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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会玩的人才会读书

作者:领导文萃
从1904年张伯苓与严修创立南开学校,倡导新学,到1919年两人创办私立南开大学,再到1947年牛津大学宣布承认南开学历,南开的故事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饱经战乱仍努力拥抱文明,委身政治仍努力维持独立。这也成为张伯苓一生艰难办学的人生写照。
张伯苓:会玩的人才会读书

▲ 张伯苓检阅参加军训的南开学生

国帜三易,弃戎从教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北洋水师一败涂地,全军覆没。1898年,中国威海卫军港上空,日本太阳旗降落,中国黄龙旗升起,接着,黄龙旗降落,英国米字旗升起。

一名22岁的水兵目睹这场接收和转让仪式后喟叹道:“我在那里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大陆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这名水兵就是张伯苓。他看到“国帜三易”的丑剧上演,这极大地刺激了张伯苓,他愤然从军队辞职,决心弃戎从教。

构建南开教育体系

张伯苓辞职回到天津后,在绅士严修的家馆教书。

1903年和1904年,张伯苓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教育,其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使张伯苓震撼,“知彼邦富强,实出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1904年10月,在严修的支持下,私立中学堂成立,张伯苓任学堂监督(校长)。1907年,校名改为南开中学堂。

1917年,严修与张伯苓先后抵达美国考察大学建设,学习如何组织和建立私立大学。当时,张伯苓特地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教育——要办好学,自己要先学好。

那一年,张伯苓已经41岁。

在一年多的学习时间里,张伯苓刻苦认真,不断比较美国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再结合自己的实践和想法,逐渐创立了一套适合中国的教育理论。

1918年,张伯苓学成回国,开始着手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他和严修等人开始四处募捐,因为办私立大学最缺的就是资金。

张伯苓:会玩的人才会读书

▲ 1918年,严修(前排中)与张伯苓(前排右一)在美国考察教育(图片来源于南方人物周刊)

为了筹钱,张伯苓四处低头求人,但他认为这不丢人:“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做,并不觉难堪。”在各界人士的鼎力相助下,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正式宣告成立。

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先后创办成功的激励下,1923年,张伯苓在严修的支持下创立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南开小学正式成立;1932年,张伯苓又支持创立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中国私立大学拓荒者

与公立学校不同,私立学校的校长除了要管理好学校,还必须设法解决办学经费的问题。南开的经费,主要靠募捐而来。而募捐,并不是人人肯干或者干得了的,除了要放得下身段,还要讲究方式方法。当然,仅靠募捐——如同输血,是不够的,还需增强学校自身的造血能力。

经历了两次远赴欧美的考察,张伯苓得出一个结论:“学校如大工厂,学生如工厂之出品。”因此,不仅要“视社会之需要而定教育之方针”,还可以在学校里开办工厂,既满足学生工读的需要,也为学校创收。比如应用化学研究所下设的化工厂,其开发的金属磨光皂、油墨等轻工业产品,畅销华北乃至全国市场,不仅扩大了社会影响,也取得了相应的经济效益。

一所学校的优劣,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师资力量。当时的南开大学因为是私立大学,缺乏资金,教师的薪金其实低于其他大学的教师薪金,但很多著名的学者和教授还是愿意到南开大学任教,一是因为南开大学从不拖欠工资,二是因为南开大学的学术氛围很好,大家都专心教学和学习。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张伯苓的人格魅力:

在张伯苓担任校长期间,南开大学的财务状况全部公开,放在校图书馆供人随便查阅;他本人长期只领120元月薪,只相当于当时其他大学校长的1/3,而学校的不少教授月薪达300元;他的公务车是一辆人力车,全校老师都可以使用;他出差随身带杀虫药,因为他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馆,卫生状况极差……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开大学的实力和声望迅速提高。当时的社会各界名流,从梁启超到黄兴,从张学良到陈寅恪,从叶圣陶到陶行知,他们都把自己的子女或亲戚的孩子送到南开系列学校去读书,因为他们信任南开的师资,更信任张伯苓的教育理念。

1947年,英国牛津大学宣布承认南开大学学历,而在当时的中国,连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一共只有7所学校获得了牛津大学的承认。

张伯苓:会玩的人才会读书

▲ 张伯苓夫妇与家人合影(图片来源于南方人物周刊)

培育“允公允能”的人才

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晚清一代的教育家个个胸怀教育救国的理想,张伯苓心中的救国梦尤为强烈,他一直冲在爱国救亡运动的前线。“爱国”成为他教育办学的首要宗旨,他说:“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故其办学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他勉励学生“公德心之大者为爱国家,为爱世界”,要求“诸生功课已毕业,此后应思如何为国为公,方不愧为南开学生”。

事实上,张伯苓非常注重“寓教于乐”,最反感的就是“死读书”。在南开,戏剧和音乐等科目都是非常受校方重视的,而其中最受重视的,是体育。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在天津的重点轰炸目标就是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张伯苓30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但是他毫不气馁,公开演讲说:“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多少年后,开拓了现代私立教育成功之路的张伯苓回顾道:“40多年以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留。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好像每棵小树都在向我哭,我咬紧牙关未敢稍停一步。一块石头只需不断地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会愈滚愈圆,路也会愈走愈宽的。”这话里,不乏辛酸,但更透着自信与自豪。

张伯苓在国家命运跌宕起伏的年代,坚守文化和教育,传承民族文脉精神,犹如一座灯塔,照亮硝烟弥漫的山河,也穿透悠悠峥嵘的岁月,为今日中国文化和教育立镜,为后辈成长树碑。

摘自 | 《领导文萃》2022年1月下,原标题《国士张伯苓:中国新教育启蒙者》

稿件来源 | 《文史博览·人物》

本文作者 | 吴双江

责任编辑 | 井宁

微信编辑 | 又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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