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大年初一，北京市警察局内部卻絲毫察覺不到年味，當時偵查人員們在意外得知一個驚天大秘密後，于偵查處處長李寶亭的帶領下迅速趕到中國曆史博物館（2003年改名中國國家博物館）。
當走到博物館第二圈“奴隸社會展廳”中存放的一個大盂鼎身旁時，他們停住了腳步。随後李寶亭小心翼翼地将鼎上的玻璃罩摘下，然後戴上精心準備的白手套，将手伸進鼎内的腿肚子裡摸索..
不一會兒，他便從中掏出了一團團白棉花。而更讓他驚喜的是，裡面包裹着的東西正是一年多前博物館神秘失蹤的國寶——西周青銅珍品“史孔和”。當時這件青銅器在監控嚴密的博物館中一夜蒸發，不僅讓博物館的從業人員頭冒冷汗，甚至還驚動了周恩來總理。
但盡管相關部門迅速成立了聯合專案組，并對案件進行了詳細偵查，卻始終沒能找到這件國寶，導緻此案一度成為懸案。誰都沒想到，原來這件文物仍在館内，中途它曾短暫地離開過，後來又被偷盜者“返還”回來了。那偷盜者到底是誰？他又為何要這樣做呢？今天我們就來具體了解下這故事背後的隐情。
一、國寶離奇失蹤
時間來到1959年，由于這一年是新中國建立的十周年，是以從8月開始，大陸的各大曆史博物館就已經開始着手準備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的慶典活動了。但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被安置在中國曆史博物館21号陳列櫃中的國寶“史孔和”，卻突然不翼而飛了。
這件藏品雖然體積不大，直徑也隻有11厘米，但卻是三千多年前西周時期一位叫做“史孔”的貴族所鑄造的法定量器，其底部還刻有大篆體銘文，即：“史孔作寶和，子子孫孫永寶用”的字樣。
在當時，大陸的文物儲存體系還尚不完善，而且剛剛還經曆了幾十年的戰亂，能夠找到這種級别的青銅器十分不容易。是以“史孔和”這件國寶，無論是從時間價值來講，還是曆史意義來看，其身價都是不可估量的。
當時著名考古學家郭沫若，還有曆史學家翦伯贊還稱贊其是研究中國計量史，還有農業史不可多得的珍品，是以它被定性為是國家一級文物一點都不稀奇。而這樣一件國寶竟然離奇失蹤，并且還是在建國十周年慶典前後，公安部自然會極其重視了。
後來公安部還将這樁大案的報告放到了周恩來的案頭，畢竟此時距離國慶慶典隻有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很難不讓人猜測“史孔和”被盜案背後是不是有一個更大的陰謀。而周恩來在經過深思熟慮後則連續做出了兩條批示。
——第一，就是要嚴密封鎖消息；第二，由公安部、國家文物局、中國曆史博物館，以及北京市警察局一起聯合組成專案組，在規定的期限内偵破案件。
要調查此案，自然是需要了解與國寶走得“最近”的那批人，是以專案組負責人，時任中國曆史博物館行政處處長韓炳文，與北京市警察局的偵查處處長李寶亭一起，負責了對儲存“史孔和”的博物館從業人員進行了全方面的審訊，大緻清楚了國寶被盜竊前後的值班情況。
在事發那天下午，保管員丁大華在下班之前，與另一位保管員趙桐臻進行了交接，趙桐臻負責的是晚上6點到12點左右的保管工作。
不過在晚上12點後，他需要把工作交接給另一位從業人員，也就是三人保管部的組長張榮。而恰巧在這天，張榮因為家裡有事請假了，于是和另一位從業人員楊文和臨時換了班。
博物館防守嚴密，外部有荷槍實彈的警衛們站崗，連本館從業人員進入都必須出示證件，要想在如此戒備森嚴的地方偷盜，毫無疑問離得最近的人是最有嫌疑的，是以事發當天值班的三人丁大華、楊文和以及趙桐臻都是第一嫌疑人。
二、全方位的調查
而根據後續的調查，專案組又發現了一個特殊情況：那就是儲存有包括“史孔和”這件文物在内的第21号展覽櫃，居然一直都沒有上鎖。
當時博物館的從業人員解釋說，因為距離新中國建立十周年的國慶日已經很近了，是以為了能夠辦好慶典，博物館方面向全國各地的地方博物館都送出了申請，希望他們可以把自己博物館最珍貴的文物全部都送到北京來進行展覽。
而這些征調上來的文物種類特别多，博物館方面很難在短時間内做出一個有效的歸類方案，總不能把文物收上來以後亂擺吧！畢竟中國曆史博物館有着為數衆多的展廳，不同的展廳，展覽的物品也不同，有的是秦漢時代的文物，而有的是盛唐兩宋時代的文物，若随便擺，文物極有可能會放混的。
再加上有一些文物的年代，很難進行準确的判斷，是以專家學者們會經常把這些文物拿出來進行研究。而在研究結束以後，可能會得出不一樣的結果，是以有一些文物會經常換展台。這使得博物館的上司們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做出了決定，在8月18日之前，所有陳列櫃都暫時不上鎖，友善對文物進行更換。
其實博物館方面作出這樣的決定是可以了解的。而在這樣“内松外緊”的情況下，出現偷盜情況，調查組經過讨論分析後，覺得這很有可能是一起監守自盜的案件，他們更加确信是博物館内從業人員盜走了“史孔和”，尤其是當天值班的那三人，因為他們是最能夠在這種環境下把國寶盜竊而走，還不被發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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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了調查方向以後，作為調查組兩個小組長的韓炳文和李寶亭做出了詳細的分工。由韓炳文來負責外部偵查工作，因為“史孔和”已經被盜竊了，而且事情還鬧得這麼大，小偷應該會很快把文物轉手出去。
如果專案組現在就監控全國的文物買賣市場的話，說不定還有追回“史孔和”的可能性。是以公安部馬上向各省市機關的公安廳以及沿海港口的海關釋出指令，要求他們協查“史孔和”的下落，而“史孔和”的照片也被傳到了全國各地大，但并沒有什麼進展。
而另一位調查組的上司李寶亭，是專門負責對博物館的内部人員進行安全審查的，看看究竟是誰盜走了文物。他組織人員對博物館内所有有可能藏匿“史孔和”的地方都進行了排查，并且還将嫌疑犯分成了不同的三個等級。而在這三個等級中，甚至還包括了在21号展櫃旁邊刷油漆的女工，可見排查得有多細膩。
随着時間的推移，其他展廳的從業人員都被一一排除了問題，但“史孔和”的那三個保管員的嫌疑卻是一直都沒被排除。他們是距離“史孔和”最近的人，還是最後見過“史孔和”的從業人員，而且他們也拿不出足夠的證據來自證清白。
結合之前的調查，李寶亭猜測盜竊犯必定是在這三人之中，不過沒有實際證據，肯定不能貿然逮捕他們，要不然會傷及無辜。是以他決定采取心理戰的戰術，看看能不能擊潰嫌犯的心理。
當時李寶亭主動找來三位保管員談話，并且語重心長地告訴他們不管到底是誰，出于什麼原因一時糊塗偷竊了“史孔和”，隻要現在願意主動拿回來，可以不追究後續責任，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
可是三位保管員都異口同聲地聲稱，他們沒有動過“史孔和”。見軟的不行，李寶亭打算來硬的，他突然一拍桌子吼道：“人民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對你們三人的外調已經展開，如果你們誰拿了東西，現在交代還不算晚，可是等找到了證據，我一定重重地辦他。”
可這三人仍舊沒有任何人出來承認，而這也足以證明，嫌疑犯的心理素質還是很高的。調查組無奈，隻好采取“死辦法決”定對這三位嫌疑人又進行更深一層的社會背景調查。
三、案件出現轉機
而這最終也确實取得了一些效果，因為楊文和暫時被排除了嫌疑，理由是楊文和的身份十厘清白。他在新中國剛剛建立的時候，就進入博物館工作，每天都會接觸大批文物，從沒有過任何失竊情況。況且他還是一個值得信賴的老黨員，平時也是老實巴交的，不貪财，根本沒有拿走“史孔和”的動機。
不過趙桐臻、丁大華這兩人就不完全一樣了。我們先說前者，趙桐臻曾經當過兵，在轉業結束後才來到博物館，他在工作中一直表現得特别不認真，平日裡講虛榮，好面子、報複心強也就罷了，更為重要的是他的性格是愛占小便宜的那種，有小偷小摸的習慣。
後者丁大華之是以嫌疑也大，是因為他的家庭和習慣。他的父親曾經是舊社會的古董商，倒騰了大半輩子的古玩，懂行情，知道“史孔和”的價值，而且他這個剛畢業的窮學生，新交了一個女朋友正是用錢的時候，他很有可能通過女朋友的香港親戚到境外換錢。
在這兩人之中，韓炳文認為丁大華的嫌疑更大，因為他不僅存在動機，還有轉移國寶的資源與途徑。是以丁大華被列為了重大嫌疑人，連他的父親、女朋友也被長期監視起來。
隻是最後的結果卻讓他們失望了，因為丁大華和他的家人手中确實沒有“史孔和”，這也讓調查又一次陷入到了僵局。而看到線索又一次斷了，案子再沒新的進展後，韓炳文也隻能感歎說：“看來我們是鑽到牛角尖裡去了。”
雖然案子沒成功告破，但好在新中國十周年慶典還是順利召開了，中間并沒出現任何差錯，但這也隻能證明盜竊案與慶典無關，并不能說這件事就可以這樣過去了。一晃都八個月過去了，專案組成員都是如坐針氈，因為他們仍舊沒有找到一絲絲證據。
最後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後，專案組上司韓炳文、李寶亭二人打算不再“鑽牛角尖”，而是轉換思路，通過欲擒故縱的方式找到疑犯。當時他們和博物館管理層商量後，把中國曆史博物館中的從業人員全部都調到了北京順義縣的牛欄山農場，參加勞動改造。
其中楊文和擔任這支勞改隊的副隊長，而丁大華和趙桐臻二人毫無疑問也在下鄉成員當中。為了密切關注他們的動靜，專案組還把偵查員王樹禮安排進了調查組，讓他擔任監察小組組長來專門監視嫌疑犯的一舉一動。
很快在勞動改造過程中，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勞改隊中有小偷。當時下鄉成員中老是有人丢東西。不是今天丢一塊肥皂，就是明天丢一條毛巾，這種小東西我們姑且不說，在時間久了後，甚至連楊文和從瑞士買來的全自動手表也都不翼而飛了。
被安排在小隊裡面的偵查人員王樹禮，經過調查後認為偷盜者雖然偷走了東西，但在這麼短的時間内，他絕對不會把東西放到太遠。因為勞改隊的成員都住得特别近，人多眼雜，還能向遠處轉移的可能性并不高，這些贓物很可能就藏在附近的某個角落裡。
四、兇手最終落網
有了大體的思路後，王樹禮則找個機會趁着大家都外出勞動之時，對附近的可疑地點開始進行十分詳盡的搜查，最終果然在他們居住房子的紙頂棚上發現了被藏起來的手表以及其他的贓物。
王樹禮激動不已，但他很快鎮定下來，并将那些東西又照常放了回去，因為若是選擇馬上捅破，必定會讓疑犯察覺到風險，之後肯定就不知道誰拿了這些贓物。要抓就一定要抓個人贓并獲，東西還在這，疑犯肯定還會回來的。
1961年的2月13日（臘月二十八），博物館下放從業人員準備回家過年，但相比起他人急匆匆回家不同，身為成員之一的趙桐臻卻磨磨蹭蹭的沒有要立馬離開的打算，王樹禮雖然并不确定疑犯是不是他，但他可以肯定疑犯肯定會在離開前從頂棚上拿走贓物。
王樹禮假裝先離開，讓疑犯放松警惕，然後殺個回馬槍，在贓物附近埋伏起來，果然這還真讓他逮到了趙桐臻。當時聽到王樹禮大喝後，趙桐臻連魂都丢了，隻能低頭認罪。
在批鬥會後，趙桐臻還被要求做出深刻檢讨，并等候組織的調查和後續的處理。聽到這些懲罰後，趙桐臻心中十分惶恐，他的精神都快要崩潰了。經過利益權衡後，在大年三十這天，他決定坦白自己的罪行，告知組織“史孔和”藏在哪，希望借此将功贖罪。
在大年初一當天，趙桐臻有些遲疑地走進韓炳文的辦公室，他先是對自己在勞動改造過程中犯下的“小錯誤”做出了深刻檢讨，然後将“史孔和”的隐藏地和盤托出，希望可以得到組織的寬大處理。
最後就發生了我們文章開頭的那一幕。原來“史孔和”這麼長時間以來就藏在曆史博物館中，他當時利用自己工作之餘的空隙，把東西藏在奴隸社會陳列展廳中的大盂鼎裡面。
隻是此時看到用白棉花包裹着的國寶“史孔和”，專案組反而有些詫異。因為專案組之前已經對博物館裡裡外外都進行過一次全面的搜查，為何當時就沒有人能從大盂鼎中找到“史孔和”呢？
其實這存在一些偶然情況。當時趙桐臻在工作之餘成功偷竊“史孔和”後，先是把它放在了自己辦公室的專用櫃子裡。後來因為事情鬧大了，風聲太緊，他害怕事情被捅出來，是以就又把“史孔和”轉移到了家中。
在家中放了一些日子後，他越來越感到不安，便利用職務之便把“史孔和”藏在了大盂鼎裡。而這個時候對于奴隸社會展廳的全面搜查都已經結束了，已經進行過相當詳細的地毯式的搜尋了，偵查人員沒開“上帝視角”，壓根就沒有想過“史孔和”會重新藏到展廳裡面，自認為就沒有再查第二次的必要了。
那有人就會有疑問，既然趙桐臻偷都已經偷了，後來為何沒有轉手賣出去呢？其實他當時盜竊“史孔和”并不是單純地為了求财。我們前面有說過，他是個報複心很強的人，而他此舉也是為了報複一個人，那就是保管組的組長張榮。
因為趙桐臻在日常工作中一直特别懶散，不認真幹活，身為組長的張榮自然看不慣他的工作态度，是以經常會批評他，這讓小心眼的趙桐臻很是不服氣，是以兩個人之間老是會有一些摩擦，甚至有時候還會吵架。
他們之間的沖突一直都在加深，在感到有些忍無可忍後，趙桐臻心中就有了報複的念頭。他心想：如果把“史孔和”偷走的話，那麼張榮這個管理組的組長自然是難辭其咎的。可是讓他沒想到的是，他的栽贓計劃最終還是落了空，甚至連他自己都被抓了，而後續等待着他的，将會是永無止境的牢獄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