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大略有宋代說，元中後期說，元末明初說，元末說，明初說，以及明中葉說，等等。至今諸說并存，包括被用為教科書者在内的各種文學史、小說史著作，就有把《三國演義》作為元代或明代作品對待的差異，給教師、學生和普通讀者造成接受上的不便。這進一步彰顯了《三國演義》(與之相關的還有《水浒傳》）成書年代的确考是一項重要而迫切的工作。
《三國演義》年畫
然而，這曾是一個 “世紀課題”[1] ，至今也還不能說已經有了充分的根據可以完全破解；隻是在筆者看來，在現有資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加以筆者近年的小小發現，這個問題已經可以得出相對合理的結論了。
我這樣認為，是基于對以往研究情況總體的考量。近百年來，特别是近二三十年來的《三國演義》成書年代研究，學者們立場見解雖異，得出結論的根據與思路卻大體相同，即一是根據各種明清人筆記雜著的直接記載等外證做考察，二是從今存《三國演義》早期文本的時代痕迹等内證做推論，以做出最後的判斷。
而衆說紛纭，乃由于這些記載或痕迹的意義難明或互相沖突。進而任何一說提出，總不免有反證接踵而來，使之處于被質疑的地位。
例如，近百年來，學者多以《錄鬼簿續編》“羅貫中，太原人”條定《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為太原人、元末明初人，進而《三國演義》也就是元末明初的作品。
但是，很少人注意到那條資料并沒有表明這位“太原人”羅貫中是《三國演義》的作者，進而至少理論上不排除這位羅貫中是與《三國演義》作者同姓名的另一人的可能，而在沒有旁證溝通二者以形成證據鍊的情況下，這條資料不便直接作為考證《三國演義》的依據。
也就是說，在對這位羅貫中“驗明正身”之前，這條資料暫不具考察羅貫中籍貫、生平以及《三國演義》成書時代之證據的效力[2]，應當存疑。
又如有學者考論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小字注中“今地名”為其成書元代的根據，又有學者辯證“聖朝封贈(關羽）為封義勇武安王”的叙事以及應用若幹元朝“俗近語”等為成書元代的标志[3]，看起來已近乎鐵證，但是，正如魯迅先生所說：
《魯迅全集》
我先前作《中國小說史略》時，曾疑此書為元椠，甚招收藏者德富蘇峰先生的不滿，著論辟謬，我也略加答辯，後來收在雜感集中。……我以為考證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間許多事，隻消常識，便得了然。藏書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則不然。故于舊書，不以缺筆定時代，如遺老現在還有将儀字缺末筆者，但現在确是中華民國；也不專以地名定時代，如我生于紹興，然而并非南宋人，因為許多地名，是不随朝代而改的；也不僅據文意的華樸巧拙定時代，因為作者是文人還是市人，于作品是大有分别的。[4]
這裡魯迅所說考證“不宜墨守”的“不以”“不專以”與“也不僅據”的三種情況，正是上述有關《三國演義》成書時代的研究中所遇到，也應該屬于“隻消常識，便得了然”之類的問題，卻也是很少有學者顧及。
這裡稍做舉例。如以“常識”而論，不僅叙“聖朝封贈(關羽）為義勇武安王”的話不排除出自明朝(尤其是明初）人手筆的可能，而且以“即萬戶侯之職”釋“治頭大祭酒”和行文中“七重圍子手”“令樂人搬做雜劇”等說法，明朝(尤其是明初）人也并非完全不可能這樣做。
金代義勇武安王圖
而“小字注”尚未經證明一定是作者手筆，甚至很難說其均出于一人之手，并且注中“今地名”之“今”，也隻是注者所知之“今”，未必即當時實際情況之“今”，況且各“今地名”所透露的資訊也并不完全一緻。
如此等等，《三國演義》成書于元代諸說，雖各有所據，但所據均未至于無可置疑，其結論也就不夠堅實。即使以情理而論，“聖朝封贈為義勇武安王”的話有較大的證據效力，卻實在也不能排除其為元代遺老于明初所為的可能。
是以，筆者雖然贊同《三國演義》成書的元代中後期說，以為學者們所舉相關資料，的确是不同程度地具有證據的效力，但同時也認為這些資料尚不足以支援其結論到無可辯駁的地步，進而有進一步證明的必要。
而對于以《三國志通俗演義》中有明人尹直詩和“描寫手法已接近成熟”為由，認其為明中葉人所作的看法，則從此書兼采正史與民間文學創作成書的過程與流傳中不斷遭人改竄的實際出發，“隻消常識，便得了然”其不可信，更是不必多說的了。
總之，以往學者們的考論雖然總體上朝着解決問題的方向有了很大推進，但是，已有的資料與運用這些資料的思維定式，尚不能得出一個因無可反證而易于為學者折衷接受的相對合理的結論。而為着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必須有新資料的支援與新思路的引導。
這大概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卻在本人幾年前選注明詩的過程中，偶然發現瞿佑《歸田詩話》卷下《吊白門》一則雲：
清乾隆知不足齋刻本《歸田詩話》
陳剛中《白門》詩雲：“布死城南未足悲，老瞞可是算無遺。不知别有三分者，隻在當時大耳兒。”詠曹操殺呂布事。布被縛，曰：“縛太急。”操曰：“縛虎不得不急。”意欲生之。劉備在坐，曰：“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布罵曰：“此大耳兒叵奈不記轅門射戟時也？”
張思廉作《縛虎行》雲：“白門樓下兵合圍，白門樓上虎伏威。戟尖不掉丈二尾，袍花已脫斑斓衣。捽虎腦，截虎爪。眼視虎，如貓小。猛跳不越當塗高，血吻空腥千裡草。養虎肉不飽，虎饑能齧人。縛虎繩不急，繩寬虎無親。坐中叵奈劉将軍，不從猛虎食漢賊，反殺猛虎生賊臣，食原食卓何足嗔！”記當時事，調笑可誦。思廉有《詠史樂府》一編，皆用此體。[5]
《歸田詩話》不是什麼難見之書，但是，在長期以來學者多各守一“經”的治學風氣下，還未見有人注意到這段文字其實有考索《三國演義》成書時代的價值。
筆者于1998年底據以寫成《〈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6]一文(以下簡稱《小考》），就本條以及其他有關資料考索，并參酌衆說，得出《三國演義》成書當在“元泰定三年(1326）前後”的結論。
《古典小說論集》，杜貴晨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9月版。
盡管這一結論隻是“元代中後期”說中應可以稱之為“元代中期”的一說，但是，拙文建立在初次應用于《三國演義》研究意義上的這些新資料基礎上的論證，仍然受到一些學者的關注——有所肯定[7]，也有所置疑[8]，引起我對該文進一步的檢讨。
結果除了覺得還不必從根本上舍己以從人之外，也發現論證中确有某些失誤，而尚未有見諸文字的指正，某些關鍵之處的說明也不夠深細，是以有補正和進一步考論以證明拙見的必要。
說來遺憾，本人雖曾以專文辨證以《錄鬼簿續編》“羅貫中”為《三國演義》作者有因同姓名而緻誤的可能，然而《小考》卻仍有一處重蹈覆轍，即把上引瞿文中《白門》詩的作者陳剛中誤認為宋代同姓名的另一人。宋代的那位陳剛中字彥柔，閩清人，高宗建炎二年進士，官至太府丞。而瞿引《白門》詩的這位作者陳剛中是元朝人。
這一以似為真的失誤，除了使筆者自愧無知之外，還進一步加強了前此質疑《錄鬼簿續編》“羅貫中，太原人”為《三國演義》作者的信心，認識到如若尚論古人，切不可唯“姓名”，而還要“驗明正身”。盡管這隻是起碼的常識，卻是以一節疏忽而使張冠李戴者正複不少，是以值得重提，而不再深論。
這裡且說瞿引《白門》詩的作者陳剛中，名孚，以字行，天台臨海(今屬浙江）人。《元史》有傳。生于元太宗十二年(1240）。曆官奉直大夫、台州路總管府治中等，卒于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有《陳剛中詩集》。
《瞿佑全集校注》
《白門》詩在詩集卷一，題下原有注雲：“邳之城南門。呂布為老瞞圍急，登此門請降。”以白門為下邳城之南門。這與《小考》引《後漢書》本傳“布與麾下登白門樓”下注引宋武《北征記》謂“魏武擒布于白門”，以及郦道元《水經注》曰 “南門謂之白門，魏武擒陳宮于此”相合。
換言之，至晚在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陳剛中去世之前所作《白門》詩中，呂布的故事包括其被擒之白門的方位，都還是依據于史志舊籍的記載。
但是，瞿佑說《白門》詩的引語卻有溢出史志舊籍記載之應視為虛構的成分，對《三國演義》研究來說，就值得注意了。
按《三國志·魏書》呂布本傳雲：
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将步，令布将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颔之。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
明汲古閣刻本《三國志》
《後漢書》卷七十六《呂布傳》略同。這裡值得注意的是，與上引瞿佑說陳剛中《白門》詩一則相對照，瞿說從“布被縛”至劉備曰“明公”雲雲，都合于《三國志》，雖然也與《三國志通俗演義》叙事相一緻，然而一般說來，卻隻能認為其本諸《三國志》等史籍的記載而與《三國演義》無關，可不具論；然而瞿說布罵曰“此大耳兒叵奈不記轅門射戟時也”一語，不見于《三國志》《後漢書》等，又肯定不是從《三國志》本傳布曰“是兒最無信者”一語直接化出，是以應别有出處。這對于《三國演義》成書時代研究來說，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為此，《小考》一文曾論元代《三國志平話》與《白門斬呂布》雜劇等都不可能是“布罵曰”一語的出處，而有所未盡。以緻有專家舉《三國志平話》相質疑，以為可能從《三國志平話》有關描寫脫化而來。這促使我進一步閱讀和力求更深細地思考，結果即上已述及，并無舍己以從人的必要。
試辨析如下。
按《三國志平話》有關描寫原文雲：
再令推過呂布至當面。曹操言：“視虎者不言危。”呂布觑帳上曹操與劉備同坐。呂布言曰：“丞相倘免呂布命，殺身可報。今聞丞相能使步軍，某能使馬軍，倘若馬步軍相逐，今天下易如翻手。”曹操不語，目視玄德。先主曰：“豈不聞丁建陽、董卓乎？”(白門斬呂布）曹操言：“斬，斬！”呂布罵：“大耳賊，逼吾速矣！”曹操斬了呂布。可憐城下餐刀日，不似轅門射戟時。[9]
建安虞氏刊本《三國志平話》
而《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四《白門曹操斬呂布》寫此事則雲：
操坐在門樓上，使人請玄德同關、張至樓上。操令玄德坐于側。操令提過一幹人來。呂布雖然身長一丈，被數條索縛作一團。布叫曰：“縛之太急，乞緩之！”曹操喝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曰：“容伸一言而死。”操曰：“且稍解寬。”……
操送(陳宮）下樓，布與玄德見，曰：“公為坐上客，布為階下虜，何不發一言而相寬乎？”玄德點頭。操知其意，令人押過呂布來。布曰：“明公所患，不過于布；布今以服，天下不足憂矣。明公為步将，令布為騎将，則天下不足慮矣。”操回顧玄德曰：“呂布欲如何？”玄德答曰：“明公不見事丁建陽、董卓乎？”操颔之。布目視玄德曰：“是兒最無信者！”操遂令牽布下樓缢之。布回顧曰：“‘大耳兒’！不記轅門射戟時！”[10]
《三國志通俗演義》
兩相對照可知，上引瞿佑說《白門》詩所引“布罵曰：‘此大耳兒，叵奈不記轅門射戟時也’”一語，即使可以視為從《三國志平話》的叙事與詩贊化出，但那隻能是小說家如《三國志俗演義》的作者羅貫中化腐朽為神奇的造化，而作為說詩的引語，一般說應引成說，而不可能是從《三國志平話》用語割裂拼湊敷衍而來。
換言之，說《三國志通俗演義》“布回顧曰”雲雲直接脫胎于上引《三國志平話》的描寫是對的，以瞿引“布罵曰”雲雲直接取材《三國志平話》則不可。三者的關系應該是《三國志通俗演義》取自《三國志平話》，而瞿引“布罵曰”的話引自《三國志通俗演義》——《三國演義》早在瞿佑生活的時代就已經産生了。
這裡必須說明的是，瞿佑說《白門》詩所引“布罵曰”一語，與《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布回顧曰”的話雖微有字詞的差異，但是，二者句式、語意完全一緻；而且《三國志通俗演義》中本句末雖無“也”字，但是雙峰堂本、喬山堂本等《三國志傳》本本句末有“耶”字，“也”“耶”通，剩下的就隻是《三國演義》少了“叵奈”一詞。
而元代“叵奈”或作“叵耐”，《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二《孫堅跨江擊劉表》中即曾一見，說明羅貫中熟悉此詞，而本句未用或者被後人刊落了，瞿佑引據脫字，或是根據更早今人已不可見的版本，甚至羅貫中原作。
總之，二者些微的差異不構成瞿引“布罵曰”一語不出自《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嫌疑；而二者的基本一緻則是羅貫中《三國演義》成書于瞿佑《歸田詩話》之前的有力證據。
瞿佑生于元順帝至正七年(1347），卒于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歸田詩話》自序于洪熙乙巳(1425）中秋日，為其谪戍保安十八年，垂老遇赦還鄉以後的“追念少日笃于吟事”[11]之作。
瞿佑跋仇遠《自書詩卷》
瞿引《三國志通俗演義》的事實，不僅表明《三國演義》早在瞿佑生活的時代就已經産生了，而且還使我們傾向于認為早在瞿佑出生之前就産生了。理由有三。
一是《歸田詩話》為瞿佑暮年“追念少日……耳有所聞，目有所見，及簡編之所紀載，師友之所談論”[12]之作，有關内容的形成均在瞿佑少年時期及其出生以前，而“布罵曰”雲雲的引語當屬後者；
二是按照一般訓诂的原則，瞿佑引“布罵曰”雲雲釋《白門》詩，應是認為該語為原詩所本。也就是說，在瞿佑看來，“布罵曰”雲雲所從出之《三國演義》，更早在陳剛中《白門》詩之前。即使以《歸田詩話》所載“大略為野史”[13]，其說《白門》詩引據未必求如漢箋之确考，但那在瞿看來，至少也是與《白門》詩相去不遠的說法。
三是考慮到《三國演義》的内容流為文人說詩的掌故，應是此書傳播已久的情況所緻，可以推定《三國演義》成書時間的下限應在瞿佑出生的1347年之前。
這是進一步讨論的基礎。
清刻本《玉笥集》
進一步說，瞿佑《吊白門》還引了與陳剛中同時代而稍晚的元人張思廉的詠史樂府《縛虎行》。拙文《小考》也曾指出詩中“‘戟尖不掉丈二尾’，謂呂布之戟‘丈二’，于史無征”，而根據在“《三國志平話》卷上謂呂布‘使丈二方天戟’”，進而表明張思廉做詩不避甚至習用小說家言。
而結合上論瞿佑“布罵曰”一語當出自《三國志通俗演義》，這裡還可以補充的是，張思廉《縛虎行》“坐中叵奈劉将軍”句，也似與瞿佑所舉“布罵曰”的措辭有蛛絲馬迹的聯系。
這在使我們傾向于認為瞿引“布罵曰”語中有“叵奈”一詞為《三國演義》原文之外，還加強了我們對張思廉做詩習用小說家言的認識，進而《小考》揭示出張思廉《玉笥集》中《南飛烏》詩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呂布事雖為偶然，卻也正是他的慣技。
《南飛烏》原詩雲：
南飛烏，尾畢逋，白頭啞啞将衆雛。渭河西岸逐野馬(破黃巾也），白門東樓追赤兔(擒呂布也）。冀豚(袁熙）荊犬(劉琮）肉不飽，展翼南飛向江表。江東林木多俊禽，不許南枝三匝繞。老烏莫欺髯郎小，髯郎讵讓老烏老？東風一炬烏尾焦，不使老烏矜嘴爪。老烏自謂足奸狡，豈信江湖多鸷鳥！捽烏頭，啄烏腦，不容老烏栖樹枝，肯使蛟龍戲池沼(赤壁之戰）！釋老烏，未肯搏，紫髯大耳先相攫。河東老羽雲外落(雲長死），老烏巢成哺銅雀。[14]
引詩括号内為作者原注，又題下有原注雲“曹操”。詩因曹操《短歌行》“烏鵲南飛”句意起興，寫赤壁之戰前後曹操的經曆，基本上合于《三國志》等史書的記載。
然而“東風”句本諸傳說，可以不論；而“白門東樓走赤兔”句也與史載不合。
莫友芝書曹操《短歌行》
對此，拙文《小考》雲：
《玉笥集》詠三國事另有《南飛烏》一首……中有“白門東樓追赤兔”句，下注“擒呂布也”，謂呂布于“白門東樓”被擒；但是《三國志》本傳但言“白門樓”而未言樓之方位，《後漢書》本傳“布與麾下登白門樓”下注引宋武《北征記》謂“魏武擒布于白門”，又引郦道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擒陳宮于此。”明确說白門樓為下邳之南門，則“白門東樓”也于史無征。……
從《玉笥集》有詠三國史事詩達十餘首之多，可知張思廉對三國史籍的熟谙；瞿佑也是熟悉《三國志》的，這有他所著《樂府遺音》中《沁園春·觀〈三國志〉有感》為證。是以，出現于他們筆下的這些關于三國的于史無征的文字表述不大可能是對史實的誤記，而必有另外的根據。[15]
在考察過《三國志》等正史與今存各種戲曲、小說的記載之後，拙文的結論是詩中“白門東樓”的用事也本于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但是，限于當時的認識，對某些問題未能深究，茲補充如下。
連環畫《白門樓》
首先，今以“白門東樓追赤兔”一定本之羅氏《三國志通俗演義》，不僅因其不見于現存其他文獻，而且以最可能成為其根據的《三國志平話》而言，它雖然不明确以白門為南門，卻字裡行間也沒有以之為東門。有關原文如下：
[侯成盜馬]見喂馬人大醉。侯成盜馬至于下邳西門。……奪了門，浮水而過。……曹操行軍搦戰。呂布騎别馬，出門迎敵，與夏侯惇交戰詐敗。呂布奔走，曹操引衆皆掩殺，伏兵并起，呂布慌速西走，正迎關公。呂布有意東走下邳，正撞張飛。(張飛捉呂布）衆将拿住，把呂布囚了。[16]
對于考察文中所寫白門的方位，這段叙事中值得注意的，一是侯成盜馬出的是下邳西門；二是呂布“出門迎敵”，雖未明言出的是何方之門，但從下文“西走”又“東走下邳”看，呂布此時正在下邳之西，則其所“出門”應是出西門，或者由出南門或北門“迎敵”後，敗走到西門的方向上去了，而絕對不會是東門；三是呂布為張飛所捉。
這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都有了改變，拙文《小考》指出：
《白門曹操斬呂布》一則雖未明言白門樓為下邳東門樓，而其叙事謂“東門無水”，侯成“盜赤兔馬走東門，魏續放出”，呂布“各門點視，來責罵魏續，走透侯成”，“布少憩樓中，坐于椅上睡着”，遂被擒……，正在城東門樓上。與下述“高順、張遼都在西門……被生擒。陳宮就南門邊，被許晃捉了”也相吻合。是以張詩“白門東樓”的說法，很可能是從《三國志通俗演義》得到的印象。[17]
對比可知，“白門斬呂布”的故事在《三國志通俗演義》與《三國志平話》中的細節有很大不同。其關鍵在改《平話》寫侯成盜馬奪“西門”而出為“走東門”，進而接下有“魏續放出”，當然也是在東門；又接下呂布“來責罵魏續”，自然仍非來東門莫屬——他就在這裡“少憩樓中……睡着”，被魏續、宋憲而不是張飛擒了。
二者的差異表明，包括《三國志平話》在内，《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前，從無以“白門”為“東樓”者。是以，張思廉注謂“擒呂布也”之“白門東樓追赤兔”句的用事，必不出于《三國志平話》等，其在今天可見的文獻中，隻能是出于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
《中國文學大辭典》
張思廉名憲，号玉笥生。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少負才不羁，晚為張士誠招署太尉府參謀，稍遷樞密院都事。元亡後變姓名，寄食僧寺以沒。有《玉笥集》十卷，卷一、卷二即瞿佑所稱《詠史樂府》，有詠三國史事詩十餘篇。據錢仲聯等主編的上海辭書出版社版《中國文學大辭典》，張思廉約生于元仁宗七年(1320），卒于約明洪武六年(1373）。
由此可以推知，張思廉在世時，《三國志通俗演義》所寫呂布在“白門東樓”被擒之事，已經成為作詩的材料，其成書就不僅在張的生前，還可能更早在他的年輕時代甚至他出生之前。這在時段上就切近《小考》謂《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元泰定三年(1326）前後”的結論(詳下）。
其次，瞿佑不僅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語說陳剛中《白門》詩，而且還應是深知張思廉《南飛烏》詩用《三國志通俗演義》之事。這一方面表現于瞿佑稱張思廉詠史樂府一如其《縛虎行》，體皆“調笑可誦”，不同于純正體的詠史詩，大概就以其用事多采小說家言的特點；另一方面，瞿佑本人是小說家，也熟谙三國史籍，是以才對張思廉詠史詩的這一特點有特别關注，并垂老不忘，在《歸田詩話》中熱心加以表彰。
關于瞿佑熟谙三國史籍，有其所著《樂府遺音》中的《沁園春·觀〈三國志〉有感》為證。據徐朔方《瞿佑年譜》，這首詞作于洪武十年(1377）他31歲時，其中“新安直筆，指朱熹(1130—1200）《資治通鑒綱目》以尊劉貶曹為主旨”[18]。
可知瞿佑早年即已對《三國志》及其有關史籍進行過研究；其晚年作《歸田詩話》，以張思廉《縛虎行》等詠史樂府為“調笑可誦”，應是基于對詩中用事虛虛實實已有的了解，并且正是其用小說家言虛構的成分，引起詩文家兼小說家瞿佑在詩話中給予表彰的興趣。
第三，從陳剛中《白門》詩謹遵史志稱白門為下邳城南門，到張思廉《南飛烏》詩稱白門為下邳城東門，這同一題材詩作用于同一故事，而此一内容卻有根本性的變化，表明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很可能就是在陳剛中的晚年到張思廉的少年時代産生。
《陳剛中詩集》
這一時段可具體為陳剛中垂暮之年的1300年，至張思廉出生後10年即1330年之間。考慮到元至治三年(1323）《三國志平話》還在被翻刻，可能還沒有後來者居上的情況發生，在這一時段中，《小考》取《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元泰定三年(1326）前後”的認識，應是基本合理的。
總之，瞿佑《歸田詩話》中《吊白門》一則引發的讨論，使我們得出如上羅貫中《三國演義》成書于“元泰定三年(1326）前後”的結論。這一結論同樣應該經得起“常識”的檢驗。以常識而言，這一結論是以可靠的邏輯在于：
一、瞿佑不可能生造“布罵曰”雲雲為說詩根據，張思廉作詩也不可能無端說呂布“白門東樓走赤兔”，而均必有文獻的根據。
二、據今見文獻，既經考得瞿佑引“布罵曰”語與張思廉用“白門東樓”事隻見于《三國志通俗演義》，那麼二者很可能是《三國演義》成書時代的标志。
三、考慮到古代文獻多佚，理論上不排除上述瞿佑引語、張思廉用事與《三國志通俗演義》所寫互不相襲，而或先或後出于别種已佚文獻的可能。然而，《小考》已推斷瞿佑引語、張思廉用事“不見于其他‘說三分’的話本”，也“不會出自《三國志平話》大約同時或以前的戲曲”，[19]進而其隻能出自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是《三國演義》成書時代的确切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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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為《三國演義》成書時代的證據，瞿佑引語與張思廉用事各自獨立地支援元代說，進而本文不是憑孤證立論，而基本上做到了證據充分。
五、在如上兩條證據都能成立的基礎之上，張思廉《南飛烏》詩用“白門東樓”事，實際把瞿佑引“布罵曰”所表明的《三國演義》成書時間的下限更加提前了，也就是說，張思廉《南飛烏》詩用“白門東樓”事才是《三國演義》成書時間下限的最後标志。
六、輔以時賢關于《三國志通俗演義》中“今地名”、關羽封義勇武安王、元朝“俗近語”等考論的綜合效力，這一标志已能充分支援拙說《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元泰定三年(1326）前後”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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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沈伯俊：《世紀課題：〈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頁。
[2] 參見杜貴晨《近百年〈三國演義〉研究學術失範的一個顯例——論〈錄鬼簿續編〉“羅貫中”條資料當先懸置或存疑》，《北京大學學報》2002第2期。
[3] 參見沈伯俊《世紀課題：〈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頁。
[4] 魯迅：《關于〈唐三藏取經詩話〉的版本——寄開明書店〈中學生〉雜志社》，《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75—276頁。
[5] (明）瞿佑：《歸田詩話》，載丁福保輯《曆代詩話續編》(下），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285頁
[6] 杜貴晨：《〈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中華文化論壇》1999年第2期。
[7] 沈伯俊：《世紀課題：〈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頁。
[8] 王平：《從傳播角度看〈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俞汝捷、宋克夫編《黃鶴樓前論三國》，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499頁。
[9] 《三國志平話》，丁錫根點校：《宋元平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86—787頁
[10] (元）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汪原放标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94—195頁。
[11] (明）瞿佑：《歸田詩話自序》，載丁福保輯《曆代詩話續編》(下），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234頁。
[12] (明）瞿佑：《歸田詩話自序》，載丁福保輯《曆代詩話續編》(下），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234頁。
[13](明）胡道：《歸田詩話序》，載丁福保輯《曆代詩話續編》(下），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234頁。
[14] (明）張憲：《玉笥集》（卷一），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集部五，别集類四，第16頁。
[15] 杜貴晨：《〈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中華文化論壇》1999年第2期。
[16]丁錫根點校：《宋元平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85—786頁。
[17] 杜貴晨：《〈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中華文化論壇》1999年第2期。
[18] 徐朔方：《小說考信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71頁。
[19] 杜貴晨：《〈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中華文化論壇》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