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軍攻占了北平。
當時周作人住在八道灣胡同，這次也沒有例外，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照例，趕緊讓傭人把大門上的“周宅”牌匾拆下來，換成了“羽太寓”的牌子，還“别出心裁”地在門上插了一扇膏藥旗，表明這是日本人的住宅。
而在這之前，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就已經将自己父母羽太石之助從日本接到了北平，一家人一起住在當年魯迅買的八道灣胡同，而彼時，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倆早已反目，魯迅選擇了離開，至于兄弟反目的原因我們在此就不贅述了，之前諸多文章已經說過，再說就屬于老生常談了。
“現在八道灣隻剩下老二一個中國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魯迅得知羽太信子一家人住到八道灣胡同之後，發出這樣一聲感慨。
周作人或許在文學方面是一個好作家，但是做人、做事方面，實在讓人難以對他提起任何興趣，他的世界裡隻有文學，民族、國家，甚至是家人在他眼中似乎并沒有那麼重要，他身上的“書生氣”釀造了他一生的悲劇。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去世，母親魯瑞老太太拉着周作人的手：“我以後隻能靠你了。”可是周作人竟拍着腦門驚呼：“我苦哉，我苦哉。”母親魯老太太聽完内心就火了，“是不想贍養我還是怎麼的？”
而事實上周作人并不是不想贍養，而是嫌“麻煩”。因為嫌麻煩，他和大哥魯迅一家人一起住在八道灣胡同的時候，把所有的錢都給羽太信子管理，結果因為錢鬧出沖突，兄弟倆不歡而散；因為怕麻煩，他任憑家中傭人中飽私囊卻不加幹涉，盡管他早已知曉；現在又是因為怕麻煩，他想推卸贍養老母親的責任......
想想也不難了解，周作人從留學開始就被兄長魯迅照顧，工作之後，魯迅仍然在他身邊幫忙打理，生活上又有羽太信子和母親的照顧，他幾乎不用操任何的心，他隻需要做好“寫作”這一個任務就可以了。
現在大哥去世，他身為二哥要承擔起贍養母親的責任，這等于一下子将他從詩情畫意的散文世界拉進被各種瑣碎雜務充斥的現實生活，周作人難以适應，準确來說，是他不想适應。
直到1937年年底，魯瑞老太太和魯迅發妻朱安的生活費都是由魯迅妻子許廣平來負責的，直到1938年1月，周作人才接手，可是一個月給母親50元的生活費，一開始還夠用，可是随着社會動亂，物價飛漲，币制時不時也發生變化，一個月50元的生活費根本不夠用。
屋漏偏逢連夜雨，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後，每個月固定的彙款更是直接斷絕了，許廣平也被日本兵逮捕，魯老太太和朱安兩個小腳女人如何生活，婆媳二人日子過得十分凄苦，期間朱安甚至冒出要賣魯迅的藏書來換錢生活的念頭。
而此時的周作人在做什麼，每日大宴賓客，進入門都有專車接送，忙着跟各種上層名流溫文爾雅地交談；1943年魯瑞老太太去世，周作人花費一萬四千餘元給母親辦葬禮，他到底是孝順還是不孝順，實在說不清楚。
周作人的“書生氣”成就了他，讓他心無旁骛地思考、創作，最終成為一代文學大家，但是也害了他，他看過太多書，對世間任何事情都能看得很開，可是這種“看開”的心态卻沒有經曆生活的磨砺，顯得如“溫室裡的花朵”，經不起生活的摧殘，他始終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不曉得外面發生了什麼，這直到發生了後來的“槍擊案”！
1939年元旦，周作人和學生沈啟無在苦雨齋中閑談，聊得正歡，突然傭人進來說外面有一個姓李的客人前來拜見，周作人讓傭人請客人進來，來人進來後，定定看着周作人：“你就是周先生嗎？”周作人剛回答完，來人立刻掏出一把手槍，對着周作人就是一槍，又沖沈啟無開了一槍，做完這一切，兇手随即逃走。
很戲劇性的是，子彈打中周作人的紐扣，隻受了點輕傷，沈啟無肩膀也受了傷；對于行兇的兇手，周作人堅持稱是“日本軍方”，後來才得知，是愛國學生看不慣周作人的一些行徑，是以要幹掉他，周作人做了什麼呢？
1938年4月，周作人出席日本大阪“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上海一本雜志刊登了周作人入會的照片，文人素以氣節為重，周作人的行為無疑引起了所有中國文人的反感。在周作人自己看來，自己的行為似乎無傷大雅，“藝術和政治是分開的”，他還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最終被這一槍驚醒了！
可惜的是，周作人醒後走上另一條歪路：1939年，他接下汪精衛的聘書擔任了“文學院籌辦員”，後又出任僞教育總署督辦。
從此，原本隻是擡起一隻腳的他最終還是被拖進了這場“污水”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