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大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3.89%，2000年这一数字为36.09%，1949年仅10.64%。不断攀升的数据背后，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与城市崛起相对的，是乡土空间的逐渐消亡，是乡村被淡忘的现实。对很多年轻人而言，乡村越来越成为一个陌生的经验，不熟悉，也不关注。可是，我们每一代人往上看两三代人，其实都与中国乡村发生着紧密联系。乡村，除了是一个和城市对立的概念，它还可能是一种根植于我们内心中、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影响。
就像贾樟柯说的，“要理解今天城市化下的中国和其中的问题，就必然是要望向农村、望向过去的。”乡村建构着中国人的传统伦理，我们的人际关系、生活习惯、为人处世的方式，所有的一切都带有乡村的记忆。
作为乡村的缩影，乡土文学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是我们了解乡村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通过乡土文学，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乡村，而是以乡村为中心，往外辐射的整个中国人的精神环境。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就以陕西关中平原的白鹿村为背景，通过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呈现了从清末到建国半个世纪里中国农村的真实状态，揭示了传统乡村秩序的衰落轨迹，思考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陈忠实出生在西安东郊白鹿原下的蒋村，年少时就在这片黄土地上挖野菜、拾柴火。白鹿原的春夏秋冬、草木荣枯，陈忠实都再熟悉不过。1988年，陈忠实把妻子和长辈安置在城里，只身来到乡下的祖屋，潜心写作。四年后，当近50万字的《白鹿原》画上句号时，陈忠实也已50岁，到了知天命之年。在《白鹿原》的扉页上，陈忠实只留下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是民族的隐喻，白鹿原上的故事是一个国家的故事，一个民族的故事。
《白鹿原》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思想开始解放，中国社会迎来了一段黄金发展时期，农村年轻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到城市，参与国家建设，青年人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逐渐开始关注起个人的生活与理想。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就设立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小说以孙少平为中心，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平凡的世界》关注普通人的命运，而且这些普通人又是有追求的。比如，孙少平虽然是一个出生在陕北农家的穷小子，但是他不甘于在这个穷山僻壤里度过自己的一生，他一边拿着“非洲馍”，一边让“生活的诗情充满十六岁的胸膛”，有着强烈的精神追求和实现个人价值的欲望。纵使孙少平一直走在荆棘丛生的路上，但他从不向命运低头，正是这种积极、乐观与不畏艰险，让孙少平一步步靠近内心最初的梦想，也让他和那个大时代形成了共振。
《平凡的世界》
八十年代，受西方先进的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尤其是拉美文学爆炸的影响，中国一批作家开始一种在传统中寻求新生的写作，发展出了“寻根文学”。“寻根文学”主张文学之根应该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只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与世界对话。受这种文学主张的影响，许多作家纷纷把自己的家乡作为背景素材进行小说创作，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红高梁家族》通过“我”的叙述，展现了抗日战争年代“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上演的一幕幕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故事。爷爷、奶奶、父亲、姑姑等先辈，一方面奋起抗击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一方面迸发着让子孙后代相形见绌的传奇爱情。通过这部小说，莫言把他的“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了世界文学的版图上。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在莫言的笔下，高密东北乡是一片生机勃勃的传奇黑土地，这里无边无际的通红高粱地锻造了先辈们狂野而又坚韧的生命意志。
《红高粱家族》
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社会进入更高速的发展阶段，同时也逐渐远离了传统的社会主义乡土环境。这时候的文学作品也告别了传统的乡土文学，开创了新写实主义的结构乡土文学。刘震云就是“新写实主义”作家中的一位，他的作品始终紧贴着苦难的大地和命如草芥的底层人群，不失简洁直接的白描手法。
“几个中国人凑到一块，都是欢声笑语，但当他只剩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眉宇之间露着一丝忧郁。”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敏锐洞察，刘震云把中国人特有的孤独写进了《一句顶一万句》。小说的前半部里，延津农民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巧玲，为了找她，走出延津；后半部里，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走一来，延宕百年，但人物依然在艰难地寻找那个“说得上话”的人，和“说得上话”的人，说一句顶一万句。
“不是……而是……”是《一句顶一万句》中反复出现的句式，一件事后面往往藏着八件事，一件事中间又得拐好几道弯，这“绕来绕去”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处世方式，也是“刘氏幽默”的极致体现。
《一句顶一万句》
乡土文明是我们文化记忆中最坚实的部分，依然对中国当下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陈忠实、路遥、莫言和刘震云，这些50后、60后一代作家，大多出生于乡村，他们的童年记忆跟乡土紧密关联，他们的文学作品塑造了我们对乡村的认知，也让我们看到乡村和中国人、中国社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