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04年張伯苓與嚴修創立南開學校，倡導新學，到1919年兩人創辦私立南開大學，再到1947年牛津大學宣布承認南開學曆，南開的故事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高等教育的縮影——飽經戰亂仍努力擁抱文明，委身政治仍努力維持獨立。這也成為張伯苓一生艱難辦學的人生寫照。
▲ 張伯苓檢閱參加軍訓的南開學生
國幟三易，棄戎從教
1894年，中日甲午戰争爆發。1895年北洋水師一敗塗地，全軍覆沒。1898年，中國威海衛軍港上空，日本太陽旗降落，中國黃龍旗升起，接着，黃龍旗降落，英國米字旗升起。
一名22歲的水兵目睹這場接收和轉讓儀式後喟歎道：“我在那裡目睹兩日之間三次易幟，當時說不出的悲憤交集，乃深深覺得，大陸欲在現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創造一代新人。我乃決計獻身于教育救國事業。”
這名水兵就是張伯苓。他看到“國幟三易”的醜劇上演，這極大地刺激了張伯苓，他憤然從軍隊辭職，決心棄戎從教。
建構南開教育體系
張伯苓辭職回到天津後，在紳士嚴修的家館教書。
1903年和1904年，張伯苓兩次東渡日本，考察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教育，其辦學規模和教育方法使張伯苓震撼，“知彼邦富強，實出于教育之振興，益信欲救中國，須從教育着手”。1904年10月，在嚴修的支援下，私立中學堂成立，張伯苓任學堂監督（校長）。1907年，校名改為南開中學堂。
1917年，嚴修與張伯苓先後抵達美國考察大學建設，學習如何組織和建立私立大學。當時，張伯苓特地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修教育——要辦好學，自己要先學好。
那一年，張伯苓已經41歲。
在一年多的學習時間裡，張伯苓刻苦認真，不斷比較美國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再結合自己的實踐和想法，逐漸創立了一套适合中國的教育理論。
1918年，張伯苓學成回國，開始着手創辦中國人自己的大學。他和嚴修等人開始四處募捐，因為辦私立大學最缺的就是資金。
▲ 1918年，嚴修（前排中）與張伯苓（前排右一）在美國考察教育（圖檔來源于南方人物周刊）
為了籌錢，張伯苓四處低頭求人，但他認為這不丢人：“我不是乞丐，乃為興學而做，并不覺難堪。”在各界人士的鼎力相助下，1919年9月25日，南開大學正式宣告成立。
在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先後創辦成功的激勵下，1923年，張伯苓在嚴修的支援下創立南開女子中學；1928年，南開國小正式成立；1932年，張伯苓又支援創立了南開經濟研究所和應用化學研究所，進而建構了一個完整的南開教育體系。
中國私立大學拓荒者
與公立學校不同，私立學校的校長除了要管理好學校，還必須設法解決辦學經費的問題。南開的經費，主要靠募捐而來。而募捐，并不是人人肯幹或者幹得了的，除了要放得下身段，還要講究方式方法。當然，僅靠募捐——如同輸血，是不夠的，還需增強學校自身的造血能力。
經曆了兩次遠赴歐美的考察，張伯苓得出一個結論：“學校如大工廠，學生如工廠之出品。”是以，不僅要“視社會之需要而定教育之方針”，還可以在學校裡開辦工廠，既滿足學生工讀的需要，也為學校創收。比如應用化學研究所下設的化工廠，其開發的金屬磨光皂、油墨等輕工業産品，暢銷華北乃至全國市場，不僅擴大了社會影響，也取得了相應的經濟效益。
一所學校的優劣，一個重要的衡量标準就是師資力量。當時的南開大學因為是私立大學，缺乏資金，教師的薪金其實低于其他大學的教師薪金，但很多著名的學者和教授還是願意到南開大學任教，一是因為南開大學從不拖欠工資，二是因為南開大學的學術氛圍很好，大家都專心教學和學習。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張伯苓的人格魅力：
在張伯苓擔任校長期間，南開大學的财務狀況全部公開，放在校圖書館供人随便查閱；他本人長期隻領120元月薪，隻相當于當時其他大學校長的1/3，而學校的不少教授月薪達300元；他的公務車是一輛人力車，全校老師都可以使用;他出差随身帶殺蟲藥，因為他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館，衛生狀況極差……在這樣的情況下，南開大學的實力和聲望迅速提高。當時的社會各界名流，從梁啟超到黃興，從張學良到陳寅恪，從葉聖陶到陶行知，他們都把自己的子女或親戚的孩子送到南開系列學校去讀書，因為他們信任南開的師資，更信任張伯苓的教育理念。
1947年，英國牛津大學宣布承認南開大學學曆，而在當時的中國，連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在内，一共隻有7所學校獲得了牛津大學的承認。
▲ 張伯苓夫婦與家人合影（圖檔來源于南方人物周刊）
培育“允公允能”的人才
面對内憂外患的現實，晚清一代的教育家個個胸懷教育救國的理想，張伯苓心中的救國夢尤為強烈，他一直沖在愛國救亡運動的前線。“愛國”成為他教育辦學的首要宗旨，他說：“南開學校系因國難而産生，故其辦學旨在痛矯時弊，育才救國。”他勉勵學生“公德心之大者為愛國家，為愛世界”，要求“諸生功課已畢業，此後應思如何為國為公，方不愧為南開學生”。
事實上，張伯苓非常注重“寓教于樂”，最反感的就是“死讀書”。在南開，戲劇和音樂等科目都是非常受校方重視的，而其中最受重視的，是體育。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日軍在天津的重點轟炸目标就是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張伯苓30多年的心血毀于一旦。但是他毫不氣餒，公開演講說：“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南開之精神，将是以挫折，而愈益奮勵。”
多少年後，開拓了現代私立教育成功之路的張伯苓回顧道：“40多年以來，我好像一塊石頭，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滾，不敢作片刻停留。南開在最困難的時候，八裡台籠罩在愁雲慘霧之中，好像每棵小樹都在向我哭，我咬緊牙關未敢稍停一步。一塊石頭隻需不斷地滾，至少沾不上苔黴，我深信石頭會愈滾愈圓，路也會愈走愈寬的。”這話裡，不乏辛酸，但更透着自信與自豪。
張伯苓在國家命運跌宕起伏的年代，堅守文化和教育，傳承民族文脈精神，猶如一座燈塔，照亮硝煙彌漫的山河，也穿透悠悠峥嵘的歲月，為今日中國文化和教育立鏡，為後輩成長樹碑。
摘自 | 《上司文萃》2022年1月下，原标題《國士張伯苓：中國新教育啟蒙者》
稿件來源 | 《文史博覽·人物》
本文作者 | 吳雙江
責任編輯 | 井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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