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現北京文化的曆史橫斷面

【新書訪談錄】

夏曉虹：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現為河南大學講座教授。主要關注近代中國文學思潮、女性生活及社會文化。著有《閱讀梁啟超》《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等。

開民智、易風俗，北京現代化城市轉型

光明悅讀：您主編的文集《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間》收錄了十篇文章，論及晚清北京的新式舞台、報館、新學堂、公園等近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從“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間”這樣一個特殊曆史橫斷面，能看出當時北京怎樣的城市文化特色？

夏曉虹：晚清北京的城市文化特色，是由曆史的影響與現實的刺激交彙形成的。北京被稱為八百年古都，尤其是清朝三百年的統治，構成了北京城的基本格局，也塑造了北京人的文化品格。從城市格局中展現出來，即是内城(北城)與外城(南城)的滿漢分居。不過，滿人在北京長期、集中的存在以及滿族内部的階層分化，也使得滿漢間有了更多的交融，相對而言，民族關系比較和緩。北京又号稱首善之區，作為王朝的政治中心，吸引與聚集了大量官員與文人學者。落腳在外城的士大夫，是以與城市平民有更多的交集。北京既為朝廷所在之地，耳聞目睹，世風濡染，北京人對于公共事務也更具熱心。特别是1840年以後，曆次中外交戰的失敗以及自強維新運動的發生，揭示出王朝統治的衰敗與西方文明的優勢，是以，雖然遲緩并且謹慎，北京還是開始了向現代化城市轉化的程序。我們現在追溯它的起點，就需要回到晚清北京。總之，滿漢共存、士庶交涉、新舊折中，大體可以概括晚清北京的城市文化特征。

光明悅讀：在《田際雲與北京“婦女匡學會”》一文中，您對名伶田際雲1906年排演《惠興女士傳》一事進行了詳細的史料鈎沉，這一新戲排演前後，戲曲界、報界、學界人士悉數登場，戲曲改良、興辦女學、白話報刊等種種命題都回到了曆史現場，能否請您介紹一下，晚清北京的新學啟蒙、社會改良是如何深入到社會各個層面的？

夏曉虹：田際雲是近代著名的梆子戲演員，現在已經很少人知道他的名字了，但清末民初，他可是梨園行的領袖。由他排演的新戲《惠興女士傳》，表現的是杭州駐防旗營中的滿族婦女惠興因辦女學，經費短缺而自殺的真實故事。惠興創辦女學堂固然有滿族自救自新的考量(我在《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一書中有專章讨論)，不過，女子社會化教育确是從晚清起步，對開通民智、改良習俗意義重大，女學被賦予了重要使命。隻有改變待守家中、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舊習，女性才能進入學堂接受新學教育。而這些原本屬于精英人士的思想觀念，要為社會大衆普遍接受，需要經過啟蒙。

當然，被梁啟超稱為“傳播文明三利器”的學校、報紙、演說，在晚清新學啟蒙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隻是在這個案例中，我希望凸顯晚清北京啟蒙的特色，即戲曲的重要性。具有維新意識的田際雲堪稱最合适的啟蒙角色。他既有入宮演戲的内廷供奉身份，又為士大夫與市民熟悉和接受，恰好可以成為溝通朝野、打通上下層社會的中介。而清室與民間對戲曲的共同愛好，也使得“戲曲改良”所緻力的開民智、易風俗，得以借助時事新戲的演出深入人心，被廣泛接受。起碼，北京女學堂的迅速增長與1907年清朝學部頒布章程、承認女子教育合法化，都可以看出《惠興女士傳》的影響。是以，我覺得這個個案對于呈現晚清北京的社會改良與啟蒙展開的過程具有典型意義。

光明悅讀：本書有多個篇章使用了《京話日報》的材料，該報創刊于1904年，梁漱溟曾經評價這份報紙“當年對北京社會乃至廣大北方社會起着很大推動作用”。清末北京進入了辦報興盛期，《京話日報》在當時是什麼定位？

夏曉虹：雖然我在上面強調了戲曲在晚清北京的特殊地位，但應承認，就覆寫面與持久性而言，報刊還是更有效的啟蒙利器。北京的報業到1900年後才逐漸興盛，一個重要标志是民間報刊的興起。除了從傳統邸報延續而來的《京報》專門登載朝廷文告與動态，民辦報刊形成了展現民意的輿論空間。彭翼仲正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報人。他的驚人之舉是一人辦了三種報刊：1902年6月創辦的《啟蒙畫報》是北方最早出現的畫刊，目的在開童智；1904年8月發刊的《京話日報》用白話書寫，宗旨是開民智，即彭翼仲所說的“開通社會多數人之智識”；當年12月又專門為了開官智，推出了文言體的《中華報》。《京話日報》的閱聽人顯然最廣泛，報紙的影響力也最大。這種影響力不完全是因為該報采用了白話，因為在它之前出現的《京話報》就很短命。實際情況恰如本書《〈京話日報〉(1904-1906)的旗人色彩》一文所分析，本來艱難困頓、幾乎停刊的報紙，由于彭翼仲以強硬的态度回應英國駐華公使對《京話日報》刊登南非英當局虐待華工的消息以及連載小說《豬仔記》的幹涉獲勝，讓經曆了八國聯軍入京之辱的京城百姓感到大為解氣，伸張了民意，振作了民氣，由此報紙聲價大漲，發行量激增。再加上當時北京各處散布的閱報社與講報處裡熱心人士的宣講，吸引了大量無力買報或不識字的群眾，也迅速擴大了這份白話報紙的傳播範圍。因而，《京話日報》所推動的各項改良與開智事業，才可能赢得京師各界的大力支援。

光明悅讀：書中有一章介紹了“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春阿氏案”，該案之是以沒有被遺忘，是因為先後有報紙、小說、戲劇等多種形式對其進行記錄與演繹，您曾在《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一書中提到，“晚清社會變動的劇烈，新聞報導的快捷，使作家易有強烈的現實感，比之以往各時代，作品更貼近生活。而重大事件由于已有報刊的渲染、鋪墊，引人注目，是以也常常成為文學創作的熱點”，與報刊的互動，對當時的文學産生了什麼影響？

夏曉虹：閱讀近代文學、也就是清末民初的作品會有一種強烈的感受，即對時事的快速回應。尤其是在與古代文學比較時，這一點顯得格外突出。毫無疑問，近代文學時事性大為增強的特點與近代報刊的興起密不可分。由于新聞的講求時效，記者的探求隐情，報刊的持續關注與追蹤所造就的時事熱點往往會帶動輿論，使之成為公衆廣泛關心和參與的社會事件。前面提到的惠興以身殉學就是一例。當然，“春阿氏案”更為典型。這本來是一個普通旗人家庭裡發生的兇殺案。在沒有報刊的年代，“謀殺親夫”雖然可以成為一時街談巷議的話柄，卻也會很快被遺忘。而在晚清的北京，由于《京話日報》的介入與引導，激發了社會大衆對于被指認為兇手的弱女子春阿氏的同情，進而抨擊司法機構的濫施非刑、貪贓枉法，表達了對司法公正的強烈訴求。這樣就使得一樁平常的案件，因為與清廷1906年開始的預備立憲挂上鈎，而成為輿論的焦點。小說、曲藝、戲曲等作品随後對此案的輪番演繹，固然有“蹭熱點”的商業方面的考慮；但作家在延續社會批判與改革籲求的同時，又加入了愛情悲劇的線索，讓春阿氏一案能夠超脫一時的政治氛圍而傳之久遠，這的确有賴于文學的想象力與感染力。

古都的前世今生，包容的城市品格

光明悅讀：您在書中提到，晚清北京發生着從“士大夫的京師”向“國民的北京”的轉換，這種轉換是否是北京與上海、天津等口岸城市的關鍵不同之處？您也曾對“晚清上海”做過一系列研究，這兩座城市在近代文明的展開上有哪些異同？

夏曉虹：所謂“士大夫的北京”，指的是北京作為清朝統治的中心，彙聚了最多的進階官員與著名的文人學者。明清以來，他們始終是北京社會的主導者。不過，進入晚清，西方政治學中的“國家”概念傳入中國，不但廓清了與“朝廷”的差別，也使得原先的王朝子民逐漸轉變為“國民”，開始積極關心與參與國事。在這個城市主體與文化品格轉化的過程中，北京顯示出與上海所代表的口岸城市不同的特色。就現代化的程序而言，上海最早開埠，最先受到西方文化的沖擊，加上租界的存在與示範，以及上海原初不過是中國各地随處可見的普通縣城，城市的變革相對比較容易展開，上海也是以成為新學新政的集散地。而北京本來就有深厚的文化積累，政治上又是清帝都，轉型遲緩得多。不過，一旦新思潮從上海抵達北京，恰如我在書中引用彭翼仲的一段話所說：“北方風氣開的慢，一開可就大明白，絕沒有躲躲藏藏的舉動。較比南方的民情，直爽的多。”

其實更重要的是，晚清北京的城市轉型因為傳統的負擔重，不同于上海的新勝舊衰，而呈現為新舊并存與折中的局面。是以我們可以看到，“忠君”與“愛國”并不沖突，代表民意的《京話日報》也會以“日進兩宮禦覽”相标榜。在這樣一種新舊并包的場域中，新學的入場雖滞後，卻也不緻招來巨大的阻力。以民辦女學堂為例，辦學的主力是官紳及其女眷，也包括了旗人，即使在清廷的女學章程頒布前，晚清北京女子教育的展開也沒有遇到官方的幹擾。這和南方紳商創辦的女學堂生存狀态明顯不同。

光明悅讀：海外學者曾十分關注上海，“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叢書”已經出版了11部，以文化史的思路研究北京、開封、西安、香港等城市，參與的學者很多，能否請您介紹一下相關研究的起源與成果？

夏曉虹：《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間》屬于北大出版社的“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叢書”。這套書的第一本，實為2005年放在“學術史叢書”裡出版的《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那是2003年秋北大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與哈佛大學東亞系合作主辦的同名國際會議的論文集。正是考慮到你所說的上海研究已經相當成熟，陳平原與王德威才有意識地把北京的前世今生定為會議的論域。陳平原在此書序言《北京記憶與記憶北京》中已經提到，與上海相比，“作為八百年古都，北京的現代化程序更為艱難，從抵抗、掙紮到追随、突破，其步履蹒跚，更具代表性，也更有研究價值”。這也是這套叢書更多關注北京的原因。以此次會議為開端，陳、王二人又以相同的模式與命題，邀請國内外不同領域的學者，在西安、香港和開封先後開過三次學術會議，也都出版了論文集。從城市的選擇可以看出，主持者顯然更看重文化古城的舊邦新命。此外，這套叢書已出各書除兩本分别涉及上海與湖南長沙外，其他都是圍繞北京展開論述。進入的角度可以是戲劇、報刊、教育、文人群體或文學，但都是對城市某一曆史文化空間的解讀。

光明悅讀：晚清北京開創的種種文化空間，形成了現代北京文化的雛形，今天我們還能感受到哪些影響？

夏曉虹：從有形的文化形态而言，本書已經涉及的女學堂、報刊(包括女報、白話報)、閱報社、報載小說、演說、時裝戲、公益社團、警察、公園等，以及更多未曾涉及的現代高等教育、馬路交通、供水系統、城市管理等，晚清北京已經開辟的種種文化空間，都直接影響到我們今天的日常生活。甚至我自己長期供職的北京大學，其前身京師大學堂，也是1898年成立的。而如果讨論無形的精神遺産，個人感受最深的是晚清北京社會的包容。除了前面已經說到的新舊共存，也指向北京的滿漢沖突沒有南方表現得那麼激烈。以惠興殉學事迹為例，惠興之死在南方除了旗人群體，報刊與社會中的反應頗為冷淡；傳到北京後，才引發了巨大反響，激起各階層群眾競相參與助學的熱情。天津《大公報》慨歎的“長江流域之士夫，不若大河流域之俳優”，也隻有放在滿漢融合程度較高這一晚清北京真實的背景下，才能夠得到了解。其實，就此例來看，當時北京士庶交涉的情況也可見一斑。個人的感想是，包容的城市品格在現代北京仍應得到尊重與發揚。

(本報記者 陳雪)

（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