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 （1876—1951），天津人，教育家，南開學校創辦人。抗戰期間率南開大學與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合組西南聯合大學,與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贻琦共同擔任聯大常務委員。
2004 年 12月，天津建衛 600 周年。之前兩個月，南開學校百年慶典，南開大學亦建校 85 周年。這座城市和這所學校，氣脈相連，以至于人雲：“知中國者必知天津，知天津者必知南開。”
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在美國過 70大壽，老舍和曹禺合寫獻詞，曰：“天下人誰不知,南開有個張校長？〞
然而，曾有那麼一段時間，南開似乎漠視這位老校長的存在。
1949年,曾出任國民參政會副議長、考試院院長等職的張伯苓拒絕蔣介石的去台邀請，留在大陸。但由于曾“一腳踏在臭水溝裡”，1950年9月,當他回到故鄉，當時“進步”的南開師生對歸來的老校長并不歡迎，态庋冷談淡，許多同學認為他是“戰犯”，沒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記就已寬大他了。
張伯苓希望暑期到南開大學暫住一段時間，特意征求南開大學黨支部意見，卻未得到任何答複。不久，南開校慶來臨，他早早準備前去參加活動，但南開大學不允許他進入，而南開大學也隻安排他在相關活動中坐一般席位。自此以後，他變得沉默孤獨，常常呆在房間，以手擊頭，神情頹喪，歎息不已。研究者司徒允認為：這與他一生大部分時間愈挫愈奮的虎虎生氣相比，其晚景之凄涼，适成兩極。”
在張伯苓逝世後的追悼會上，其故交黃钰生緻悼詞稱：“他懊悔晚節的失足，他歎息老境不能參與這個偉大時代的工作，他悲傷他是被新中國所揚棄的人，他悲傷在新社會裡無有他的地位，他悲傷他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傷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開中學已經不認識他了，在校慶的那一天到禮堂裡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許可，他傷心極了⋯⋯”
與生命最未兩年的心灰意冷不同，同樣按照黃钰生所說，張伯苓四十生年為教育、為中國,辛辛苦苦，勞碌奔波，到處碰壁，失敗了再起來，起來了又失敗，愈失敗愈奮鬥”。他從不灰心，自喻“不倒翁”，謂“非不倒也，倒後能複起也”。
他周旋于軍、政、官、商各界人士之間,慘談經營私立的南開學校，為了籌款，向人求見，坐過冷闆凳，挨過白眼，卻坦然面對：“雖然有時向人家求見捐款，被其擋駕，有軍于臉面，但我不是乞丐,乃為興學而作，并不覺難堪。”
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當年曾說過：“近幾年來，每當我見到張伯苓,他總是說：“隻有他深知我的苦處 ，也隻有我深知他的苦處。他是在述說在中國創辦一所私立大學所付出的辛勤勞動。”
這些勞動所得曾經無比豐碩。胡适寫過一篇《教育家張伯苓》，稱贊道：“在他僅隻22歲時從五個學生的一個私塾辦起，到 1917 年他 41歲時，他的中學已經有一千個學生。1936年他60歲，南開學校(包括男中、女中、國小部、大學及研究所)一共有三千學生。”
著名的政治活動家羅隆基早年就讀于清華學校，一位美國女教員請學生吃茶,突然正顔厲色地對他們說：“孩子們,你們将來都得學南開學校的張伯苓。假使中國多有幾個張伯苓,中國一定會強的。”
女教員說的是英文，把張伯苓三宇念得像外國名字 Chamberlain，于是羅隆基就一直以為鼎鼎大名、籃球隊能打敗“強大”的清華隊的南開學校，原來是個外國人 Mr.Chamberlein 辦的，而“外國人辦的學校，自然是好的”。後來，他才知道張伯苓先生是個中國人,而南開是中國人辦的學校，當然，其間“南開的足球 、籃球亦好幾次打敗清華了”。
曾任教于南開大學的文史名家柳無忌，稱張伯苓為“大校長”,因為張伯苓給他的第一個印象，就是“那魁梧的身體，像泰山般屹立在陳設儉樸的校長辦公室内”，而張伯苓的為人與他的事業，則“比他體格更高大”。後來在美國的南開校友聚會，齊唱校歌"渤海之濱，白河之津，巍銳我南開精神”，柳無忌以為，同樣令人心馳神往的，還有那位“魏巍乎南開大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