸，不敢盡言。校書郎董逌連說數條，多為人所未聞。其後，董逌即被貶黜出京。[4]學士蔡攸得寵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褲，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谑浪語”。[5]蔡攸負責管理内府儒臣，組織古物、古禮的考訂工作；和蔡攸共事的這位王黼，姿容俊美，多智善佞，是《宣和博古圖》的主編。
徽宗時期，除了宣和殿，俟後建立的保和殿也是收藏古物的重要所在。政和三年九月保和殿落成之後，徽宗皇帝還寫下了一篇《保和殿記》，雲：
乃诏有司徙屯營于宮垣之外，移百官舍宇，俾就便利。得其地，遷延福宮于宮城之北，即延福舊址作保和殿。五楹挾三，東側殿曰出光，西側殿曰保光；保和之後有殿曰燕頤，西旁有殿曰怡神、曰凝神，其楹數如保和。總為屋七十五間。工制甚巧，人緻其力。始于四月癸巳，至九月丙午殿成。上飾純綠，下漆以朱，無文藻繪畫五彩。垣墉無粉澤，淺黑作寒林平遠禽竹而已。前種竹、木樨、梅、桐、橙橘、蘭蕙，有歲寒秋香、洞庭吳會之趣。後列太湖之石，引滄浪之水。波池連綿，若起若伏，支流派判，萦纡清泚，方壺、長江遠渚之興。左實典谟訓诰經史，以憲章古昔，有典有則；右藏三代鼎彜俎豆、敦盤尊罍，以省象制器，參于神明，薦于郊廟。東序置古今書畫，第其品秩，玩心遊思，可喜可愕；西夾收琴阮箫硯，以揮毫灑墨，放懷适情雲雲。[6]
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徽宗再次召蔡京入宴。蔡京留下了《保和殿曲宴記》，記錄了保和殿的景緻與古物收藏：
始至保和殿。三楹，楹七十架，兩挾閣，無彩繪飾侈……中楹置禦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彜器。王左挾閣曰“妙有”，設古今儒書、史子楮墨。右曰“日宣”，道家金櫃玉笈之書，與神霄諸天隐文。上步前行，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曆邃古、尚古、鑒古、作古、傳古、博古、秘古諸閣，藏祖宗訓谟，與夏商周尊、彜、鼎、鬲、爵、斝、卣、敦、盤、盂，漢晉隋唐書畫，多不知識，駭見。上親訓示，為言其概……抵玉林軒，過宣和殿、列岫軒、天真閣，凝德殿之東，崇石峭壁高百丈，林壑茂密，倍于昔見。[7]
蔡京兩次赴宴，其場景我們可以在徽宗《文會圖》中揣摩一二。而蔡京的親身經曆也在他的四子蔡縧那裡也得到了回應，蔡縧在《鐵圍山談叢》中談到，徽宗：
嘗有旨，以所藏列崇政殿暨兩廊，召百官而宣示焉……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間物，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鹹蒙貯錄，且累數至萬餘……而宣和殿後，又創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諸閣，鹹以貯古玉印玺，諸鼎彜禮器，法書圖畫盡在。[8]
北宋《文會圖》軸局部，設色絹本，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宣和殿”“保和殿”是宋徽宗的起居殿，把古物集聚在此，顯然不是祖宗典制。不過，這件事卻标志着古物觀念史上的一次重要變化，“墟墓之物”從此登堂入室，成為供人摩挲把玩的“審美對象”[9]——曆史感與美感合二為一，此風氣與做法一直延續到今天。
内府的古物并非憑空而降，而是通過一次又一次的诏令征召集聚而來。在古代中國，典籍、卷軸書畫、鼎彜古物絕非普通的财物，而是古人靈魂與精神的重要象征，[10]北宋時期，懲戒鄰國的方式之一就包括禁止向對方出售書籍，蘇轼甚至還為此上過奏折。古物本身就是活着的曆史，學者研究文物，可以寄托自己的生命。帝王研究古物，應該還有更豐富的含義。彙聚前代文物——正如在帝都經營建築奇觀、舉辦盛大集會一樣——這也是王庭威服四夷、宣示正統的重要活動。臣屬有義務無條件地向帝室輸獻古物，同時，這也是邀寵的重要方式。《家世舊聞》中記載：“至崇甯後，古器畢集于禦府，至不可勝計。一器之值，或數千缗，多因以求恩澤，所至古冢 鑿殆遍。”[11]
《遵生八箋》引《西湖志》雲：“高宗幸張俊，其所進禦物，有獅蠻樂仙帶……龍文鼎、商彜、高足彜、商父彜、周盤、周敦、周舉罍、獸耳周罍、汝窯酒瓶二對，有禦寶畫曹霸《五花骢》……皆珍品也。”[12]這樣的例子在各個時代都不鮮見。而帝王在向臣屬索取古物時，也不必有任何猶豫和心理負擔。同樣是宋高宗的例子：
番陽董氏，藏懷素草書千文一卷，蓋江南李主之物也。建炎己酉，董公逌從駕在維揚，适敵人至，逌盡棄所有金帛，惟袖千文南渡。其子弅尤極珍藏。一日朱丞相奏事畢，上顧謂曰：“聞懷素千文真迹在董弅處，卿可令進來。”丞相谕旨，弅遂以進。[13]
不過，在普通官員、商人和百姓那裡，情形可能完全不同——葉夢得《避暑錄話》：
宣和間，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漢遺物，無敢隐者，悉獻于上。而好事者，複争尋求，不較重價，一器有直千缗者。利之所趨，人競搜剔山澤，發掘墳墓，無不所至。往往數千載藏，一旦皆見，不可勝數矣。[14]
葉夢得是蔡京門客，經蔡京舉薦，被徽宗特遷為祠部郎官。《避暑錄話》還提到了發生在楚國故地幾則故事，根據他的描述，這地方官員對古物的搜攫可謂不遺餘力、如癡如狂：
吳珏為光州固始令。光，申伯之國，而楚之故封也。間有異物，而以僻遠，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贖。既而罷官，幾得五六十器。與餘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間數十器尚三代物。後餘中表繼為守，聞之，微用其法，亦得十餘器，乃知此類在世間未見者尚多也。範之才為湖北察訪，有绐言澤中有鼎，不知其大小，而耳見于外，其間可過六七歲小兒。亟以上聞，诏本部使者發民掘之。凡境内陂澤悉幹之，掘數十丈，訖無有，之才尋見谪。[15]
徽宗時期，内府的文物庋藏之盛，堪稱中國藝術收藏史的又一個奇迹。然而數年之後，宣和殿、保和殿的舊藏便水流雲散，浪蕩西東。或依金人輾轉北上，或随遺民飄搖南下（南下文物見于張掄《紹興内府古器評》），或者是荼毒于水火兵燹，不知所終。[16]北上的文物，多流入金朝宮廷。[17]有一些也會中途流散，政和禮器中的一件“牛鼎”就在随金人北上時滞留河北——現陳列于河北省博物館。流入北方的文物偶爾也會被使臣帶回南方，[18]或通過榷場重新回流江南，類似今天的文物回流拍賣。[19]金覆滅後之後，諸多故宋文物依舊滞留北方，為元代“大都”文人提供了精神滋養。南下的圖書文物，則為江南蘇杭地區帶來了好古、悅古的風氣，成為士人追念故國的心理寄托。至元末昆山顧阿瑛以後，蘇州、杭州地區的好古之風更是蒸蒸日上，一發而不可收。
注釋
[1]（宋）蔡縧：《鐵圍山叢談》卷四，第24頁a至第25頁a。
[2]（宋）王明清：《揮麈錄餘話》卷一，宋刻本，第11頁a、b。
[3]宋徽宗政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置宣和殿學士禦筆》，載（宋）佚名《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六十四，清鈔本，第2頁a。
[4]《揮麈前錄》：“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于道山，食瓜。居安令坐上征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征為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征數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鹹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蘇訓直雲。”（宋）王明清：《揮麈前錄》卷三，宋刻本，第8頁b、第9頁a。
[5]（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九十三，清嘉慶六年馮集梧等遞刻本。
[6]（宋）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4頁a至第15頁a。
[7]（宋）王明清：《揮麈錄餘話》卷一，第14頁a、b。
[8]（宋）蔡縧：《鐵圍山叢談》卷四，第25頁a、b。
[9]當然，更早的做法是始于北宋的文人群體，宋真宗時就有一個例子：“夏英公竦，性好古器奇珍寶玩。每燕處，則出所秘者，施青氈列于前，偃卧牙床，瞻視終日而罷。月常數四如此。”（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二《夏英公好古器珍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7頁a、b。
[10]考察或求證一個民族的精神面貌，最常見的方式就是闡釋此民族法律、風俗、古文物或藝術的曆史，在西方，黑格爾之後，藝術更成為驗證或宣示民族精神的重要工具——此條見解得益于楊思梁先生，謹此緻謝。
[11]（宋）陸遊：《家世舊聞》卷下，民國影明穴硯齋鈔本。
[12]（明）高濂：《遵生八箋》卷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5頁a、b。
[13]（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7頁b。
[14]（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8頁b、第19頁a。
[15] 同上，第19頁a、b。
[16]（宋）邵博：《邵氏見聞後錄》卷第二十七，第1頁a：“宣和殿聚殷周鼎、鐘、尊、爵等數千百種。國破，寇盡取禁中物，其下不禁勞苦，半投之南壁池中。後世三代彜器，當出于大梁之墟雲。”
[17]（金）張思顔《南遷錄》：金章宗“幸蓬萊院，見所陳玉器及諸珍玩，視其篆識，多用宋朝宣和時物，恻然動色。宸妃曰：‘作者未必用，用者不必作，南帝但能作，以為郎主用耳。’”。鐘淵映（約1640-約1680年）認為《南遷錄》為僞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金史》引證過《南遷錄》。此書多錯亂之處，我們可作稗史看待。
[18]（清）潘永因：《宋稗類鈔》卷三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4頁a至第15頁a：“嘉泰間，章文莊公颍，以右史直禁林。時宇文紹節挺臣為司谏，……一日宴聚，公出所藏玉杯侑酒，色如截肪，真于阗産也，坐客皆誇賞之。挺臣忽旁睨微笑曰：‘異哉！先肅愍公虛中使金日，嘗于燕山獲玉盤，徑七寸餘，瑩潔無纖瑕，或以為宣和殿故物。平日未嘗示人，今觀此色澤殊似。’于是坐客鹹欲快睹，趣使取之。既至。則玉色制作無毫發異。衆客驚詫，以為幹铘之合，不足多也。”
[19]王國維《書〈宣和博古圖〉後》：“蓋金人不甚重視古器，而宋之君臣方懸重值購之。故汴京内府及故家遺物，往往萃于榷場。”載王國維：《觀堂集林（外二種）》卷十八，彭林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69-570頁。
作者簡介
孔令偉，中國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研究所學生導師、藝術人文學院副院長。著有《風尚與思潮：清末民國中國美術史中的流行觀念》《悅古》；編著有《中國現當代美術史文獻選編》（與呂澎合作）《藝術哲學與史學理論》等；譯著有《曆史及其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