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資料，2020年，大陸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達到63.89%，2000年這一數字為36.09%，1949年僅10.64%。不斷攀升的資料背後，是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
與城市崛起相對的，是鄉土空間的逐漸消亡，是鄉村被淡忘的現實。對很多年輕人而言，鄉村越來越成為一個陌生的經驗，不熟悉，也不關注。可是，我們每一代人往上看兩三代人，其實都與中國鄉村發生着緊密聯系。鄉村，除了是一個和城市對立的概念，它還可能是一種根植于我們内心中、流淌在我們血液裡的影響。
就像賈樟柯說的，“要了解今天城市化下的中國和其中的問題，就必然是要望向農村、望向過去的。”鄉村建構着中國人的傳統倫理，我們的人際關系、生活習慣、為人處世的方式，所有的一切都帶有鄉村的記憶。
作為鄉村的縮影，鄉土文學靠回憶重組來描寫故鄉農村的生活，帶有濃重的鄉土氣息和地方色彩，是我們了解鄉村的重要途徑，也是中國社會生活的一種重要表達方式。通過鄉土文學，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鄉村，而是以鄉村為中心，往外輻射的整個中國人的精神環境。
陳忠實的長篇小說《白鹿原》，就以陝西關中平原的白鹿村為背景，通過白姓和鹿姓兩大家族祖孫三代的恩怨紛争，呈現了從清末到建國半個世紀裡中國農村的真實狀态，揭示了傳統鄉村秩序的衰落軌迹，思考了整個民族和國家的命運。
陳忠實出生在西安東郊白鹿原下的蔣村，年少時就在這片黃土地上挖野菜、拾柴火。白鹿原的春夏秋冬、草木榮枯，陳忠實都再熟悉不過。1988年，陳忠實把妻子和長輩安置在城裡，隻身來到鄉下的祖屋，潛心寫作。四年後，當近50萬字的《白鹿原》畫上句号時，陳忠實也已50歲，到了知天命之年。在《白鹿原》的扉頁上，陳忠實隻留下巴爾紮克的一句話——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白鹿原是民族的隐喻，白鹿原上的故事是一個國家的故事，一個民族的故事。
《白鹿原》
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思想開始解放，中國社會迎來了一段黃金發展時期，農村年輕人可以通過各種方式來到城市，參與國家建設，青年人渴望改變自己的命運，逐漸開始關注起個人的生活與理想。
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就設立在這個時代背景之下，小說以孫少平為中心，刻畫了社會各階層衆多普通人的形象。勞動與愛情，挫折與追求，痛苦與歡樂，日常生活與巨大社會沖突，紛繁地交織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時代曆史程序中所走過的艱難曲折的道路。
《平凡的世界》關注普通人的命運，而且這些普通人又是有追求的。比如，孫少平雖然是一個出生在陝北農家的窮小子，但是他不甘于在這個窮山僻壤裡度過自己的一生，他一邊拿着“非洲馍”，一邊讓“生活的詩情充滿十六歲的胸膛”，有着強烈的精神追求和實作個人價值的欲望。縱使孫少平一直走在荊棘叢生的路上，但他從不向命運低頭，正是這種積極、樂觀與不畏艱險，讓孫少平一步步靠近内心最初的夢想，也讓他和那個大時代形成了共振。
《平凡的世界》
八十年代，受西方先進的現代主義思潮影響，尤其是拉美文學爆炸的影響，中國一批作家開始一種在傳統中尋求新生的寫作，發展出了“尋根文學”。“尋根文學”主張文學之根應該深植于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從傳統文化中汲取養料，隻有這樣，中國文學才能與世界對話。受這種文學主張的影響，許多作家紛紛把自己的家鄉作為背景素材進行小說創作，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紅高梁家族》通過“我”的叙述，展現了抗日戰争年代“我”的祖先在高密東北鄉上演的一幕幕轟轟烈烈、英勇悲壯的故事。爺爺、奶奶、父親、姑姑等先輩，一方面奮起抗擊殘暴的日本侵略者，一方面迸發着讓子孫後代相形見绌的傳奇愛情。通過這部小說，莫言把他的“高密東北鄉”安放在了世界文學的版圖上。
“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最聖潔最龌龊、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在莫言的筆下，高密東北鄉是一片生機勃勃的傳奇黑土地，這裡無邊無際的通紅高粱地鍛造了先輩們狂野而又堅韌的生命意志。
《紅高粱家族》
九十年代之後，中國社會進入更高速的發展階段，同時也逐漸遠離了傳統的社會主義鄉土環境。這時候的文學作品也告别了傳統的鄉土文學，開創了新寫實主義的結構鄉土文學。劉震雲就是“新寫實主義”作家中的一位，他的作品始終緊貼着苦難的大地和命如草芥的底層人群，不失簡潔直接的白描手法。
“幾個中國人湊到一塊，都是歡聲笑語，但當他隻剩一個人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眉宇之間露着一絲憂郁。”通過對中國社會的敏銳洞察，劉震雲把中國人特有的孤獨寫進了《一句頂一萬句》。小說的前半部裡，延津農民吳摩西失去唯一能夠“說得上話”的養女巧玲，為了找她，走出延津；後半部裡，巧玲的兒子牛愛國，同樣為了尋找“說得上話”的朋友，走向延津。一走一來，延宕百年，但人物依然在艱難地尋找那個“說得上話”的人，和“說得上話”的人，說一句頂一萬句。
“不是……而是……”是《一句頂一萬句》中反複出現的句式，一件事後面往往藏着八件事，一件事中間又得拐好幾道彎，這“繞來繞去”是獨屬于中國人的處世方式，也是“劉氏幽默”的極緻展現。
《一句頂一萬句》
鄉土文明是我們文化記憶中最堅實的部分，依然對中國當下産生着重要的影響。陳忠實、路遙、莫言和劉震雲，這些50後、60後一代作家，大多出生于鄉村，他們的童年記憶跟鄉土緊密關聯，他們的文學作品塑造了我們對鄉村的認知，也讓我們看到鄉村和中國人、中國社會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