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國足球（體育）的繁榮期的思想預備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講到，中國足球在民國之後得到了比較快的發展，尤其在上海、天津等較早開放的港口城市，已經出現了職業産業化的雛形，并且大陸也誕生了李惠堂、孫錦順這樣的足球明星。
當時間跨入30年代的時候，中國足球已經經過了幾十年的蓄勢待發，正在如朝陽一般慢慢地又穩健地旭日東升了。
民國足球巨星：李惠堂
首先是足球組織已經從上海、天津等沿海地區向四川、東北等内地地區擴充，在神州大地上遍地發芽。
其次，中國足球走向國際化，除了在遠東運動會上連勝日本的中國國足外，很多香港的足球俱樂部及内地大學足球隊都收到了來自國外的比賽邀請函，最關鍵的是全國性質足球比賽的舉辦——全國運動會足球比賽和全國足球分區賽。這兩大賽事極大地促進了中國足球的發展。
事實上，那個時候，不僅僅是中國足球發展的黃金期，而是整個中國體育事業發展的黃金期。原因就在于廣大教育界開明人士和知識分子達成了體育救國的共識。
體育救國是民國教育界開明人士的共識
中國傳統體育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的百家争鳴時期，各大學派都提出了不同的體育思想，比如儒家的體育思想就是倫理中心論，主張通過體育鍛造盡善盡美的個人人格，維護宗法統治和等級分化；道家的體育思想是道法自然論，倡導氣功練習、遵循自然規律，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并為此創制了猴拳等象形國術；墨家講究“尚力”，希望鍛煉體力、腦力，并且以過苦行生活的方式培養重義輕利的武俠精神；而兵家則強調“體為兵用”，把體育鍛煉作為練兵的手段，重視格鬥、兵器技術。[1]
這些思想，基本都是把體育本身作為自己所主張的學說的方法論的組成部分，把體育鍛煉作為一種達成思想之社會目标的方案，帶有很強的政治性。
與創辦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希臘人相比，中國沒有單純而專門的體育思想。
蹴鞠的誕生就跟“體為兵用”的兵家體育思想分不開
當中國進入近代之後，情況就不同了。
鴉片戰争打開了中國國門，将中國卷入了資本主義的全球殖民的浪潮當中，中國長久的封閉形式的小農經濟被打破，淪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在當時西方人的眼裡，中國人妖魔化、羸弱、瘦小、萎靡不振，西方人還給中國人送上了“東亞病夫”的标簽。
是以，對于當時的中國人來說，打破這種西方的成見，是非常重要的。而與此同時，随着更為科學的西方現代體育思想的傳入，中國的開明人士産生了利用體育鍛造強健體魄以此強身強國的想法。
南洋公學的唐文治開辦中國最早的足球課、北洋水師學堂的嚴複聘請中國最早的足球外教，都是出于這個目的。
南洋公學是交通大學的前身，有豐厚足球傳統
是以，整個民國時期的中國體育都帶有極強的民族主義情緒，代表了當時中國人民一心要強，決心與西方帝國主義者相鬥争的精神。
那個時候的中國足球明星，皆為具有博大胸懷的愛國主義者。在日軍侵華期間，李惠堂不想為日本帝國主義者踢球，不惜在黃金年齡隐退江湖，告别香港職業球場。
也正是在這種愛國熱情的促進下，整個民國體育都在30年代達到了最繁榮的時候。
譚詠麟之父譚江柏是足球巨星，抗戰期間選擇退役參軍、保家衛國
2.民國足球（體育）的社會化發展
這時，全國各地都風起雲湧地興起了一股舉辦體育賽事和足球比賽的風潮，足球的發展中心也逐漸從大學向社會轉移。
尤其是在1931年大陸正式加入國際足球聯合會之後，更是推動了一批社會球會像雨後春筍一般湧現出來。
比如上海東華體育會，這支球隊就是伴着中國加入國際足聯的風，在1931年成立的.初名東華足球會，資金由社會名流組成的董事會提供，成員以樂華足球隊員為主體，職員、醫生、工程技術人員和大學生組成。上海市長吳鐵城任名譽會長。
1933年，擴充為東華體育會，宋子文任名譽會長，吳鐵城為委員長，史量才任副委員長。以足球運動為主，也開展籃球、網球等運動項目。足球隊兩度獲史考托杯足球賽冠軍。
至1947年，13次獲各類全市性聯賽冠軍。1932-1952年，多次出訪東南亞、北韓等國。1952年停止活動。[2]
1980年，原董事會負責人譚敬、吳中一、陸菊生倡議，恢複東華足球會。1981年元旦複會。組建老年、青年、兒童、女子足球隊，舉辦足球守門員訓練班。至1990年，舉辦5屆東華杯足球邀請賽。[3]
作為民國權勢代表的宋子文，曾是東華足球會的名譽會長
除了上海的東華足球會外，比較有代表性的社會足球組織還有由上海各大高校為主體組建的中華足球聯合會，天津的北甯體育會、香港的南華體育會以及延邊的間島體育會和大連的大連足球聯盟等等。
不過，我們不得不承認，雖然此時的足球發展邁入了高潮，但是，民國的經濟狀況其實根本無法支撐足球在全國範圍的商業化運轉，甚至政府連支援奧運代表團前往柏林的路費都掏不出來，是以中國足球在此時雖然走向繁榮，但是這種繁榮的背後裹藏着巨大的危機。
最讓人歎息的是樂華體育會的解散。這支球隊在1926年就成立了，是李惠堂先生在内地的母隊，也是上海足球比賽前兩屆的冠軍。
這支球隊支撐起了當時内地足球的門面，也是中國内地第一支在正式比賽中戰勝歐洲人的球隊。可惜，就在1931年，這支球隊由于資金不足而解散了。
上海是當時中國内地足球文化最濃厚的地方
3.全國運動會足球賽
這個時候的全國性足球比賽主要有兩項：全國運動會足球賽以及全國足球分區賽。
全國運動會的正式籌辦其實是從第三屆開始的，因為第一屆比賽其實是美國傳教士愛克斯納通過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于1910年10月在南京舉辦的，“全國學校區分隊第一次體育同盟會”，在辛亥革命後這項比賽才被追認為“第一屆全國運動會”。
第二屆比賽是1914年5月由北京體育競進會組織在北京天壇發起的，實際負責人為大會秘書長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幹事侯格蘭德，大會的一切檔案仍然是英文的。[4]
此後十年時間都沒有再舉辦過全國運動會。
前兩屆全國運動會都是由在華的傳教士主辦的
從第三屆全國運動會開始，這項比賽才真正成為了中國人主辦的比賽。
由熊希齡、張伯苓等9人組成籌備委員會，于1924年在位于中部地區的武昌舉行，除了少數項目還是外國人擔任裁判之外，其餘項目都由中國裁判執法。本次比賽中，華東區隊奪得足球賽冠軍。
第三次全國運動會的成功舉辦為日後的全國運動會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經驗，自第四屆運動會開始就進行了大改革。
之前的三屆全國運動會，各地區代表隊都是按照地區劃分的華東區隊、華北區隊等等，這樣的劃分方式過于簡單粗暴。且前三屆比賽沒有女子組，無法保證“全民參與”的宗旨，而且這種比賽是民間舉辦的，無政府機構背書，難以保證穩定舉行。
南開大學創始人張伯苓先生是全國運動會的籌備委員
第四屆全國運動會在第三屆成功舉辦的基礎上于1930年的杭州舉辦了，這次的全國運動會根據第三屆的不足進行了大的改革，首先是将地域劃分方法由大區制改成了以省市為機關的省隊制，奠定了日後大陸全運會的制度基礎。其次，增設了女子組比賽。
最後，本次比賽不再單純由民間籌辦，而是擁有了政府背書，負責比賽的是全國體育協會，戴季陶為會長，蔣中正為名譽會長。
本屆賽事的參賽隊伍有12隊：北京、天津、上海、遼甯、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南京、安徽、浙江和江西。[5]
第四屆全國運動會的足球賽以足球文化最發達的上海隊奪冠而告終，上海在決賽中以10：1的大比分擊潰了南京隊。
時任民國中央常務委員戴季陶為全國運動會籌辦負責人
之後的第五屆全國運動會足球冠軍依然由上海隊蟬聯，一直到第六屆運動會，上海才首次戰敗，在小組賽中1：3輸給了廣東隊。以小組第二身份進軍淘汰賽的上海隊在之後一場未赢，先1：3輸給馬來西亞華僑隊，又1：3再次輸給廣東，無緣前三名。
這屆比賽的冠軍是香港隊，香港在本屆比賽中無敗績。這一屆全國運動會已經擁有了38支代表隊、2700多名參賽選手。這是一場空前盛大的賽事。
第六屆全國運動會在上海落幕之後，中國就進入了全面抗戰的階段當中，全國運動會一下子停擺了13年，到1948年才恢複。
不過這一年舉辦的第七屆全國運動會早已經沒有了上一屆的風采，賽事混亂、沖突不斷，最後竟然在足球賽上評選出了三個并列冠軍：陸軍隊、警察隊和香港隊。第七屆全國運動會就是中華民國全國運動會的絕唱了。
上海江灣體育場是第六、七屆全國運動會的舉辦場所
随着全國運動會的舉辦，民國足球已經達到了它能夠達到的最高頂峰，在此之後就陷入了徹底的衰落當中，這段衰落的故事，是攪拌着英雄的史詩和抗日救國的民族悲歌的。
而作為兩大全國性賽事的另一場比賽，即全國足球分區賽，則是這種衰敗的一種顯現形式罷了。
欲知後事如何，請關注本專欄，看透足球為您講述中國足球幾千年來的發展源流。
參考資料：
[1] 楊向東《中國古代體育思想史》，2007.2，國家體育總局官網
[2]朱榕《近現代上海社會體育組織概況》，2013.2，上海檔案資訊網
[3]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上海通志·第三十七卷體育》，2008.7，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官網
[4]百度百科“中華民國全國運動會”詞條
[5]國家體委體育文史工作委員會、中國足球協會《中國足球運動史》，1993.6，武漢：武漢出版社，第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