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李明明 每經編輯：陳旭
幾乎每一次人口資料的釋出，都會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關注和讨論。
1月17日，國家統計局釋出資料顯示，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1062萬人，人口出生率為7.52‰，而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占比升至14.2%，為有統計資料以來最高。中國人口“高齡少子化”“深度老齡化”趨勢繼續加深。
人口是社會發展的基石，在國家逐漸放開兩孩、三孩政策後，部分育齡人群生育意願并未明顯上漲，給大陸制定相關生育政策帶來巨大挑戰，為了讓更多家庭“敢生”“願生”，鼓勵生育政策也應當做到措施更加精準。
目前大陸支援生育的政策主要有哪些？發展曆程如何？是否解決了生育率偏低的問題？國際上有哪些人口支援政策值得我們借鑒？
帶着上述問題，《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對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原新進行了專訪。
三孩配套支援政策有望把生育率提至1.5左右
NBD：目前，從全國範圍看大陸已經出台的支援生育政策主要有哪些？這些措施對減緩出生率降低的趨勢起到了哪些作用？
原新：幾十年來，大陸生育政策伴随人口形勢不斷調整。自2013年以來，生育政策的取向從緊縮型轉向适度寬松型，陸續出台了多個相應的綜合性配套政策。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布實施“單獨兩孩”政策。
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滿足了家庭生養兩個孩子的意願。政策實施後，出生嬰兒中二孩占比和二孩總和生育率出現明顯提升。
緊接着，《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2015修正）于2015年12月27日釋出。當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釋出了《關于實施全面兩孩政策改革完善計劃生育服務管理的決定》，對落實全面兩孩政策作出了具體部署。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援措施”。
同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正式公布，明确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取消社會撫養費等制約措施，清理和廢止相關處罰規定，配套實施積極生育支援措施。
8月2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決定。
單獨二孩和全面兩孩政策，強調的是政策的寬松性，政策頒布之前實行了長時期的緊縮型生育政策，頒布後意味着生育孩子的數量從強限制走向了有限的限制，即适度寬松性。
三孩政策的調整和前兩個政策不一樣，它既進一步放寬了生育限制本身，同時更增強了生育政策的包容性。中共中央、國務院出台的《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 就是要重點解決“敢生”和“養好”的問題。
分析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一系列決策措施和規劃，既有原則性、戰略性的安排，指明了不同發展階段的人口和生育重點任務，又有細化到了操作層面的具體任務部署。如果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援措施能夠有效落地，把目前約1.3的總和生育率提高到1.5或1.6，“十四五”期間出生人口數量保持在1000萬人左右還是有希望的。
2011-2021年全國人口數及自然增長率
圖檔來源：國家統計局
建議對育兒假和生育補貼設立适當的标準
NBD：目前大陸鼓勵生育的政策還有哪些短闆有待完善？
原新：任何一項社會公共政策都可能存在利弊兩方面，一個社會公共政策的出台，不可能全都是利沒有弊，隻要利大于弊就行。
首先，拿生育假來說，現在很多地方為了鼓勵生育紛紛把産假延長，對孩子的培養、親子家庭的關系維系、孩子健康和母親身體的恢複等都有很多好處，但最大的負面效果可能是女性再回到工作崗位的權利可能會受到很大影響。
是以産假并不一定就是越長越好，在延長産假的同時，鼓勵政策可以在家庭與工作的平衡方面去做更多的考慮。
其次，政策還要考慮如何減輕社會競争的壓力。比如很多中高收入人群經濟壓力并不太大，但也很少生育孩子。
我最近給一些企業的管理層進行人口形勢專題教育訓練時觀察到，學員一般都是有一定經濟實力的高收入者。在30至40歲的女性中，有兩個孩子的比例不到一半，鮮有三個孩子，還有一些沒有孩子。這些學員告訴我不是養不起孩子而是不敢生，因為社會競争和企業競争太激烈了。
第三，在文化層面上要塑造生育友好型輿論環境。現在對整個婚戀、家庭和孩子偏正面效應的宣傳太少，是以很多年輕人結了婚也選擇當丁克，這樣的人群越來越多。
在一些問卷調查當中，年輕人對養兒防老、傳宗接代、姓氏傳承這些方面越來越缺乏興趣。在年輕人的心目中，對家庭這種傳統文化上的認知已經發生了變化。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家庭的功能也在不斷弱化，而國家公共服務體系的建構和能力越來越強大。是以可能導緻家庭原有的一些功能比如養老，現在無需在家庭内部解決，而是可以通過社會化、市場化的服務中去尋求解決。
第四，在稅收和住房上，此前全面兩孩政策執行以來出台的個人所得稅減稅政策，我覺得力度還可以再加大一點，比如對不同數目的孩子，提出更有針對性的個人所得稅減免措施。還有在購房和廉租房等相關規定上，可以向多孩家庭傾斜。
圖檔來源：新華社
第五，在教育方面，建議延長9年義務制教育的期限至12年，把幼稚園的三年教育期也納入義務教育裡，在一些經濟條件更好的省份，義務教育還可以再拓展到高中，即增加到15年，也就是把高等教育之前的所有教育階段都覆寫到，由此可以切實緩解年輕人的養育壓力。
此外，我還建議對育兒假和生育補貼設立适當的标準及标準之上的浮動空間。因為現在各地做法不一，顯得比較混亂，容易造成新的社會沖突。
NBD：有網友反映當地出台了育兒假等鼓勵生育政策，然而所在企業并不支援此項政策。如何平衡政策釋出和落地執行之間的沖突？如何激發用人機關執行各類鼓勵生育措施的積極性？
原新：實際上在全面兩孩政策執行過程中，就已經出現了類似的現實問題。
我們首先要加大普法的力度，培養企業的法律意識。
其次我們要鼓勵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但延長産假、設立照護假對企業造成一定的成本壓力，是否要百分之百都讓企業來承受，能否有其他激勵措施，這都可以考慮。
建議國家在稅費和用人制度上，給予企業一定的政策傾斜和照顧，來彌補企業在這方面的部分損失。也就是既讓企業能夠去承擔一些社會責任，同時政府也需要減輕一些負擔，大家共同把這件事情做好。
建議借鑒他國延長義務教育年限的政策
NBD：下一步，在現有政策措施的基礎上，如何才能更好地對症下藥，出台更具系統性的激勵措施？您有哪些建議？
原新：我認為首先要問需于生育者，真正了解生育人群的需求，在此基礎上，根據國家和地方的财力以及公共治理的水準等來量力而行、盡力而為。
比如生育津貼，有的地方實行生第三個孩子一個月給2000元補貼，在廣東浙江這些比較富裕的地方财政還可以支撐，但是在一些邊遠地區貧困地區不一定能發出來，這有可能會造成新的社會沖突。是以具體數額要根據地方的财政和群衆的需求來定。
其次，公立事先串通的人所和幼稚園的建設應該要跟上。大陸每年出生1000萬以上的孩子，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和公共需求，存在的短闆應該要補上。
再次，在就業方面，要關注對女性合法權利的保護，應該在法律政策和激勵措施方面有一些具體的安排，兼顧女性家庭與工作的平衡。
第四，根據調查，大陸50%~70%的孩子都是由祖父母輩的老人參與照顧，因為老人幫忙帶孩子是家庭私領域的代際互惠，沒有法律和政策規定老人有義務必須去帶孩子。是以建議政府承認這樣的帶孩子方式也是一種社會貢獻，在經濟上可以考慮給予一定的補貼，在精神上給予鼓勵，此舉也可以減輕公立托育機構的負擔。在新加坡等國家，老人幫助帶孩子是能得到一定補貼的，大陸也可以考慮建立類似的制度來肯定這種貢獻。
第五，現在晚婚晚育成為大趨勢，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齡一般在27~28歲左右，再生第二個孩子很多都在30歲以上了，是以生育技術方面的服務一定要有保障。比方說免費的孕前健康咨詢、孕前優生優育的技術服務、孕檢，以及生産的住院分娩等津貼，在經濟、技術和心理服務方面進行必要的支援。
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即育齡人群的生殖健康服務一定要完善。大陸每年有大約900萬的人工流産，人工流産的低齡化現象明顯，這也反映出對全人群的生殖健康服務還要加強。
NBD：從國際上看，各個國家的生育支援政策大體可以分為幾類？目前起到了怎樣的成效？這些措施對我們有哪些借鑒意義？
原新：總結起來大緻有四類。
首先是家庭支援政策，核心就是女性或者生育者家庭和工作的平衡，對女性産後的工作對接上做得比較到位，比較典型的就是法國的家庭支援政策。
在歐盟，政府通常高度重視家庭以及對家庭福利的投入，如德國在1995年設立德國家庭事務、老年人、婦女和青少年部，英國于1997年在内政部中設立專門的家庭政策機關等，專門負責家庭福利、家庭支援和家庭保護等方面事務。
第二是現金補貼政策，包括生育津貼、兒童津貼、産婦津貼、托育津貼、父母津貼等對生育行為的激勵效果都很明顯。如新加坡新生兒都能拿到政府的現金補貼，即“嬰兒花紅”，補貼标準随孩次增加而增加，此外還有事先串通的人津貼、幼兒津貼等。
再如俄羅斯2007年實行對多孩家庭提供現金補貼，即“母親資本”項目，效果顯著。2015年瑞典的家庭福利開支占了全國GDP的3.5%，其生育率也達到1.85左右。
第三是稅收減免，随着鼓勵多生孩子的政策，很多國家都不斷提高繳納個人所得稅的基準線。新加坡除了現金補貼外，在稅收上還有很多優惠，如子女免稅額度、在職母親的子女估稅減扣等。
第四在托育方面，有些國家從事先串通的人所一直到大學都實行免費政策，比如日本推行學齡前教育免費，而整個歐盟國家大概1/3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得到事先串通的人所和幼稚園的照顧。
從現階段來說，我認為值得借鑒的是打造公立的事先串通的人、幼兒托育機構，以及盡快落實延長義務教育年限政策。另外在稅收住房方面，希望對多孩生育家庭的優惠政策能夠盡快建立起來。
但大陸在借鑒這些經驗的同時要量力而行，并且在學習的過程中一定要本土化。
每日經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