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董子琪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我讀《孔乙己》最大的體會就是在孔乙己身上看到了自己，魯迅的《孔乙己》顯示了知識分子的自我評價與社會評價有着巨大差距。”昨日，在“中國現代文學，為什麼我們要重讀和新編？”新書分享活動上，退休二十年的錢理群向聽衆闡述了現代經典文學的意義。
錢理群是前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如今長期住在養老院，繼續着現代文學的著述，并保持着對網絡流行語言的關注。他發現，前幾年網上盛傳“趙家人”的說法，現在又流行起“孔己已的長衫”，這正說明魯迅是當代的存在，讀者代入自己的生命經驗閱讀，就會有新的體會。
孔乙己對自己穿的長衫很重視，就像知識分子很看重自己的地位，但周圍的人對他的看法僅僅是可笑的。錢理群說，“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知識分子面對着一個問題，你的自我評價和社會評價有巨大的差别。當代青年和孔乙己發生共鳴，就是從中看見了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尴尬地位。”
很多人因為“精緻的利益主義者”一詞知道了錢理群，對此他感到自豪，因為這與魯迅雜文的媒體式寫作相通。他自己也倡導一種将現場觀察與曆史眼光融為一體的書寫，“在當下資訊化的時代，知識分子對大家關注的又看不清的問題能提供一個精煉的又有說服力的解釋，這就打破了研究的界限。在這樣的時代之中，我們需要觀察、等待、堅守和繼續做事。雖然我身處養老院，其實在和大家一起思考，運用我的經驗和學養對大家的問題做出回答。”
學者錢理群在現場
錢理群自述，這本新書《中國現代文學新講》帶有“疫情”與“後疫情時代”的烙印。疫情期間他每天熟讀早已熟透了的現代文學作品，特别是寫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作品，居然産生了和上世紀經典作家對話、讨論和争辯的感覺。“疫情的爆發和蔓延就是一場世界大戰，我們每個人都有戰争體驗。”在這些作品中，他讀到了遠行已久的現代作家生命的複活以及曆史的當代化。
在活動上，錢理群也表達了對當下的文學的憂慮，似乎文學遠離了很多讀者，但喜歡文學是人的本性，我們都可以從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裡汲取養分。
人生總有一段無法應對的生活困境，甚至會感到絕望
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稱呼錢理群為“老錢”。“老錢”已離開北大二十年，但四分之三的著述都是在退休後完成的。陳平原提示讀者應重視《中國現代文學新講》與以往文學史寫作的不同之處。“老錢”大學畢業後在貴州安順當了十八年國文老師，養成了對具體作品教學品鑒的能力，而一般博士畢業教書的學者容易宏觀論述，不太擅長以普通讀者的角度解讀作品。陳平原說，我們年輕時都希望在學界得到認可，希望出新意，年紀大了以後發現學術裡面出新、不斷突破都是有局限的，是以“老錢”回歸了基本閱讀，回歸到了常識。
《中國現代文學新講》 錢理群 著 理想國·九州出版社 2023-4
回憶在安順衛生學校教國文的經曆，錢理群說，彼時現實環境與想象中實在差距甚遠，他跟校上司提出想考研究所學生，無奈受挫，陷入了生活困境，這段經曆頗值得與當下的青年共享。“人生總有一段無法應對的生活困境，你甚至會感到絕望。”他想到中國古人說的“狡兔三窟”，于是給自己的生活定下兩個目标，一個是現實目标，是條件具備的、隻要努力就能達到的生存目标，另一個是暫時還沒有條件的、但可以為之準備的目标。
前者對錢理群而言是成為學校裡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後面的目标就是研究魯迅。“我一分析，雖然很多事不準做，課堂還是我的，還沒開除我，我還是個教師，是以我要成為課堂上最受歡迎的老師，當機立斷就搬進學生宿舍同吃同住同勞動，跟學生辦報紙、踢足球，在其中我感到了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另一方面，他還要追求更高的目标，“我對自己說，我遲早要回到北大講魯迅。”他住在學生寝室，學生睡着了就回到辦公室研究魯迅、寫筆記，即使是在文革動亂中，也抓住一切機會研究魯迅。“我整整等待了八年、準備了八年，一直到改革開放允許考研究所學生，當時我已經三十九歲了。”知道可以報考研究所學生的時候，理論上錢理群僅有半個月的準備時間，但事實上他已經準備了八年，考取了第一名。
文學史幽靈徘徊，文學教學裡文學缺失
出版《中國現代文學新講》，原因之一在于錢理群看到了文學教育當中文學缺失的問題：“學生都忙于背誦文學史知識，應付考試，很少下功夫研究原著，文學研究遠離語言和形式，沒有文學味。文學的缺失是我們的文學教學失根的危機。”
1904年，中國文學教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革，從文學選本轉向文學史，自此文學史就成了彷徨于教師與學生頭上的一個幽靈。陳平原說，“作家往往看重自己有沒有進文學史，學者看重自己一生能不能寫出一部文學史。”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
十年前在北大，陳平原曾與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宇文所安讨論，如今還有多少國家的文學教育是以文學史為中心的，哈佛大學隻有東亞系是這樣。文學史為中心的教學能夠讓學生迅速掌握一個朝代或者一個民族的文學概貌，但代價是忽略了重點作家以及學術評價和生長的能力，“中文系學生大學和研究所學生的教育是學識豐富的，對《紅樓夢》和魯迅都能談出特點，但缺乏面對孤立文本的判斷能力。大部分文學系學生對作品的解讀能力遠遠不及文學知識，但大量豐富的文學史知識不知不覺壓垮了我們對文學作品品鑒的能力。”越是好大學越是如此，陳平原說，學生擅長進行宏觀論述，而不精于閱讀和分析具體作品。
文選是中國古代讀文學的重要手段，《唐詩三百首》或是《文選》都是以文選為中心，略加闡發，而不是耳提面命地給你結論，他認為，“老錢”的這本新書将點評與文學史寫作結合在一起，是以對一般的讀者特别有用。
錢理群既在學院又不屬于學院派，他把知識生産和知識論變成價值論，并與社會大衆民間進行交流。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孫郁認為，很多學者都湮沒在象牙塔裡，寫着八卦文，散發着文藝腔，而錢理群直面現實和自我，就回到了魯迅的語态裡。
1979年，錢理群曾買票把所有同學請到大禮堂觀看《三毛流浪記》，同學們不知緣由，直到演員裡出現了“闊少爺——錢理群”這樣一行字。他在影片裡隻有一個哭的特寫，但出演的經曆對錢理群的課堂講授頗有影響。陳平原還回憶了“老錢”在北大課堂上講魯迅時的實驗，他抑揚頓挫地讀，讀完就下課，然後全體同學站起來一起讀。書讀百遍其義自見，同學們同時也被朗讀者對文本的體驗和聲音的特質深深打動。“十多年前全國大學為了強調教學的标準化要使用幻燈片教學，幻燈片一方面講課是嚴謹的、資料也豐富，但課堂上的魅力也沒有了。”陳平原笑言，“‘老錢’在北大講課就是一景。他坐下來講課，很有老教授的派頭，講着講着帽子、外衣、毛衣脫下來，再穿毛衣、外套，最後回到原來的打扮，效果很好，有舞台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