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一個不懂得知恩圖報的人，必定不會有什麼大出息，而古今往來凡是能夠有所成就的名人，往往都是有恩必報的。父母的養育之恩，師長的教誨之恩，人生在世，沒有比這兩樣更重的恩情。備受人們愛戴的周總理，是一個為國為民的好總理，在個人生活方面，他對父母的孝敬、對師長的尊敬，也為世人樹立了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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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早年喪母，父親周贻能常年在外打工，用微薄的收入維持着艱難的家計。1908年，周恩來的四伯父周贻赓在妻弟錢能訓的關照下離開家鄉淮安，到東北謀了一個差事，擔任奉天财政局的科員，收入情況有了好轉後，周贻赓便想将侄子周恩來接到身邊，1910年，12歲的周恩來去了東北，住在四伯父的家中入學讀書。
1913年，周贻赓調到天津擔任長蘆鹽運司科員，15歲的周恩來也跟着伯父周贻赓遷居到天津，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天津南開學校。周恩來是家中長子，老家還有兩個弟弟，跟着八伯周贻奎一起生活，周贻奎常年患病在床，周贻赓的工資還要接濟家裡，周恩來雖然能勉強進入學校，但是生活一直是非常清苦，甚至常常連交出學雜費也很困難。
但周恩來的品學兼優，很快就引起了當時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的注意，他對這個優秀的學生進行了特别關照，張伯苓曾多次和别人說：“周恩來是南開最好的學生”。
少年時期的周恩來，在南開讀書時不僅和同學們培養了同窗情，也和老師們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今後不管身在哪裡，周恩來的心裡始終保留着一片難以忘記的南開情懷，這片情懷用他1919年5月在天津寫給留日南開同學的信中的一句話來表達再恰當不過：“我是愛南開的”。
周恩來1913年入學，1917年畢業，在南開短短的幾年時間，在一生漫長的幾十年當中，或許是很短暫的，但卻絕對不是微不足道的。周恩來和張伯苓的師生情誼起源于南開，但并沒有因為周恩來離開了南開就畫上了句号，在以後的歲月裡，他們之間的情誼一直延續了将近40年，這樣的密切聯系，早已經不是一般的師生關系可以概括的。
無論是周恩來對張伯苓的尊敬，還是張伯苓對周恩來的賞識，都是源于他們心中共同的愛國熱情。意氣風發的周恩來進入南開學校以後，不僅各科成績出類拔萃，更有着非常卓越的社會活動能力，在同學當中有着很高的人氣和上司力，将這樣心懷家國的學生培養成材，正是張伯苓創辦學校的出發點，明白了張伯苓的辦學初衷，他對周恩來的格外賞識和關照便不難了解。
張伯苓是海軍出身，他白手起家，靠着向社會募捐創辦了南開中學、南開女中、南開國小、南開大學、重慶南開學校等一系列的南開名校，并非為了一己私欲，為了個人升官發财，而是為了給國家培養人才，實作教育強國的理想。
在談到國民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時，張伯苓說了一句名言：“中國不亡吾輩在！每個人都要自強，隻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國就亡不了。我們必須有這麼想的氣概，不管人家怎麼說，自己要有這種信念！”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張伯苓作為校長，他身上有着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所說的“中國不亡吾輩在”，和周恩來所說的“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涵。南開中學從1904年開始創辦，在周恩來入學的時候，學生還沒有超過千人，在學生數量還比較少的時候，作為校長的張伯苓，對在校的學生都很熟悉，還能叫出他們每個人的名字。
考入南開中學的時候，周恩來15歲，在一年級乙三班就讀，後改為丁二班。對每年入學的新學生，張伯苓都會格外關注，他會通過跟學生談心的方式，仔細詢問他們家裡的經濟情況，和許多老師對家中有權有勢的學生另眼相看不同，張伯苓格外關懷的反而是那些家裡經濟困難的窮學生，每到周末的時候，張伯苓都會讓妻子王淑貞做上一大桌子好吃的飯菜，将這些學生們都叫到家裡吃飯談心。
張伯苓叫到家中吃飯的學生中，常常都會有周恩來的身影，在了解到周恩來的家境清貧後，張伯苓做主免去了他的所有住宿費、學費、書費，又給他提供了勤工儉學的機會，讓周恩來在課餘時間，給學校刻蠟闆、謄抄講義，以此來賺取一點生活費。
沒有了學費的後顧之憂，周恩來便可以将精力都投入到了學習當中。當時周恩來的代課老師伉乃如常常在張伯苓面前表揚周恩來，說他是一個可造之材，将來一定不是池中之物，張伯苓在幾次接觸下來，也覺得伉乃如所說的非常有道理，更認為周恩來将來一定會成為南開的榮光。張伯苓經常叫周恩來到家裡吃飯，用天津人愛吃的貼餅子、熬小魚等特色菜招待這個得意門生。
多年後，周恩來還動情地回憶說：“我在南開讀書的時候，張校長經常給我熬小魚吃”。想必周恩來所懷念的，絕不僅僅是熬小魚那外焦裡嫩的美味，更是感慨于當年校長對自己發自内心的關照。周恩來是當時南開唯一一個學費全免的學生，張伯苓還特意任命他擔任了校長室助理秘書。
1914年，張伯苓支援學生們創辦了一個話劇演出團體——南開新劇團，文筆好的學生負責編劇，有表演天賦的學生負責演出，舞台感好的學生負責布景，心思細緻的學生負責稽核。周恩來是劇團裡的核心成員，擔任布景部部長，又一人負責多項工作，因為文筆好，撰寫關于新劇的文章發表在校刊上的任務也非他莫屬。
當時南開中學裡還沒有女生，但一部話劇裡面不可能隻有男性角色，大家便商議挑選長相清秀的男學生來反串女性，結果周恩來又因為長相清俊獲得了這一項殊榮，常常在話劇中扮演女角。多年後，周恩來和張伯苓在重慶相逢，周恩來還跟張伯苓開玩笑：“校長，我對南開很有意見啊”，張伯苓一聽來了興趣，想聽聽這位愛徒對學校有什麼高見，沒想到周恩來卻說了一句：“當年演戲的時候，為什麼總讓我演女人”。說完，兩個人都忍不住開懷大笑了起來。
支援周恩來和同學們辦劇社雖然隻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背後卻飽含着張伯苓的良苦用心，在他看來，學校就是一個姿态萬千的小舞台，在這個舞台上，老師和學生都是在上面表演的各式各樣的角色，良莠不齊，好醜不一，如今在學校裡能把角色扮演好的學生，今後去到了世界這個大舞台，才能演出輝煌的社會之劇。張伯苓的說法沒有錯，周恩來在學校裡是一名好學生，到了社會上，也實作了心中的遠大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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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周恩來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了金質獎章和獎狀畢業，考上了赴日本公費留學的機會。因為當時南開還沒有大學，學生畢業後不能繼續升學，張伯苓和校董嚴修一起去了多個國家考察學習，回國後便籌集經費創辦了南開大學。當張伯苓經過日本的時候，周恩來收到消息後馬上去旅館拜見恩師，還親自下廚做菜招待，陪張伯苓去公園觀賞櫻花。
老師和學生之間，就像多年未見面的摯友一樣，有着說不完的話，他們所談的，不僅是南開的往事，更多的時候談的都是國計民生，此時他們之間早已經不限于學生和老師了，而是一種亦師亦友、無話不談的關系。1919年，南開大學正式開學，張伯苓邀請周恩來回國繼續深造，周恩來回了天津，免試進入南開大學文科學習。
不過當時21歲的周恩來，對國家動亂、人民艱難的社會現實有了更深刻的體會，早已不能坐在教室裡“一心隻讀聖賢書”了。“五四運動”時，周恩來因為上司學生運動被捕入獄，在當時教育廳的重重壓力之下，張伯苓已經不可能再讓周恩來回到南開大學讀書，但是對于這個心愛的學生，他又和校董嚴修一起，為他謀劃了另一條出路。
由張伯苓推薦，嚴修出資7000銀元，設立了“範孫獎學金”，資助周恩來和另一名同學李福景去到法國留學。在巴黎，周恩來加入了共産黨，身邊的人都勸嚴修不要再資助周恩來了，嚴修卻回了一句：“士各有志，不能相強”，繼續資助周恩來完成學業。
1936年12月，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逼迫蔣介石停止内戰、一緻抗日。張伯苓和張學良之間向來有着很深的交情，記者采訪張學良的時候曾問了一個問題：“您年輕的時候，受誰的影響最大？”張學良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是張伯苓先生”。張學良才16歲的時候，就在沈陽聽過張伯苓的演講，受益匪淺。
孔祥熙讓張伯苓讓去做張學良的工作，認為張伯苓的話對張學良能夠産生一言九鼎的作用，希望他去能夠争取一些回旋的餘地。張伯苓到了南京，周恩來當時正在南京和國民黨談判，西安事變已經和平解決，張伯苓非常高興，回去後在學校講話時忍不住誇獎自己當年的學生：“西安事變能夠和平解決，我們的校友周恩來可是立了大功啊。”
1937年7月，日軍攻打天津，南開大學、南開中學、南開女中都毀于敵人的炮火之下，張伯苓看着自己多年的心血毀于一旦，痛心疾首，但是他的精神卻沒有是以被打倒，南開的建築雖然被毀了，但南開的精神不會是以消亡。張伯苓讓同學們都離開校園，投筆從戎，保家衛國，還通過周恩來的關系，介紹大家去參加八路軍。
張伯苓又重拾起辦學校的理想，1938年，通過募捐開辦了重慶南開中學，周恩來在重慶工作時，經常去學校看望張伯苓。什麼是南開精神？周恩來在給校友們的講話中說：“南開傳統的精神為抗日與民主，為苦幹、窮幹與實幹。” 張伯苓之是以一直對别人說周恩來是南開最好的學生，就是因為他的身上，最好地呈現了這種南開精神。
1944年10月，重慶南開舉行校慶活動，那一年正是張伯苓68歲的生日，南開校友都趕過來給他祝賀，周恩來也來了，他看到老校長家裡放着一個江南山區特有的供人乘坐的傳統交通工具——滑竿，就叫了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副部長張劢生一起充當轎夫，将張伯苓請上去，兩個人擡着老校長在院子裡走了一圈。
這件事情當時還成了一樁美談，如今的周恩來，身份早已經是今時不同往日，但是在當年的老師面前，他始終隻當自己是一個普通的學生，人家幫我，永志不忘，對張伯苓在自己少年清貧時雪中送炭的關懷，周恩來一生都銘記在心。周恩來為張伯苓擡滑竿這件事情在當時還成了流傳一時的一樁美談，報紙上刊登了這樣一首打油詩：“國共兩部長，合作擡校長，師生情誼厚，佳話山城揚”。
1948年，蔣介石一再寫信請張伯苓到南京擔任考試院院長，張伯苓因為在重慶辦南開學校的時候得到了蔣介石的幫助，就勉強答應了，但隻任了四個月，就辭了職，正是這段在國民政府任職的經曆，讓張伯苓以後的處境變得非常尴尬。
解放後，蔣介石力邀張伯苓去台灣，當時張伯苓已是古稀之年，人老了都想落葉歸根，張伯苓不想流落海外，但又因為曾在蔣介石政府任過職，擔心自己以後的境遇。直到收到了一封署名“無名氏”的信，上面寫着：“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 飛飛就是周恩來曾經用過的筆名，收到信的張伯苓才如釋重負，果斷地謝絕蔣介石，留在了大陸。
南開本是私立學校，解放後張伯苓将學校都捐給了國家，1950年，周恩來将張伯苓接到北京傅作義的家裡住了4個多月，待了一段時間後，張伯苓還是想回天津，那裡是他創辦學校的地方，也是他的老家。周恩來擔心張伯苓回去後被為難，專門寫信過去說是自己親自将校長接回來的，并囑咐天津市長，也是南開的校友黃敬多加照顧。
1951年2月，75歲的張伯苓在天津病逝，活着的時候，他兩袖清風，去世時，他也沒有任何存款。張伯苓懷着一腔愛國熱忱，靠着從社會上募捐來的資金，創辦了南開系列的多所名校，因為經常搞募捐，外界還送了張伯苓一個帶着戲谑成分的外号：“化緣和尚”，但是這個外号對張伯苓來說，不是恥辱，而是榮譽，因為他不是為了自己化緣，而是為了國家的教育事業化緣。張伯苓的一顆拳拳愛國心，讓社會上很多的有志之士都非常欽佩，紛紛慷慨解難，鼎力支援，這才有了後來的南開。
張伯苓募捐來的錢，全部用在了學校建設上，他的手上經過了數百萬的資金，卻一分都沒有當作個人的私利，他要求将每一筆捐款，都在賬本上記得明明白白，并且将賬目全部對外公開，接受社會監督。學校有錢了，老師們的工資漲到了300元，作為校長的張伯苓工資卻一直是100元。
南開系列的學校都是由張伯苓管理，但他并沒有因為自己多勞了，就理所當然地多拿幾份工資，始終隻讓一個學校給自己發工資。精神上足夠充實的人，從來不會在乎物質的多少，張伯苓将一顆心都放在了學校和學生的身上，自己從來不擺校長的闊綽，一直堅持着勤儉清貧的生活習慣，出差坐三等車廂，開會步行前往，旅館住最差的，因為臭蟲太多，他出門都要帶着臭蟲藥。
張伯苓的家就在和貧苦市民一起的巷子裡，因為位置太偏僻，張學良來拜訪他的時候，找了半天都沒找到。張伯苓去世時，身無長物，兒女們在他口袋裡，就翻出了6元7角錢，雖沒有留下什麼物質财富，但他卻留下了一世清名，也正是這樣的張伯苓，才讓周恩來一生都敬重不已。
聽說張伯苓去世的消息後，周恩來專門從北京趕來吊唁，并由他帶頭組成了治喪委員會，将恩師的後事安排妥當。周恩來向老校長的遺體三鞠躬，并親自獻上了花圈，上面寫着：“伯苓師千古 學生周恩來敬挽”。
當時對如何評價張伯苓有很大的争議，在葬禮上，周恩來給了老師一個蓋棺定論的公正評價：“看一個人應該根據他的曆史背景和條件，切不可用現在的标準去評價過去的人。張校長一生是進步的，愛國的。他辦教育卓有成績，是有功于人民的。”
周恩來的話打消了大家的顧慮，先後有2000多人前來參加了葬禮。張伯苓去世後，周恩來又特别關照師母王淑貞的生活，在困難時期将自己的購物證送給了她，還送了500元錢，并交代天津的朋友多加關照，直到師母離世。
“諄諄如父語，殷殷似友親。輕盈數行字，濃抹一生人”，如何尊師重道，如何感恩圖報，周恩來和張伯苓之間延續了幾十年的師生情誼，給了世人一個最圓滿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