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朝廷的文化氣象： 君臣題跋與題畫詩文
五代時已出現帝王題寫書畫的現象，《夢溪筆談·補筆談》卷二載：“諸書畫中，時有李後主題跋，然未嘗題書畫人姓名；唯鐘隐畫，皆後主親筆題‘鐘隐筆’三字。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或雲：凡言‘鐘隐筆’者，皆後主自畫。”從沈括（公元1031—1095年）所載來看，南唐時宮廷畫家似不落題識，被認為可信的南唐衛賢的《高士圖》亦無款。宋徽宗趙佶（公元1082—1135年）作為宮廷繪畫的創作者和鑒藏者，開創君臣題跋之風氣，從他與近臣蔡京的題畫活動中可見一斑。
宋徽宗趙佶禦筆的《雪江歸棹圖》其上有蔡京的題跋，提到宋徽宗畫了春夏秋冬四景畫，“雪江歸棹”是其中的一件，這與宋代“四時”的繪畫時間觀是契合的。蔡京的用筆姿媚飄逸、字勢雄健痛快，具有強烈的個人風格特征。如成書于1123年前後的《宣和書譜》盛贊其“正書如冠劍大臣議于廟堂之上，行書如貴胄公子，意氣赫奕，光彩射人”。《鐵圍山叢談》卷四曰：“字勢豪健，痛快沉着。迨紹聖間，天下号能書，無出公之右者。”這些評價在這件題跋上得以充分展現：
臣伏觀，禦制雪江歸棹。水遠無波，天長一色。群山皎潔，行客蕭條。鼓棹中流，片帆天際，雪江歸棹之意盡矣。天地四時之氣不同，萬物生天地間，随氣所運，炎涼晦明，生息榮枯，飛走蠢動，變化無方，莫之能窮。皇帝陛下以丹青妙筆，備四時之景色，究萬物之情态于四圖之内，蓋神智與造化等也。大觀庚寅季春朔，太師楚國公緻仕臣京謹記。
(宋) 趙佶 聽琴圖 絹本設色 縱147.2厘米 橫51.3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另一件有蔡京題跋的圖是《聽琴圖》，描繪官僚貴族雅集聽琴的場景。主人公道冠玄袍，居中端坐，凝神撫琴，前面坐墩上兩位紗帽官服的朝士對坐聆聽，左面綠袍者籠袖仰面，右面紅袍者持扇低首，二人悠然入定，仿佛正被琴聲牽引着神思，完全陶醉其中。叉手侍立的藍衫童子則注視着撥弄琴弦的主人公。作者以琴聲為主題，以筆墨刻畫出“此時無聲勝有聲”的音樂意境。畫面上方有蔡京手書七言絕句一首，右中上處有趙佶瘦金書題“聽琴圖”三字，左下有“天下一人”花押與“禦書”朱文方印。
“吟徵調商竈下桐，松間疑有入松風。仰窺低審含情客，以聽無弦一弄才。臣京謹題。”在此雖然署“臣京”，但并未小書，也未空格，接近後世文人題跋格式。亦可見出徽宗與臣子交遊時，并未過于顧及君臣之分，顯示出一派“文藝天子”氣息。
在題畫方面，如高宗趙構（公元1107—1187年）《翰墨志》所載：“标題品次，皆宸翰也。”徽宗趙佶主持宣和畫院，在鑒藏方面采用固定格式的“宣和裝”，親筆題寫具有一定格式的畫名。目前能見到的實物中，“宣和裝”書畫固然有徽宗所書标題，但品次卻未見，《翰墨志》所錄顯示，徽宗自己也書寫題跋，以品次繪畫。
題寫書畫名，并非由徽宗始，除《萬歲通天帖》中王方慶題名外，米芾《畫史》載唐代戴嵩所畫的《白牛圖》，其上有唐太宗（公元599—649年）禦書“戴嵩牛”三字。目前實物所能見到的最早的畫名，是《江行初雪圖》中十二字題名“江行初雪圖畫院學生趙幹狀”。學界一般認為是南唐後主李煜（公元937—978年）的書迹。如《宣和畫譜》卷十七所論：“然李氏能文善書畫，書作顫筆樛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畫亦清爽不凡，别為一格。”又提到南唐畫家唐希雅學李煜錯刀筆，畫竹乃如書法，可謂最早的“書畫合一”之例。另要補充的是，題名中的“狀”字有描寫和上呈兩種含義，有學者認為，作畫可能與朝廷對民情的體察有關。
在趙佶的“宣和裝”鑒藏裝褙固定格式中，若是書帖，一般在卷頭的黃絹隔水處用月白小簽，金筆書字；繪畫則書在黃絹隔水左上角，用墨題字，比絹簽要稍大一些。但也有例外，如徐邦達先生指出，王羲之《遠宦帖》即為墨題；繪畫也偶見題在本幅之上的，禦畫《雪江歸棹圖》的題名“雪江歸棹圖”即為此例。
徽宗的題畫，并不僅僅是題寫畫名，還包括題詩文與押署。如南宋楊王休《宋中興館閣儲藏圖畫記》記錄當時南宋内府所藏911軸畫，當時徽宗有禦畫14軸在庫中，都是花鳥畫，還有禦題畫31軸。其中有8件花鳥畫為一套，其上都題有五言絕句，分别為《海棠通花鳳》、《杏花鹦鹉》、《芙蓉錦雞》、《千葉碧桃蘋茄》（碧桃）、《聚八仙倒挂兒》（櫻桃）、《金林檎遊春莺》（類似果樹來禽圖）、《香梅山白頭》。“以上八軸于禦書詩後并有‘宣和殿禦制并書’七字。”這些載錄，與現藏于故宮博物院的《芙蓉錦雞圖》、藏于台北“故宮博物院”的《蠟梅山禽圖》的實物相一緻。
在《芙蓉錦雞圖》中，徽宗題曰：“秋勁拒霜盛，峨冠錦羽雞。已知全五德，安逸勝凫。”正如《韓詩外傳》所雲：“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鬥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時不失者，信也。”此外，《蠟梅山禽圖》中亦有詩：“山禽矜逸态，梅粉弄輕柔。已有丹青約，千秋指白頭。”均有“宣和殿禦制并書”七字與“天下一人”花押。詩畫煥然交映，可以認為徽宗之時開創了題詩入畫心的先河，然文獻載錄表明，題詩入畫心已然興起，隻是尚不算盛行。如《畫繼》卷三載晁補之（公元1053—1100年）在“春堂大屏”中題詩：“胸中正可吞雲夢，盞底何妨對聖賢；有意清秋入衡霍，為君無盡寫江天。”
此外，徽宗時期還制作了《宣和睿覽冊》，如《畫繼》卷一所載：“動物則赤烏、白鵲、天鹿、文禽之屬，擾于禁；植物則桧芝、珠蓮、金柑、骈竹、瓜花、耒禽之類，連理并蒂，不可勝紀。乃取其尤異者凡十五種，寫之丹青，亦目曰《宣和睿覽冊》。……累至千冊，各名輔臣題跋于後，實亦冠絕古今之美也。”
(宋) 趙佶 五色鹦鹉圖 (局部) 絹本設色 縱53.3厘米 橫125.1厘米 〔美〕波士頓美術館藏
(宋) 趙佶 五色鹦鹉圖 (局部) 絹本設色 縱53.3厘米 橫125.1厘米 〔美〕波士頓美術館藏
目前被認為可信的三件《宣和睿覽冊》之作，是《五色鹦鹉圖》《祥龍石圖》和《瑞鶴圖》。餘輝先生在《〈五色鹦鹉圖〉中的道教意識》一文中提到，現藏于波士頓美術館的《五色鹦鹉圖》流傳有緒，幅上的“天曆之寶”玺表明它為元内府所有，明末歸戴明說（公元1609—1686年），清初屬宋荦（公元1634—1713年），後入清乾隆、嘉慶皇帝内府，全卷為乾隆内府重裱。重裱時，徽宗的題詩被移到了前面，《石渠寶笈·初編》卷二十六著錄。此後，賞賜恭親王奕（公元1832—1898年），辛亥革命後被其後人售予古董商，1925年為張允中（公元1881—1960年）在琉璃廠購得，他連題五跋，确認此系徽宗之作，考證其流傳過程，并核對與《石渠寶笈》的記載無誤。後為日本人山本悌二郎（公元1870—1937年）購得，著錄于其1931年刊印的《澄懷堂書畫目錄》卷一中，二戰後其後人售予波士頓美術館。
作該卷是出于為國祈禱，以工筆勾線填色完成，顯得工整絢麗，充分表達了畫家的虔敬心情。在畫幅右側，有瘦金書題文和七律詩一首：
五色鹦鹉，來自嶺表。
養之禁籞，馴服可愛。
飛鳴自适，往來于苑囿間。
方中春繁杏遍開，翔翥其上，
雅詫容與，自有一種态度。
縱目觀之，宛勝圖畫，因賦是詩焉。
天産軋臯此異禽，遐陬來貢九重深。
體全五色非凡質，惠吐多言更好音。
飛翥似憐毛羽貴，徘徊如飽稻梁心。
缃膺绀趾誠端雅，為賦新篇步武吟。
幅上的落款隻剩下“制”“并”二字和殘損的花押，根據《祥龍石圖》卷、《瑞鶴圖》卷後的款書都作“禦制禦畫并書”六字和花押“天下一人”，可以判定《五色鹦鹉圖》卷破損的字為“禦制禦畫并書”，押署“天下一人”，與《祥龍石圖》卷、《瑞鶴圖》卷一樣，在“制”字處钤印“禦書”（朱文）。
(宋) 趙佶 祥龍石圖 (局部) 絹本設色 縱53.9厘米 橫127.8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祥龍石圖》題跋：
祥龍石者，立于環碧池之南，
芳洲橋之西，相對則勝瀛也。
其勢勝湧，若虬龍出為瑞應之狀，
奇容巧态，莫能具絕妙而言之也。
廼親繪缣素，聊以四韻紀之。
彼美蜿蜒勢若龍，挺然為瑞獨稱雄。
雲凝好色來相借，水潤清輝更不同。
常帶瞑煙疑振鬣，每乘宵雨恐淩空。
故憑彩筆親模寫，融結功深未易窮。
(宋) 趙佶 瑞鶴圖（局部） 絹本設色 縱51厘米 橫138.2厘米 遼甯省博物館藏
《瑞鶴圖》題跋：
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
忽有祥雲拂郁，低映端門，衆皆仰而視之。
倏有群鶴飛鳴于空中，
仍有二鶴對止于鸱尾之端，頗甚閑适，
餘皆翺翔，如應奏節。
往來都民無不稽首瞻望，歎異久之。
經時不散，迤逦歸飛西北隅散。
感茲祥瑞，故作詩以紀其實。
清曉觚稜拂彩霓，仙禽告瑞忽來儀；
飄飄元是三山侶，兩兩還呈千歲姿。
似拟碧鸾栖寶閣，豈同赤雁集天池；
徘徊嘹唳當丹阙，故使憧憧庶俗知。
(宋) 趙佶 瑞鶴圖 絹本設色 縱51厘米 橫138.2厘米 遼甯省博物館藏
趙佶字結體取自黃庭堅，筆法取自薛稷、薛曜，硬瘦中不失飄逸。以上三件均先文後詩，禦制詩比文擡高三字左右，其後為“禦制禦畫并書”與“天下一人”花押。關于花押，據文獻載始于唐代。《圖畫見聞志·論氣韻非師》中提道：“且如世之相押字之術，謂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與心合，是之謂印。”編者注釋引周密《癸辛雜識》，提到花押即古人押字稍花之而成，唐代韋陟将其名押署如“五朵雲”。北宋時人将押署或花押看作是心之形迹，甚至有吉兇之相，這一點頗值得注意。元人為求簡便，則多見花押印，據王志敏研究，此物或可追溯至五代。要補充的是，中國特有的花押也傳入了日本。日本學者常識英明在《花押的由來和曆史》中提到，花押大緻在平安時代（公元794—1192年）中期由東傳到日本，稱為“草名體”；在鐮倉時代（公元1185—1333年）由于中日禅僧的交流再度傳入日本，稱為“二字合體”；至明代又将流行的樣式随着貿易傳入日本，稱為“明朝體”。
徽宗時代的“宣和裝”題寫格式、君臣題跋，以及題詩入畫心的營造，使這一時期的書畫題跋樣式基本完備，在後世延續發展出多種題跋樣式。
（本文作者供職于華東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原文标題為《徽宗朝廷的文化氣象： 君臣題跋與題畫詩文》，全文原刊于北京畫院《大匠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