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魯迅最後的時光：日本作家鹿地亘遺劄公布

近期，一批由日本作家鹿地亘（1903-1982）家中發現的鹿地亘遺劄與影集引起學界關注。這批文獻中有一封魯迅寫給内山完造的親筆信，成為近幾十年來魯迅書簡的最新發現。

4月1日下午，“魯迅重要文獻展”在位于上海市虹口區山陰路上的1927魯迅與内山紀念書局開幕。展覽除了展示新發現的鹿地亘遺劄與影集外，還展出《魯迅日記》中記載的魯迅先生持贈藤冢鄰的《中國小說史略》毛邊簽名本和榮德生舊藏《魯迅全集》紀念編号乙種本。

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婦（1939年攝于重慶）

魯迅的譯者與扶靈人

早在1932年，日本翻譯家井上紅梅就将魯迅的《呐喊》《彷徨》譯為日文，交由東京改造社出版。雖然這是最早定名為《魯迅全集》日文譯本，但實際上隻是一部“選集”的合譯本而已。由于其中誤譯甚多，魯迅在日記中對此譯本頗有微詞。

展覽現場，1938年複社鉛印本《魯迅全集》

展覽現場

另一位魯迅作品集的翻譯者便是這位名叫鹿地亘的年輕人。鹿地亘，本名濑口貢，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由于在日本國内從事左翼文學創作，參加反戰活動，遭到日本軍國主義當局的殘酷迫害，不得不于1936年初，喬裝改名，秘密登上駛往中國的客輪。到上海後，經虹口四川路内山書店老闆内山完造引薦，與魯迅結識。在魯迅的熱情幫助和介紹下，他開始為日本改造社翻譯、介紹中國中青年作家的文學作品。當時鹿地亘已經開始翻譯魯迅雜感選集，由于中文水準有限，在翻譯中，時常遇到疑難問題，需要向魯迅及其助手胡風請教。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病逝後，東京改造社迅速做出決定，将原本即将出版的魯迅雜文集擴充為七卷本《大魯迅全集》隆重推出。鹿地亘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了該書最重要的譯者之一，專司雜文選集部分的翻譯工作。

展覽現場，鹿地亘家書“附件”，魯迅（L）緻内山完造（老版）親筆日文書劄

1936年10月22日魯迅出殡，鹿地亘作為扶靈人之一為先生送行，當時有小報曾噱稱為魯迅扶靈的十二位著名中青年作家為“魯門十二金钗”，鹿地亘是扶靈隊伍中唯一的日籍人士。 

遺劄：記錄魯迅病逝前的到訪

此次發現的鹿地亘遺劄中大多是他寫給日本大分縣父母的家書。在這批家書中，鹿地亘記述了魯迅在病逝前，不顧重病在身，親往鹿地夫婦虹口窦樂安路（DARROCH ROAD，今多倫路）“燕山别墅”35号的寓所，逗留了一個小時，叙談甚歡。

在信中，鹿地亘向父母親較長的描述了魯迅葬禮的情況，其中有些細節讀之令人淚目，比如魯迅去世時，其獨生子周海嬰僅八歲，對于死生大事，還沒有深切的體會，在葬禮會場吃着蝦餅，蹦蹦跳跳的…的，鹿地亘在字裡行間流露出這位日本左翼文學青年對魯迅深摯的感情和無盡的哀思。 

鹿地亘家書“附件”，魯迅（L）緻内山完造（老版）親筆日文書劄

這些信劄中，鹿地亘記人記事十分細膩傳神，而其中一份家書的“附件”更是珍貴，是魯迅寫給内山完造的日文親筆信，署款體例與《魯迅手稿全集》第8冊中所收“魯迅緻内山完造書劄”三通完全一緻，上款題“老版”，下款署“L”（筆名魯迅首字母），同為魯迅的日文書劄，這在近幾十年來所見公私魯迅墨迹中，尚屬首次發現。雖然未具年份，但是并不難推知，此信寫于鹿地亘着手翻譯魯迅雜文選集之初的1936年“八月廿六日”。更為關鍵的是，此信中還提及了魯迅審讀《論照相之類》（日譯本題為《寫真の類》）一文的譯稿後，向友人内山完造建議，不妨也将譯稿給鹿地亘看看，如果鹿地亘要另譯，可參考此譯本。

這封魯迅手書的日文短劄“附件”對于探究改造社七卷本《大魯迅全集》的成書經過，無疑是近年來發現的最有文物價值的魯迅墨迹實物。魯迅對日本左翼文學青年鹿地亘的賞識、信任、提攜，含蓄地流露在此短劄中，至今讀來情誼感人。 

影集：沙飛鏡頭下的魯迅

1936年10月8日，魯迅抱病前往參觀于上海八仙橋基督教青年會舉辦的第二屆全國木刻聯合流動展覽會，并與青年版畫家親切座談。在鹿地亘家庭影集中有一幀記錄魯迅先生參加這次展覽會的照片，顯然與《魯迅圖檔集》所收錄者沖印自同一底片，座談者左起：魯迅、林夫、曹白、白危、陳煙橋。影集中還有一幀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婦與青年版畫家合影的照片，前排左起：池田幸子、鹿地亘夫婦，後排：林夫、黃新波、陳煙橋、白危、力群。這兩幀照片均為著名戰地攝影家沙飛先生攝制，邊側都題有“一一·一〇·八日”，“一一”為日本昭和十一年（1936）紀年。 

左起：魯迅、林夫、曹白、白危、陳煙橋   沙飛 攝

前排左起：池田幸子、鹿地亘夫婦，後排：林夫、黃新波、陳煙橋、白危、力群    沙飛 攝

 鹿地亘家庭影集中還有一幀鹿地亘、池田幸子、胡風、後藤和夫合影的照片，他們身後的路牌，赫然寫着“DARROCH ROAD 竇樂安路”，這裡正是鹿地夫婦在上海虹口的居所。鹿地亘家書的實寄封上也能看到這個通信位址。

左起：胡風、池田幸子、鹿地亘、後藤和夫（右一） ，攝于虹口鹿地亘夫婦寓所

作為東京改造社七卷本《大魯迅全集》的顧問之一，胡風不僅為鹿地亘編譯魯迅雜文選目，還時常要給中文水準有限的鹿地亘解釋、口譯魯迅作品原文，并編寫簡要的日文解題，按胡風回憶錄中的話說就是“我完全是白盡義務，沒有收一文編譯費”。

在魯迅先生離世前兩天，其10月17日日記明确記載：“下午同谷非訪鹿地君。往内山書店。”日記中所稱“谷非”就是胡風。那天胡風到鹿地亘家，鹿地亘向胡風提出了不少翻譯中的疑難問題。胡風怕自己解釋不清，直接去請教魯迅，魯迅怕轉達不清，又和胡風一起去鹿地亘家，直接解釋給鹿地亘聽。正是因為這次外出，魯迅受了風寒，使病情惡化，兩天後的10月19日，不幸逝世。

展覽現場

在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之後，随着上海全面淪陷，鹿地亘夫婦曾一度被當作日本間諜看待，一時間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後來，在胡風的介紹下，鹿地亘多次參加《七月》雜志社組織的抗戰文藝建設的座談會，這無疑是胡風在文化戰線上，對鹿地亘夫婦反法西斯國際友人身份的認定，極大地緩解了鹿地亘夫婦的精神壓力。

鹿地亘家庭影集中還有兩張日文剪報，都是鹿地亘歸國後，日本媒體報道的有關胡風的新聞事件，鹿地亘對舊日師友胡風的關切表露無遺。 

遺劄中的内山完造和須藤醫生

鹿地亘藏劄中還有魯迅摯友内山書店老闆内山完造、主治醫生須藤五百三寫給鹿地亘父親、漢學家濑口真喜郎的兩封信，信中簡要介紹了對鹿地亘的印象和翻譯《大魯迅全集》的大緻情形。

内山書店老闆内山完造不僅是鹿地亘來到中國、結識魯迅的引薦人，也是東京改造社《大魯迅全集》的顧問之一。書店位于上海市虹口魏盛裡（今四川北路1881弄），是魯迅晚年在上海最重要活動場所之一，1932年起成為魯迅著作代理發行店，還是魯迅避難和秘密接待客人的地方。坐落在虹口區的内山書店，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曆史地标，見證了中、日兩國左翼文學作家的交誼。

須藤五百三是魯迅最後生涯的主治醫生，在其病重期間，差不多天天都要給魯迅治療。魯迅逝世後，須藤醫生在日語《上海日報》（1936年10月20日）與中文雜志《作家》發表了題為“醫學者所見的魯迅先生”的文章，并附錄“魯迅先生病狀經過”。須藤五百三寫給鹿地亘父親濑口真喜郎的信箋上印有須藤醫院的通信位址“No.108 MILLER ROAD.SHANGHAI 上海密勒路一〇八號”。

 魯迅先生持贈藤冢鄰的毛邊簽名本

1925年9月，魯迅先生重印舊作《中國小說史略》，由李小峰主持的北新書局發行，毛邊單行本，上有魯迅先生墨筆題贈：“奉呈/藤塚先生/魯迅/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北京。”钤“魯迅”朱文小印。

“藤塚先生”為日本漢學家藤塚鄰，1922年任日本名古屋高等學校教授，後任北韓京城大學教授，精于清朝與北韓半島外交史，富藏書，精鑒定。負笈北京期間，曾随永持德一拜訪魯迅先生，最早見于《魯迅日記》〔1923.1.7〕記載：“七日，昙。星期休息。午後井原、藤塚、永持、賀四君來，各贈以《會稽郡故書雜集》一部，别贈藤塚君以唐石經拓片一分。”

《日記》〔1923.11.14〕：“十四日，昙。丸山來并持交藤塚教授所贈《通俗忠義水浒傳》并《拾遺》一部八十本，《标注訓譯水浒傳》一部十五本。”

為答謝藤塚贈書，1926年1月27日，魯迅先生又簽贈重印舊作《中國小說史略》，2月8日寄出，《日記》〔1926.2.8〕：“八日，晴。上午以《中國小說史略》一本寄藤塚君。”《日記》所載即此毛邊單行本。 

1938年複社鉛印本《魯迅全集》，紀念乙種本，編号172号，附楠木書箱

1938年出版的《魯迅全集》推出甲、乙兩種紀念本，其中乙種本皮脊燙金，用重磅道林紙精印，三十二開，二号宋體“魯迅全集”四字，頂口刷金，版權頁為豎長紅色線框，有“魯迅”白文版權印花，并标紀念本第×号，編号印制200套，非賣品，整套裝楠木箱，書箱蓋上刻有蔡元培手書：‘魯迅全集’，陰文镌刻，莊重樸實。此次展出的榮德生舊藏紀念本，編号為172号，即為此本，原箱儲存如新。另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緻榮德生委員實寄封一枚，上钤“密件”藍色長方小印。榮德生、榮毅仁父子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愛國實業家，實業救國，積極支援共産黨的革命事業。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緻榮德生密件實寄封，上钤“密件”藍色長方小印

此次展覽由上海報業集團指導，新民晚報社和虹口區委宣傳部主辦，免費對公衆開放。 

魯迅重要文獻展

展期：4月1日至9日（10點至16點）

地點：1927魯迅與内山紀念書局（四川北路20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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