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30日這天，中共晉察冀中央局
敵工部長劉仁
的心中一直焦躁不安，一個來自北平地下黨電台的消息，讓他整整一天吃不下飯：“平委”書記
趙凡
被捕。
北平地下黨平民工作委員會，簡稱“平委”，是1945年在北平西郊成立、受
城工部
上司的地下黨組織。“平委”主要在手工業勞工、店員、各行各業的零散勞工中開展工作，書記趙凡的公開身份是一名賣布攤販。
1948年北平
32歲的趙凡是北平地下黨的重要上司，他被捕後，很多同志都被要求馬上撤離。但趙凡的夫妻、負責掩護工作的
葛純
和另一名地下黨員
傅世均
經過謹慎分析，認為還有回旋的餘地。
首先，趙凡被捕後，家裡隻來過國民黨警察，便衣特務并沒有出現；其次，有個自稱是看守的人給葛純送來趙凡的親筆字條，字條中趙凡暗示，自己沒有暴露身份，讓葛純給送紙條的人一些錢作為答謝。
北平
傅世均和葛純認為這不像是特務的陷阱，趙凡更像是被敵人“撒大網”誤傷抓進去的。
後來他們才知道，真實情況是：趙凡去永定門内一個住戶家和另一名同志接頭，跟他接頭的人已經在前一天被抓，特務們守在那裡“蹲坑”。趙凡一走進去，就被特務盤問。他說自己是來找住戶買麻繩的，但特務還是把他給抓了。
審了幾天後，特務們沒抓到什麼把柄，但仍然不肯放人。直到第五天，趙凡找機會托一個看守偷偷給葛純送來那張紙條，才把消息透出來。
葛純和傅世均判斷趙凡沒有暴露身份，事後看來還是比較準确的。基于這個判斷，他們認為具備營救的條件。如果葛純過早離開北平，反而會引起敵人更大的懷疑。傅世鈞是北平本地人，公開身份是在戲園子裡查票，三教九流都認識些人，也許能找到機會營救出趙凡這種“普通嫌犯”。
1948年7月初，葛純把決定“暫不撤離”的意見寫在一張鈔票上，通過地下交通員張鳳岐密報給了
。劉仁同志看了密信，又向張鳳岐了解了北平的情況，同意了葛純“暫不離開”的意見，并決定幫助他們營救趙凡。
營救的第一步，是先搞清趙凡的詳細關押情況。
經過商議，他們決定先用最普通的手段“試探”敵人。于是，葛純打扮成家庭婦女，以家屬身份到關押趙凡的“南城稽查所”去哭鬧，向他們要人。這次“哭鬧”還真得來一個消息，老趙已經從南城稽查所被移送到了外交部街
警備司令部禁閉室。
傅世鈞在“詠春社”和“明春社”平劇團當學徒，因為劇團經常在“慶樂戲院”演戲，是以他也負責在這裡查票。當時，戲園子在演戲時設有“彈壓席”，專供國民黨的警察憲兵落坐，傅世鈞就打算從這裡找到突破口。
他想到了跟自己查票時經常碰頭，有點交情的賣座頭頭——郭玉斌。郭玉斌外号“郭七”，專門伺候“彈壓席”的警察、憲兵，跟這幫人比較熟，能說上話。
1948年的軍警
傅世鈞找到郭七，編了一個“合情合理”的理由。他說，戲園子生意不大好，大家夥兒生活也困難，眼下有個能進财的好事。
“我們街坊裡有個賣布的被抓了，現在押在警備司令部。家裡男人被抓女人就沒法生活，孩子又整天哭叫，着實可憐。如果能找到相熟的警憲，托個人情把人放了，不光能幫幫可憐的母子，咱還能分點錢，至少落個吃喝。”
當時北平城内民生凋敝，物價飛漲，底層百姓生活困苦，“落個吃喝”是個不錯的條件。郭七一聽就同意了。
當天晚上一開戲，郭七就帶着傅世鈞去找經常來聽戲的警察班班長。這個班長姓龍，正好是警備司令部的人。他平時沒少“撈人”賺錢，有外财、沒風險的事兒過手了不少。
二人說明來意，龍班長大大咧咧地問：“叫什麼名字？”
傅世鈞趕緊說：“叫徐連仲。” 這是趙凡地下工作時身份證上的化名。
龍班長回了一句：“明兒我查查吧。”
第二天晚上開戲，龍班長果然又來到戲園子。但他說查了半天，沒有“徐連仲”隻有“許連仲”，姓對不上。
傅世鈞說：“就是許連仲，你們放了他吧。”
龍班長說：“我們放錯了人可不得了。不然你明天到我們那裡去看看對不對，對了再放。”
傅世鈞連忙答應下來。
1948年北平茶館
次日一大早，傅世鈞和郭七就到了警備司令部。為了盡量多打探一些案子的情況，機靈的傅世鈞對龍班長說：“我也是管閑事的。但我不知道他事兒有多大，這事兒到底能管不能管？如果有案卷我看看，這樣心裡好有個底。”
當時國民黨抓了不少人，警備司令部裡人滿為患。龍班長忙于應付其他差事，就讓傅世鈞去找“馬上士”看案卷。結果“馬上士”說：“案卷不能動。”
傅世鈞是1945年入黨的地下交通員，雖然年輕但社會閱曆豐富，他馬上明白這是“馬上士”遞話兒呢。于是他對“馬上士”說：“咱們都是好朋友，今天的事全靠朋友幫忙呢。”這句話是告訴他，自己也有點兒關系，以後不會虧待對方。
“馬上士”又端着架子晾了傅世鈞一陣兒，一直等到中午十二點下了班，才把趙凡的案卷給他看。看完案卷，傅世鈞長出一口氣，因為案卷中有一句關鍵的話：身份不明。這就表示，老趙沒有口供，敵人沒審出什麼名堂。
他回去找龍班長說，就是這個人，你們把他放了吧。龍班長說：“不行，要是不對，我們把他放了，你要的人沒有，我們又錯放了人。明天你叫他娘兒們來認吧。”
第二天，傅世鈞和葛純扮作探監的樣子，帶着衣服、食物和小孩來到警備司令部。龍班長派一個憲兵帶着他們，去地下室指認趙凡。指認過程中，傅世鈞故意搭話吸引開憲兵的注意力，葛純借機暗示趙凡，同志們正在積極營救。
指認過後，傅世鈞又回去找龍班長：“沒錯，是我們要找的人。現在怎麼辦？”龍班長說：“找保釋放。”傅世鈞說：“我們沒地方找保啊。”龍班長說：“有個戳就行。”
葛純說：“我不識字，不知怎麼寫法。”于是龍班長就給她寫了一個保單的樣子。
兩名地下黨員就這樣隐蔽身份，麻痹了敵人，随後地下黨也想辦法提供了一份“公興永織布廠”的“鋪保”。
7月20号一早，傅世鈞和葛純帶着“鋪保”單子又找到龍班長，說：“這回行了吧？”龍班長卻說：“還要和官兒說。”
二人隻好又等了半天，可是過了會兒龍班長回來卻說：“你們先回去吧，官兒說還要調查調查。”
這是一個意外的情況，傅世鈞有點着急，對龍班長說：“一個賣布的，有什麼可調查的？”龍班長說：“我的能力就隻能做到這一份了。”二人見多說無益，就轉身離開了。
一路上傅世鈞眉頭緊鎖：人沒救出來，鋪保單卻被警備司令部扣下了，這有可能會牽連到更多的同志。這一夜他輾轉反側，一宿沒睡。
第二天天剛蒙蒙亮，傅世鈞就跑去找郭七，讓他給龍班長再打電話疏通關節。電話打通後，龍班長說了一句：“你們趕緊過來。”就挂了電話。
傅世鈞不知此去是吉是兇，惴惴不安地到了警備司令部才知道，是讓他來領人的。他假裝埋怨龍班長說：“您真拿我們開心啊，昨兒要了鋪保還不放人，今天卻又讓我們領人。”
龍班長說：“你怎麼這樣說？昨天我們這裡多亂，他的娘兒們哭哭鬧鬧，我這裡大小也是個衙門。而且今天你也得跟我再見見官，然後領人走。”
傅世鈞說：“我不去見官，我見了官說不出話來。”龍班長說：“你不去，人怎麼能放？”
于是傅世鈞跟着龍班長去見官。這個“官”是一位連長，一見傅世鈞就陰着臉問：“許連仲是老八路吧？”
傅世鈞沉着應對：“不是，他是安善良民。因為鄉下鬧八路，他在鄉下呆不住了，這才進城裡來賣布的。”
連長看沒詐出什麼來，就擺擺手讓他寫保，之後就發還了老趙的自行車和手表，放了人。
看着老趙平安走出警備司令部後，傅世鈞一個人來到一所房子山牆邊等着。不大會兒，龍班長走出來，傅世鈞對龍班長說：“咱們是管閑事，但是也不能白白完事。咱們是吃豐澤園還是其他哪家館子？”
龍班長說：“豐澤園。你替我準備二十付請帖。”傅世鈞說：“好。你一定把客人都替我請全了。”
第二天，按照組織上同意的方案，傅世鈞給警備司令部的人送了禮，地下黨又派人送來了幾袋面粉（1948年北平城裡面粉是硬通貨）。傅世鈞請郭七吃了飯，再拿一份禮品和一袋面粉送給郭七作為酬謝。當然，豐澤園的酒席後來也如期兌現了。
沒過幾天，有人傳話給傅世鈞：“老趙搬家了。”傅世鈞心裡明白，趙凡同志已經安全回到解放區了。
這是一個記錄在檔案中的真實故事，雖然沒有那麼多驚險情節，但在這看似普通的場景中，危險觸手可及——1946年後，很多地下黨員都因為身份暴露而被殺害。
趙凡之是以能夠脫險，一方面是因為同志們積極營救，但更重要的是地下黨員都十分重視深入生活開展工作。他們培養積極分子，發展黨員，首先要做到和勞工們打成一片。
比如，在醬園工作的同志早晨四點多起床、腌菜、倒缸、打掃衛生，晚上十點才睡；在人力車夫中工作的黨員，和車夫們一起在路口等座，白天蹬三輪，晚上睡幾十人住的大通鋪。
這樣的工作方式，讓他們既能貼近群衆，又可以在危險來臨時更好地隐蔽自己。
原農墾部副部長趙凡
後記：
故事中的書記趙凡，原名趙有成，河南省鄢陵縣人。北平解放後，他曆任中共北平（京）市委辦公室政治秘書、中共北京市委副市長、原農墾部副部長等職，作為總指揮修建了十三陵和密雲兩座水庫，給北京留下了永久紀念。
1978年趙凡帶領國務院調查組到達昆明，1979年1月28日回京，向國務院上報了
《關于處理一些地方知識青年請願鬧事問題的請示報告》
，建議打開“知青”返城之門。國務院很快準許了這個報告，知青返城從此開啟。1980年起，應屆畢業生不再上山下鄉。
趙凡同志作為進階幹部，臨危受命，推動了一項重大政策的調整，改變了千百萬人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