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老師有一個話就叫‘過河拆橋’，他是個橋梁、是個中介，他說你們隻要通過我這個橋去讀魯迅就行。”——這是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孫曉忠和倪文尖兩位老師對于錢理群的回憶。
在最新上線的系列節目《學生鬥膽，談談錢理群和他的魯迅》視訊中，倪老師講到，錢理群老師的研究，可以說“無論是做現代文學研究，還是做魯迅研究，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存在。”
錢理群老師1956年考上北大，畢業後被配置設定到貴州安順一所衛校教國文，度過18年艱苦的歲月後，1978年考取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所學生，畢業後留校任教。在北大21年的講學生涯中，他對魯迅的研究最為矚目，著作等身，并積極推動教育改革。
83歲高齡的錢理群是國内現代文學研究和魯迅研究等領域泰鬥級人物，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錢老師的學生孫曉忠也是一位學者，他的碩士是跟着華東師範大學陳子善老師念的，博士是跟着北大中文系錢理群老師讀的。他與錢老師不僅是師生關系，且同為現當代文學文化研究者、魯迅研究者，在成長及治學過程中深受錢理群老師影響。
孫曉忠教授給全國各地的讀者的一份聲明：希望每位曾收到過錢理群教授親筆信的朋友能将原件影印下來，寄回給他。
《學生鬥膽，談談錢理群和他的魯迅》節目紮實而不流于瑣碎，在孫曉忠和倪文尖兩位老師的對談中，有學子視角，更有學者捕捉細節的智慧。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對談中的精彩内容。
錢理群老師是現代文學研究和魯迅研究的泰鬥級的人物，錢老師的書、錢老師的研究，可以說無論是做現代文學研究，還是做魯迅研究，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存在。
日本學界有好幾個“魯迅”，最早有“竹内魯迅”（竹内好），後來有“丸山魯迅”（丸山升），再後來是“木山英雄魯迅”，錢老師不停地講魯迅，從大學講到中學；從學校講到社會、工廠、民間組織、讀書會；從大陸講到台灣；從國内講到國外。樂此而不疲，越講越起勁，而且越來越自覺。是以，北京大學中文系吳曉東教授曾在當年提出的一個概念，叫“錢氏魯迅”。
為什麼魯迅對錢理群有那麼大的吸引力？
錢老師說，讀魯迅是需要契機的。比如魯迅的《臘葉》是他最早的時候看到的一篇文章，那是在他的童年和後來生大病以後，他才覺得自己讀懂了，他說：“我讀懂了魯迅為什麼要看到書裡邊夾一片發黃的臘葉，‘愛我者，為了要儲存我。’”
錢老師還有一句話就是說，一個人在順境的時候，他不需要魯迅，是以他也讀不懂魯迅。一個人在逆境的時候，在絕望的時候，他才會讀懂魯迅。是以，這也就是為什麼錢理群老師在安順被打成右派的時候，他開始研究和接觸魯迅。
安順的經曆促使他讀書。那時候也沒其他書可讀，隻有魯迅。是以，錢老師在安順讀和研究的兩個人，一個是魯迅，一個是毛澤東。他認為，首先這兩個人是相通的，精神也是相通的。其次，就他的個人經曆來講，那個時候他也是最絕望的時候。是以，他不斷地讀魯迅。在孫曉忠老師看來，不僅僅是錢理群一個人“把生命投進去了”，他們那一代人都是。
為何錢理群老師堅持以生命體驗研究魯迅？倪老師認為，《錢理群講魯迅》“後記”裡的講述，可以做一個補充。
第一，認定魯迅的思考不僅針對他所處時代問題，而且深入中國曆史文化深處、國民性深處、人性深處，具有超越時代的永恒性。他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的作家、思想家，“魯迅活在當下中國”。這就有了與當代讀者做跨越時空的對話的可能。
第二，認定對于魯迅這樣的經典作家，研究者不僅有闡釋的職責，還有發現、發揮、再創造的廣闊天地與權利。在學術史上，經典和經典作家被研究、闡釋的過程，就是不斷被豐富與發展的過程；經學史上的“儒學”已經不完全是“孔丘”個人的創造，而是一個曆代儒者的集體創造物，每一個具有創造力的研究者都對經典文本作出了自己的獨特了解、發揮和添加。方興未艾的“魯學”也同樣如此。研究魯迅，就不僅是“講魯迅”，還要“接着往下講”，甚至“往下做”，并在這一過程中，建構屬于個人的即“×××魯迅”。這樣的打上個人烙印的“魯迅”，既對“魯迅本體”有獨特發現，也會有遮蔽，本身就成為被後人研究、借鑒、質疑的對象：這會豐富、深化人們對魯迅本體的認識，魯迅本體是可以不斷接近而不會完全被窮盡的，這也是魯迅的魅力所在。
第三，認定魯迅思想與文學具有原創性，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源泉之一。是以，向年輕一代講魯迅，讓魯迅思想與文學在他們心靈上紮根，是民族精神建設的基礎性工作：“講魯迅”的曆史使命感正是以油然而生。
最後，錢老師還有一句話叫“‘守住魯迅’，最終還是我的學術之根、生命之根。”他說：“我在年屆82歲、進入生命最後階段以後，又回到了魯迅這裡。我的下一步研究重心将會從前一段着重政治思想史、民間思想史研究再轉回研究魯迅。”
八十年代魯迅研究：回到“個人”
錢理群老師對魯迅的研究最為矚目，著作等身。孫曉忠老師認為，對于錢老師來說比較重要的一本書，也是他的第一本書，名叫《心靈的探尋》。
這本書寫于八十年代，他當時的一個寫作特點，是他抓住了一個魯迅的關鍵詞和關鍵概念，去做觀念史的研究。錢老師當時提出的口号就是“回到魯迅”。他們那一代人在八十年代做魯迅的時候，特别強調作為個人的魯迅。
而另一本比較重要的著作是《話說周氏兄弟——北大演講錄》，這本書代表了錢理群的另一類研究魯迅的方法，就是他把周氏兄弟，兩大作家對照起來研究。
研究變化：“個人的魯迅”到“階級的魯迅”
第三本比較重要的，顯示出錢老師的後期魯迅研究的變化的著作就是《與魯迅相遇》這本書。
錢理群在早期的魯迅研究，像《心靈的探尋》這一類著作，重點還是強調個人和魯迅之間的精神的對話，強調魯迅的個人的民族的和世界性的魯迅，到《與魯迅相遇》後期，他試圖在此基礎上再解釋成一個階級的魯迅和左翼的魯迅。
其實，從“個人的魯迅”到“階級的魯迅”這個研究的變化和走向是錢老師他們開創出來的。
在八十年代，做魯迅研究除了關注存在主義的魯迅，還會關注如何了解魯迅的國民性批判的問題。早期側重于強調魯迅是批判中國的國民性，是黑暗的群眾。那麼，到了後期，九十年代以後，它強調更多的是對知識分子和群眾的關系的一個批判。“知識分子和群眾如何能夠穿透群眾的日常生活”，從這個角度來重新來解讀魯迅的很多作品——魯迅如何發明了一種叙事形式來反思知識分子，以自我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和群眾的關系。
比如說“我”和祥林嫂的關系，比如《傷逝》裡邊的涓生這類知識分子，和群眾的，和鄰居的關系。這類研究的背後，有更多的反思了。
三十年代以後，魯迅認為中國的毛病不出在大多數群眾身上，恰恰是出在這些專家、教授的身上。在這個意義上，魯迅更多地将矛頭指向以自我為代表的這些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這一類人。這類批判的矛頭有個非常重大的變化，那麼對魯迅的研究也會發生一個變化。
研究魯迅是“民族精神的基礎性工程”
錢老師在北大開的最後一門大學生的課，也是講魯迅。那是在2002年的春季學期，距今整二十年了。那次課程的講稿，最後編成了2003年三聯書店出版的《與魯迅相遇：北大講演錄之二》。
據孫曉忠老師回憶，這門課是北大的公選課，是錢理群老師與葛曉音老師兩個人配合給理工科開的。當年，教務處原定把開課的教室安排在文史樓的一樓，但是因為聽課的學生太多，多到老師自己都上不了教堂，水洩不通。是以，從第二堂課開始，上課的教室改到了哲學樓的二樓，那是個500座的階梯教室。盡管這樣，早上九點鐘上課，錢老師還是要到臨上課之前才開門。而學生們就像買電影票一樣的，嗡嗡地從二樓順着樓梯排隊排下來，直到哲學樓外面的走廊，隊伍很長。
幸運地是，通過錢老師畢業的學生們自發地買錄音器材，這門課的完整錄像保留了下來。孫曉忠老師說：“每一講的講稿都由學生們自願報名、整理，在後記裡有整理人的名字，而有的名字都不認識。用錢理群老師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研究魯迅這一類人，就屬于‘民族精神的基礎性工程’。”
人生變故讓錢理群老師與魯迅更相通
2002年錢老師的最後一講，有一個特點是強調“新世紀的魯迅”。其次，錢老師在2000年得了兩場大病。這樣的人生變故，讓他很受打擊。然而，恰恰是生了病之後，他覺得自己跟魯迅更有點相通了。他說，我應該從魯迅的死講起。是以，在《與魯迅相遇：北大講演錄之二》一書的首章就是《人間至愛者為死亡所捕獲》。
錢老師這些年已經不大講魯迅了，“把魯迅深埋在自己的心中”。而在2021年，錢老師連續編著了兩本書，《錢理群講魯迅》和《錢理群新編魯迅作品選讀》。
孫老師回憶說，從2000年開始，錢理群老師就跟他講，他要寫的一本書，類似于從今天的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研究魯迅，他提了幾個問題——當年的魯迅是怎麼看中國，怎麼讀中國，怎麼言說中國的，和怎麼思考中國的，怎麼寫。從中，可以看出魯迅在當時的三十年代怎麼看待當時的一些新的文化現象，怎麼看待媒體，新的媒體，展現當時魯迅在媒介之間穿行，與媒介之間利用和被利用的，在這種觀格局裡邊進行一種“文化叢林遊擊戰”。
好像是錢老師自己說的，他要編一個奇書，要把一些魯迅的經典雜文名作選出來，逐一與它們對話交流。但是看起來，仿佛是在評論我們當下的好多的現實。
在倪文尖老師看來，《錢理群新編魯迅作品選讀》的編目很有意思，甚至是有點奇奇怪怪的。比如，選篇中有魯迅最長的一個篇名，叫《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還有一篇奇聞，也是錢老師在書的序言裡也特别強調的，就是《論“他媽的！”》。
“他媽的”是中國的“國罵”，誰都會罵；就連我這樣的“大教授”，盡管不會在公開場合罵，私下遇到煩心人、煩心事，也會罵一句“他媽的”。但誰也不會想到要“論”，而且真的正兒八經地作“考證”文章：“他媽的”從“什麼時候”開始成為“國罵”的？這一“論”一“證”，就“看”出了兩個根本性的問題：中國人一切依仗祖宗、不思反抗、自欺欺人的國民性；中國無時不在的等級制度。由此更引出驚心動魄的追問：今天還有沒有“等級制度”？有什麼新表現、新特點？我們不也是既不滿又不敢說，隻有暗地裡罵“他媽的”？
——錢理群著《錢理群新編魯迅作品選讀》
孫曉忠老師認為，這也展現錢理群老師研究魯迅的一個特點，就是要強調"活着的當下的魯迅"。是以，錢老師會講這個《論“他媽的！”》，因為今天恰恰又是一個回到東晉的這種門閥制度了，等級制度了。
錢老師在分析這篇文章的部分特别強調魯迅的這樣的雜文，和我們的現實之間的一種關聯性。同時，讀者由《論”他媽的！"》這篇文章，可以讀到魯迅式的“看”的智慧：他總是從人們司空見慣、習以為常的“小事情”看起，卻往深處看，大處看，仔細看，就在一般人看來沒有什麼問題的地方，一眼看出隐藏很深的内情，揭示出國民性、社會的“大問題”，最後逼得你把自己也放進去，并和你一起反思，反思社會，更反思自己的人性。
積極地推動教育改革
在節目的尾聲，倪文尖老師提出，錢老師的另一個重要的貢獻，就是他曾積極地推動教育改革。“可以說，他是最早的自覺地投入到中學國文教育方面的人。”
錢老師的兩大理念，在今天看來，都是既是得風氣之先，又是今天必須堅持發揚的。
一是錢老師特别強調，國文是“打精神的底子”的，他強調國文和學生的心理成長、精神成長的關聯。
二是，國文學習的是我們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要充分地體會到漢語之美。錢老師講課時自己會去朗讀，就是因為他強調各種各樣的美，他通過美這個概念來打通知識，打通素養，打通到人文，這樣的想法到今天還是有它的生命力。
“錢老師還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組織工作，就是搞了這一套《新國文讀本》。事實上，這也是啟發我在後來為什麼要搞《國文學本》的原因。”倪老師說。
錢理群老師對中國小生“每信必複”
最後，孫曉忠老師回憶了一個令他終身難忘的細節。他講到自己在做錢老師助教時候的一段經曆。那時候，孫曉忠老師每個月要去北大郵局買郵票，一次要買100張。幹什麼呢？貼郵票。當年，錢老師《名作重讀》一書出版之後，全國各地的中學生、中學教師都會給錢老師寫信。錢老師就堅持給全國各地的人寫回信。每信必回，一定要回。
“這個郵件，如果有收到信的同學，能夠把這些信能影印下來，再返還給我們，我們是非常感激的。借這個機會，跟全國各地的讀者朋友們聲明，那些收到過錢理群親筆信的讀者，希望你們能把信留下來，影印一份，寄回給我們。如果要編成一本書，這會非常有價值。”孫曉忠老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