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30日这天，中共晋察冀中央局
敌工部长刘仁
的心中一直焦躁不安，一个来自北平地下党电台的消息，让他整整一天吃不下饭：“平委”书记
赵凡
被捕。
北平地下党平民工作委员会，简称“平委”，是1945年在北平西郊成立、受
城工部
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平委”主要在手工业工人、店员、各行各业的零散工人中开展工作，书记赵凡的公开身份是一名卖布摊贩。
1948年北平
32岁的赵凡是北平地下党的重要领导，他被捕后，很多同志都被要求马上撤离。但赵凡的爱人、负责掩护工作的
葛纯
和另一名地下党员
傅世均
经过谨慎分析，认为还有回旋的余地。
首先，赵凡被捕后，家里只来过国民党警察，便衣特务并没有出现；其次，有个自称是看守的人给葛纯送来赵凡的亲笔字条，字条中赵凡暗示，自己没有暴露身份，让葛纯给送纸条的人一些钱作为答谢。
北平
傅世均和葛纯认为这不像是特务的陷阱，赵凡更像是被敌人“撒大网”误伤抓进去的。
后来他们才知道，真实情况是：赵凡去永定门内一个住户家和另一名同志接头，跟他接头的人已经在前一天被抓，特务们守在那里“蹲坑”。赵凡一走进去，就被特务盘问。他说自己是来找住户买麻绳的，但特务还是把他给抓了。
审了几天后，特务们没抓到什么把柄，但仍然不肯放人。直到第五天，赵凡找机会托一个看守偷偷给葛纯送来那张纸条，才把消息透出来。
葛纯和傅世均判断赵凡没有暴露身份，事后看来还是比较准确的。基于这个判断，他们认为具备营救的条件。如果葛纯过早离开北平，反而会引起敌人更大的怀疑。傅世钧是北平本地人，公开身份是在戏园子里查票，三教九流都认识些人，也许能找到机会营救出赵凡这种“普通嫌犯”。
1948年7月初，葛纯把决定“暂不撤离”的意见写在一张钞票上，通过地下交通员张凤岐密报给了
。刘仁同志看了密信，又向张凤岐了解了北平的情况，同意了葛纯“暂不离开”的意见，并决定帮助他们营救赵凡。
营救的第一步，是先搞清赵凡的详细关押情况。
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先用最普通的手段“试探”敌人。于是，葛纯打扮成家庭妇女，以家属身份到关押赵凡的“南城稽查所”去哭闹，向他们要人。这次“哭闹”还真得来一个消息，老赵已经从南城稽查所被移送到了外交部街
警备司令部禁闭室。
傅世钧在“咏春社”和“明春社”京剧团当学徒，因为剧团经常在“庆乐戏院”演戏，所以他也负责在这里查票。当时，戏园子在演戏时设有“弹压席”，专供国民党的警察宪兵落坐，傅世钧就打算从这里找到突破口。
他想到了跟自己查票时经常碰头，有点交情的卖座头头——郭玉斌。郭玉斌外号“郭七”，专门伺候“弹压席”的警察、宪兵，跟这帮人比较熟，能说上话。
1948年的军警
傅世钧找到郭七，编了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他说，戏园子生意不大好，大家伙儿生活也困难，眼下有个能进财的好事。
“我们街坊里有个卖布的被抓了，现在押在警备司令部。家里男人被抓女人就没法生活，孩子又整天哭叫，着实可怜。如果能找到相熟的警宪，托个人情把人放了，不光能帮帮可怜的母子，咱还能分点钱，至少落个吃喝。”
当时北平城内民生凋敝，物价飞涨，底层百姓生活困苦，“落个吃喝”是个不错的条件。郭七一听就同意了。
当天晚上一开戏，郭七就带着傅世钧去找经常来听戏的警察班班长。这个班长姓龙，正好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他平时没少“捞人”赚钱，有外财、没风险的事儿过手了不少。
二人说明来意，龙班长大大咧咧地问：“叫什么名字？”
傅世钧赶紧说：“叫徐连仲。” 这是赵凡地下工作时身份证上的化名。
龙班长回了一句：“明儿我查查吧。”
第二天晚上开戏，龙班长果然又来到戏园子。但他说查了半天，没有“徐连仲”只有“许连仲”，姓对不上。
傅世钧说：“就是许连仲，你们放了他吧。”
龙班长说：“我们放错了人可不得了。不然你明天到我们那里去看看对不对，对了再放。”
傅世钧连忙答应下来。
1948年北平茶馆
次日一大早，傅世钧和郭七就到了警备司令部。为了尽量多打探一些案子的情况，机灵的傅世钧对龙班长说：“我也是管闲事的。但我不知道他事儿有多大，这事儿到底能管不能管？如果有案卷我看看，这样心里好有个底。”
当时国民党抓了不少人，警备司令部里人满为患。龙班长忙于应付其他差事，就让傅世钧去找“马上士”看案卷。结果“马上士”说：“案卷不能动。”
傅世钧是1945年入党的地下交通员，虽然年轻但社会阅历丰富，他马上明白这是“马上士”递话儿呢。于是他对“马上士”说：“咱们都是好朋友，今天的事全靠朋友帮忙呢。”这句话是告诉他，自己也有点儿关系，以后不会亏待对方。
“马上士”又端着架子晾了傅世钧一阵儿，一直等到中午十二点下了班，才把赵凡的案卷给他看。看完案卷，傅世钧长出一口气，因为案卷中有一句关键的话：身份不明。这就表示，老赵没有口供，敌人没审出什么名堂。
他回去找龙班长说，就是这个人，你们把他放了吧。龙班长说：“不行，要是不对，我们把他放了，你要的人没有，我们又错放了人。明天你叫他娘儿们来认吧。”
第二天，傅世钧和葛纯扮作探监的样子，带着衣服、食物和小孩来到警备司令部。龙班长派一个宪兵带着他们，去地下室指认赵凡。指认过程中，傅世钧故意搭话吸引开宪兵的注意力，葛纯借机暗示赵凡，同志们正在积极营救。
指认过后，傅世钧又回去找龙班长：“没错，是我们要找的人。现在怎么办？”龙班长说：“找保释放。”傅世钧说：“我们没地方找保啊。”龙班长说：“有个戳就行。”
葛纯说：“我不识字，不知怎么写法。”于是龙班长就给她写了一个保单的样子。
两名地下党员就这样隐蔽身份，麻痹了敌人，随后地下党也想办法提供了一份“公兴永织布厂”的“铺保”。
7月20号一早，傅世钧和葛纯带着“铺保”单子又找到龙班长，说：“这回行了吧？”龙班长却说：“还要和官儿说。”
二人只好又等了半天，可是过了会儿龙班长回来却说：“你们先回去吧，官儿说还要调查调查。”
这是一个意外的情况，傅世钧有点着急，对龙班长说：“一个卖布的，有什么可调查的？”龙班长说：“我的能力就只能做到这一份了。”二人见多说无益，就转身离开了。
一路上傅世钧眉头紧锁：人没救出来，铺保单却被警备司令部扣下了，这有可能会牵连到更多的同志。这一夜他辗转反侧，一宿没睡。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傅世钧就跑去找郭七，让他给龙班长再打电话疏通关节。电话打通后，龙班长说了一句：“你们赶紧过来。”就挂了电话。
傅世钧不知此去是吉是凶，惴惴不安地到了警备司令部才知道，是让他来领人的。他假装埋怨龙班长说：“您真拿我们开心啊，昨儿要了铺保还不放人，今天却又让我们领人。”
龙班长说：“你怎么这样说？昨天我们这里多乱，他的娘儿们哭哭闹闹，我这里大小也是个衙门。而且今天你也得跟我再见见官，然后领人走。”
傅世钧说：“我不去见官，我见了官说不出话来。”龙班长说：“你不去，人怎么能放？”
于是傅世钧跟着龙班长去见官。这个“官”是一位连长，一见傅世钧就阴着脸问：“许连仲是老八路吧？”
傅世钧沉着应对：“不是，他是安善良民。因为乡下闹八路，他在乡下呆不住了，这才进城里来卖布的。”
连长看没诈出什么来，就摆摆手让他写保，之后就发还了老赵的自行车和手表，放了人。
看着老赵平安走出警备司令部后，傅世钧一个人来到一所房子山墙边等着。不大会儿，龙班长走出来，傅世钧对龙班长说：“咱们是管闲事，但是也不能白白完事。咱们是吃丰泽园还是其他哪家馆子？”
龙班长说：“丰泽园。你替我准备二十付请帖。”傅世钧说：“好。你一定把客人都替我请全了。”
第二天，按照组织上同意的方案，傅世钧给警备司令部的人送了礼，地下党又派人送来了几袋面粉（1948年北平城里面粉是硬通货）。傅世钧请郭七吃了饭，再拿一份礼品和一袋面粉送给郭七作为酬谢。当然，丰泽园的酒席后来也如期兑现了。
没过几天，有人传话给傅世钧：“老赵搬家了。”傅世钧心里明白，赵凡同志已经安全回到解放区了。
这是一个记录在档案中的真实故事，虽然没有那么多惊险情节，但在这看似普通的场景中，危险触手可及——1946年后，很多地下党员都因为身份暴露而被杀害。
赵凡之所以能够脱险，一方面是因为同志们积极营救，但更重要的是地下党员都十分重视深入生活开展工作。他们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首先要做到和工人们打成一片。
比如，在酱园工作的同志早晨四点多起床、腌菜、倒缸、打扫卫生，晚上十点才睡；在人力车夫中工作的党员，和车夫们一起在路口等座，白天蹬三轮，晚上睡几十人住的大通铺。
这样的工作方式，让他们既能贴近群众，又可以在危险来临时更好地隐蔽自己。
原农垦部副部长赵凡
后记：
故事中的书记赵凡，原名赵有成，河南省鄢陵县人。北平解放后，他历任中共北平（京）市委办公室政治秘书、中共北京市委副市长、原农垦部副部长等职，作为总指挥修建了十三陵和密云两座水库，给北京留下了永久纪念。
1978年赵凡带领国务院调查组到达昆明，1979年1月28日回京，向国务院上报了
《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
，建议打开“知青”返城之门。国务院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知青返城从此开启。1980年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
赵凡同志作为高级干部，临危受命，推动了一项重大政策的调整，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