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廣州出發”展廳，展陳面積達720平方米。
南越國宮署遺址出土的“酒墱”款标本。
“南海I号”上的印花陶罐（“廣東罐”）。
5月18日是第48個國際博物館日，當天上午，第二十一屆(2023年度)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精品終評結果揭曉，其中，南越王博物院“從廣州出發——‘南海I号’與海上絲綢之路”展覽榮獲優勝獎。
今年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為“博物館緻力于教育和研究”。博物館作為傳承曆史、傳播知識的課堂，可以通過展覽，将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及時呈現在公衆面前。在這方面，“從廣州出發”大展，可謂創下了驚豔國内外同行的“廣東速度”。
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長李竈新介紹，從2022年廣東公布相關重大考古成果，到粵港澳三地牽頭收集421件(套)珍貴藏品，再到正式開放展覽參觀，策展團隊僅用了一年時間。他總結說，“新”是這個展覽最大的特色，此次創新實踐，也為落實考古成果及時轉化為博物館展示傳播、助力文博事業高品質發展，提供了有益的“灣區案例”。
近日，南都、N視訊記者采訪了著名考古專家李岩、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長肖達順、南越王博物院研究部館員潘潔，結合曆史資料，多角度還原精品大展的誕生過程。
驚世發現
宋代廣州公使酒庫出土的醬釉罐
與沉船上的同類器物高度相似
“南海I号”作為廣東人最熟悉的一條古船，也是迄今中國水下考古最重大的發現，有“海上敦煌”之譽。自1987發現以來三十餘年，人們已經能夠确知，這是一艘南宋初期的商船，于公元1183年在廣東海域沉沒，但仍有許多懸疑未解。比如，它與珠三角有何關聯？是否真的停靠過唐宋時期的東方第一大港——廣州？2023年，南越王博物院“從廣州出發——‘南海I号’與海上絲綢之路”展，對上述關切做出了擲地有聲的回應。最新考古研究成果顯示，“南海I号”不僅到過廣州，還裝載着廣東生産的陶瓷器，從廣州港口離岸，開啟了新的遠洋航程。
一個重磅結論抽絲剝繭，究竟如何得出？應當說，它是幾代廣東考古人不懈追問的結果。而近年南越王博物院的考古實據，是破解這一難題的關鍵所在。
5月17日，肖達順在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介紹，考古學界早就推測過，“南海I号”上的部分陶瓷可能與佛山一帶的窯口有關，但因為對此的認識不足，隻能放棄研究。直到2018年，南越王博物院啟動了“南越國宮署遺址發掘資料整理十年工作計劃”，從業人員通過整理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宋代建築基址資料，首次确認了宋代廣州公使酒庫的位置，并驚奇地發現遺迹中出土了大批帶有“酒墱”“醇酎”“清香”等酒類印文的醬釉罐，其裝飾風格與器型、釉質釉色、胎質胎色，特别是自帶的文字戳印，竟與“南海I号”沉船上的部分同類器物高度相似。
這與以往考古報告中，國内相關學者對此類陶罐“産自福建”的認識出現了分歧。
就在此時，香港中文大學學者黃慧怡發表于2018年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廣東考古界的高度關注。文中指出，“南海I号”上的這類帶印文、印花的醬釉器，應是佛山市南海區的宋代窯址出品。
一處廣東本地的窯址群，一座從先秦繁榮至今的大都會，一艘聞名遐迩的古代商船，這“三點”真能連成“一線”嗎？肖達順心中激動，但他認為還需要更多的證據來證明“‘南海I号’部分醬釉器産自佛山”這個推斷。簡而言之，去田野調查。
佛山南海窯燒制的陶瓷罐
在廣州被搬上“南海I号”
2021年8月13日，肖達順與李岩、李竈新等人，一同趕赴佛山南海區的宋代窯址現場勘查。在獅山鎮奇石窯址，他們走街串巷來到西門村北的坡面附近，地上散落着村民眼中“稀松平常”的陶瓷碎片。确認了這是一處宋代窯址，并且看到它的儲存狀況之後，李岩由衷感慨：“這趟汗真沒白出！”不過，在奇石窯的制品遺存中，他們當時并沒有發現與“南海I号”出水文物相似的醬釉罐。
一行人又趕往另一個窯口——裡水鎮文頭嶺窯址仔細勘探。快到收隊時間，李竈新在一處民房附近發現了一塊醬色的陶瓷殘片，長方形的印框、獨特的花紋、背面斑駁的“手抹痕”護胎釉，令他頓感“似曾相識”。在場專家通過考古類型學比對，已經能夠初步斷定，其與“南海I号”上具有鮮明特征的帶釉大罐屬于同一種陶器。
這次探查之後，廣東有關機關立即組織開展了搶救性考古發掘。通過數月的艱苦工作，類似遺物得以大量出土。與此同時，廣東考古學者們也期望借助現代科技手段，對此前的結論進行雙重印證。他們将奇石窯、文頭嶺窯的碎片标本，與“南海I号”、南越國宮署遺址宋代遺迹地層中的文物标本，一并送交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崔劍鋒團隊，用便攜式X射線熒光光譜儀展開化學成分分析。“類似于給陶瓷器做DNA比對。”李岩介紹，“崔劍鋒帶領的科技考古團隊，正參與建立中華文明國家文物基因庫，收集全國各地曆代窯口陶瓷器的化學成分資料。送檢标本測出來的數值，就可以放在這個古陶瓷資料庫中查找、比對。”
李竈新回憶：“我清晰記得，2021年10月1日，當崔劍鋒先生告知我們，确定‘南海I号’和南越國宮署發現的醬釉大罐有相當一部分産自（廣東佛山）南海諸窯後，大家當時的激動和雀躍……”
2022年7月1日，由肖達順執筆的《佛山市南海區窯址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果——明确“南海I号”沉船部分陶瓷器的廣東産地》一文在《中國文物報》發表。文章提到：“此次工作，為廣東沉船考古、陶瓷考古以及宋代海上絲綢之路曆史文化面貌研究打開一個全新的局面。”
考古學者進一步發現，這類由佛山南海窯燒制、被稱作“廣東罐”的特色醬釉罐，曾經大量運至廣州，裝儲美酒，并随商船散布海外。其目前所知的唯一集散地，就是位于南越國宮署遺址（今廣州市北京路）西北部的宋代廣州公使酒庫。這一發現，佐證了各類文獻中，地方官府設宴款待往來客商、為之贈酒踐行的記載；而在“南海I号”上也出現了此類“廣東罐”，則為确認其到過廣州，并從廣州港離岸出海，提供了關鍵性的實物證據。
“廣東速度”
從公布重磅考古發現到大展開幕
南越王博物院策展團隊僅用一年
一個重大考古成果在學界引發轟動之後，要經過多久才能變為公共知識？這一次，南越王博物院的策展團隊僅用了一年。這是國内水下考古領域前所未見的辦展速度，就算在世界沉船考古的範圍内都罕見。
2023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對策展團隊來說，這個海絲主題的全新展覽，不僅要充分利用、轉化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在展廳設計、展陳形式甚至叙事方式上，也希望與過去的沉船展覽有所差別，幫助更廣大的人群“看懂”這個展覽主題。5月17日，“從廣州出發——‘南海I号’與海上絲綢之路”策展人潘潔生動地形容：“創作一個展覽，與創作一部電影有些相似。策展人身兼多職，既是導演，又是編劇。選題立意時，需要廣泛閱讀相關主題的史籍文獻，搜集研究情況，了解同一類型主題的展覽；撰寫大綱時，需要對展品内涵有深入的認識，對海量資料做出取舍。而研究人員就像電影的幕後工作者，雖然不常被‘看見’，但非常重要。”最終呈現在觀衆面前的“從廣州出發”展覽，在宋代廣州公使酒庫原址、今南越王博物院的王墓展區舉辦，意味深長。
展覽于2023年7月3日開幕，持續147天。720平方米的展陳面積、260米的展線長度，分三個篇章徐徐展開——《“南海I号”的困惑》《“南海I号”的旅程》《廣州出發的密碼》，線上線下觀衆達48萬人次。
其中，跳出文物本位思維、借鑒文學化叙事的“綱首日記”，是引發最多熱議的創舉之一。“綱首”即為“船長”。潘潔告訴南都記者：“到目前為止，‘南海I号’還未發現有紙質記錄航程情況，這一點非常遺憾。但我們知道，元代的水手海員會用‘更路簿’‘海路針經’記錄航海情況，可以把它們了解為利用文字和地圖的方式描繪的航海手冊。其中的‘更’是指船舶從一地航行到另一地需要的時間或距離，‘路’是指航行時針路，也就是航向。可以合理推測，這些依靠船員手抄等方式代代相傳的‘航海日記’，在更早的時候已經存在，或者至少存在雛形。‘南海I号’還出土過一方硯台，應該是船員個人生活用品。據此，我們編寫了以船長為主視角、自述經曆和見聞的綱首日記，重構了‘南海I号’的航行路徑，讓觀衆‘穿越曆史’，實作‘古今對話’。”
嘗試用聚落分析方法重構曆史
複原裝船、航行、沉沒的過程
綱首日記中關于廣州的一頁寫到，癸卯年十二月初一，廣州市舶司的提舉官在海山樓設宴款待舶商，“我和幾位大貨主、知客、火長、舵師受邀參加，據說市舶宴會，惟廣州最盛，參加過後才知此言不虛……”後文還細緻描寫了地方官員與客商其樂融融的場景，宴席上的魔術雜技演出，以及來自不同地域的美酒、美食等。
當然，日記的時間、地點、航線，都基于近年來對“南海I号”出土文物及相關文獻資料的深入研究。潘潔介紹：“‘癸卯年’這個年份，來源于展覽中那件帶有‘癸卯歲次’墨書的青白釉印花雙系罐，它也是确定‘南海I号’沉沒時間的關鍵紀年器物；船行至杭州的時間，取自《武林紀事》中所記載的錢塘觀潮時間；船行至明州（今浙江省甯波市）、泉州、廣州、溽州（今位于廣東省台山市廣海鎮）的時間，大原則是要選在冬天，因為古人憑季風航行，冬天離開中國，夏天返程。其中，‘南海I号’行至泉州的時間‘閏冬月廿三’，算是一個小彩蛋。泉州九日山有一方‘南海I号’沉沒那年的石刻，清楚記錄着那年祈風儀式的時間是‘閏冬月廿四’，我們認為‘南海I号’極有可能參加了那次祈風。”
潘潔說，對于綱首日記的創新，策展團隊一開始便抱有一定的信心；展覽開幕之後，觀衆的好奇與熱情，更超出了主創們的想象。“有位觀衆看完展覽後，拉着志願者說，特别想了解綱首日記怎麼誕生的，我還專門為他做了解答。”
此外，展覽還通過精心的設計，進一步增強了呈現效果。序廳将抽象化的中國東南沿海航線與港口地标相結合，采用船艙、風帆和北鬥七星等模拟置景裝置，營造“牽星過洋”的藝術場景；“廣州市舶宴會”展項，設定了宴會模拟場景的數字投影、搭配宋詩朗誦《海山樓》，酒、食器具的展示，讓曆史場景鮮活上演；多媒體互動手段、互動遊戲的加入，營造了沉浸式的觀展體驗。
“重構”與“再現”，是此次大展的關鍵詞。但這不僅是一種展覽方法論，其背後還有深邃的學術思想。
李岩介紹，此次展覽整體是在“聚落考古”的概念架構下進行的。在陸地田野考古中，可以從這種角度運用考古學材料，進行社會曆史的重構。李岩的恩師、今年以92歲高齡辭世的中國考古學泰鬥嚴文明，就留下了該領域的經典作品。
受嚴文明先生影響，李岩将“南海I号”視為一個“航行的聚落”，多個艙位相當于多室結構墓葬，嘗試用聚落分析的方法重構船上的曆史，複原裝船的過程、正常航行的過程、沉沒的過程、沉沒以後的過程，以期解讀出更多關于當時社會生活的資訊。用他的話來說，盡管永無可能“抵達”，但可以“不斷接近”。這樣的策展思路，也給“南海I号”沉船帶來了全新的打開方式。觀衆可以在逛展過程中，形成自己關于“南海I号”與海上貿易曆史的知識體系。
灣區協同
粵港澳深化“南海I号”研究合作
為海絲跨國聯合申遺提供支撐
沿着聚落考古的思路，“從廣州出發——‘南海I号’與海上絲綢之路”展覽首次将古代貨物産地、集散地，以及越洋貿易路線串聯起來，而這一清晰、完整的“物流軌迹”，正是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組成部分。是以，相關成果不僅能夠加深人們對“南海I号”沉船的認知，還充分闡釋了唐宋以來廣東在海絲貿易中的曆史地位和作用，為海絲跨國聯合申遺提供重要支撐。
作為從灣區走向世界的海絲符号，南海諸窯生産的“廣東罐”盛載着中國美酒漂洋過海，飄香世界。菲律賓武端遺址、新加坡福康甯遺址，印度、日本等國家，乃至非洲的肯亞，後來都有出土。
灣區的海絲故事，自然還要由粵港澳三地共同講述。李竈新介紹，該院聯合大灣區15家文博機關和高校共同策劃舉辦了此次展覽，彙集421件（套）珍貴文物，香港特别行政區政府發展局、澳門特别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等，也在指導機關之列。
潘潔對南都記者回憶，在策展過程中，他們得到了多家機關的大力支援。“香港文物探知館，從他們在香港九龍聖山遺址發掘的大量宋元時期文物标本中精選展品，此次運來的文物，均為首次向内地觀衆展出；香港中文大學幫我們聯系到了海外幾艘著名沉船‘黑石号’‘印坦沉船’的發掘親曆者，提供了獨家資料……”展覽中還能看到多件香港大嶼山竹篙灣遺址、澳門聖保祿學院遺址出土的瓷器，它們産自内地，是中國瓷器從大灣區走向世界的實物見證。
“‘南海I号’部分瓷器産自廣東”的研究成果，隻是一個開始。活躍在“南海I号”考古一線的肖達順表示：“前景廣闊，而任重道遠。我們雖然帶着‘課題意識’工作，但并不是先入為主地解決個别或局部問題。目前，我們正在對‘南海I号’開展全面的考古整理工作，建設相關資料庫。”
肖達順介紹，“南海I号”的考古工作者，在聚落考古理念，以及其他考古地層學、類型學等考古學基本方法的指導下，對船艙裡的貨物進行了不厭其煩的元素化資料化采集，将每一件文物本體的全部考古發掘資訊、空間和層位資訊、基本形态、制作裝飾、測量資料等，采集到同一個資料庫中，再用考古學基本方法，對這些資料進行整理，圍繞學者們關注的課題展開統計分析，與學術界和社會公衆共同探讨“南海I号”的待解之謎。
對瓷器産地進行“基因級别”對應
“從廣州出發”展覽将“出海”
“南海I号”考古成果豐碩，但還有大量工作需要跟進。肖達順舉例說，比如沉船中發掘出十多萬件（套）瓷器，有産自廣東窯口的，還有龍泉青瓷、景德鎮青白瓷、德化白瓷等，此外還有很多陶瓷的産地不明确，有待進一步分類、研究；除了陶瓷類船貨，還有金、銀、銅、鐵等金屬器，動植物遺存和微生物、DNA等“俯拾皆是”的跨學科、跨行業聯合研究課題，等待學者破解，共同描繪出一幅南宋王朝與海外互動的曆史全景圖。
李岩認為，“從廣州出發”展覽展現的研究方法，為未來同類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鑒的模式。“通過綜合考慮産地與集散地，并且充分利用科技考古手段，對沉船的瓷器産地進行‘基因級别’的對應，這種模式如果能在‘南海I号’或其他沉船的考古中推廣開來，我們可以想象，有多少曆史細節會展現在眼前！”
這個過程也許漫長，但随着“南海I号”考古發掘工作的持續推進，如果我們能知道更多船貨從哪裡來、在何處集散、最後銷往何方，幾乎就能深入到海上網絡貿易系統的“毛細血管層級”。未來的中國人，将有望撥雲散霧，更真切地“看到”800多年前，宋代人的日常生活和貿易圖景。
至于李岩個人比較感興趣的課題，他也向南都記者略舉一例，“比如關于‘南海I号’的墨書，也就是瓷器上面寫的一些字，我們認為是當時的商人做的标記。這對複原他們販賣瓷器的規模、數量以及窯口方面的喜好等，是很有用的資訊。”
臨近采訪尾聲，南都記者得知了一個好消息：今年，“從廣州出發——‘南海I号’與海上絲綢之路”展覽将會擴充更新，“出海”辦展。策展團隊說，他們将繼續深耕海絲文化遺産價值研究，講好新時代海絲故事。
統籌：南都記者 向雪妮 餘毅菁
采寫：南都記者 侯婧婧 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