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是立在故鄉的一座巨大的房子，有着無數扇門窗，我們在必然的漂泊途中有時想回去看看，卻并不一定能夠即刻找到為自己敞開的那個入口。想要真正走進唐詩内部，我們還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進入途徑，這樣才不會讓這些偉大的詩句以及它們所承載的情與思在眼前忽然閃現，又瞬間消失，自己終無所得。在《再見那閃耀的群星：唐詩二十家》中，作者景凱旋用極為廣闊的視野和思考路徑“在唐詩中尋繹觀念與價值的東西，比如中國人的天人之際、自我意識、時間觀念和感受方式，或者詩人的心路曆程、審美情趣、人格品質和藝術技巧”，為讀者展示着許多扇門的打開方式及其内部景觀。
從唐詩中探掘出的觀念與價值，是書中最引人深思的部分。比如寫到杜甫時，作者特别強調杜甫“強烈的個體意識”。“個體意識”是漫長曆史發展中思維模式的一種轉變，“思維中的公共自我向私人自我轉變，促成了詩歌感覺的個人化和詩歌題材的多樣化。”就此而言，我們從杜甫詩歌中感受到的杜甫其人的鮮活、複雜的性格，獨屬于他自己的微小生命經驗，正是杜甫個體意識的彰顯，乃至張揚。這讓杜甫成為杜甫，也在某種程度上讓杜甫成為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近期，學者景凱旋出版了唐詩随筆集《再見那閃耀的群星》，我們也借此契機，對他進行了一次專訪。本次采訪中，作者的一些回答也顯示出把握觀念的重要性。“自然”是中國文化中極為重要的概念，山水詩幾乎人人會背誦，但詩中的山水并不僅僅是山水，就像作者所說：
“中國古代詩人沉思‘自然’，就是用自然主義的方式來解決人生的終極問題。在中國農耕文化中，這種代表本真存在的‘自然’是通過山水呈現出來的……我們自古就有山水畫、山水詩，其背後是包含着對世界的體認和對生命意義的認知的，古人認為萬物有靈，今天說萬物互聯。陶淵明、孟浩然、王維、韋應物都是在山水中尋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如果我們隻是從他們描寫山水的技巧來讀這些詩，而沒有意識到背後的存在觀念，那就膚淺了，就好像你看到的隻是自然風景，詩人看到的卻是存在的本質。”
對觀念與價值的探究，又不乏對古詩的審美體驗，讓《再見那閃耀的群星》成為思與美的美妙結合。
景凱旋，古代文學博士，南京大學海外教育學院教授，美國伊利諾依大學通路學者，曾在日本、土耳其等國大學任教。主要研究方向為唐宋文學，著有《唐代文學考論》《在經驗與超驗之間》等。
“從古人的詩歌中，
尋求直覺與整體的世界”
新京報：寫這部唐詩随筆集的緣起是什麼？為什麼會起意遊曆唐朝詩人及其詩歌的世界？
景凱旋：這念頭動了幾年了，對于中歐文學的研究使我得以從新的視野看待中國古詩。我從小就喜歡古代詩歌，大學畢業後考入南京大學，親炙名師，專業就是唐宋文學，後來留在大學任教也一直講授古代文學，撰寫這方面的學術論文。對我而言，文學不僅是一個職業，更是一個安身立命之所。當一場百年大疫情向人類襲來時，我意識到每個人的命運都将發生改變。疫情期間，我一直在思考人的命運以及人對命運的抵抗，思考現代人的情感和語言的退化，這一切更促使我帶着溫情重溫我們的古典傳統，向過去那些偉大的心靈緻敬。每個人都會老去，但詩歌是不會老去的。
新京報：在這次應該是漫長而又豐富的精神遊曆與對話中，你個人大緻有怎樣的感觸？
景凱旋：這本書的書名其實出自《神曲》第一部的結句，但丁在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的引導下，從黑暗中走出，再看見那燦爛的群星。我覺得，群星也是詩歌的象征。這本書首先是為我自己寫的，是我個人的一次審美曆程。我在與唐詩的對話中，寄托了我個人對這個變化中的世界的感受，從古人的詩歌中，我試圖尋求直覺與整體的世界，尋求自覺與超越的境界。如果說這本書有一個貫穿的主線，那就是人的命運與德行。
《再見那閃耀的群星》，作者：景凱旋，版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1年11月。
新京報：在這部随筆集的前言中，你說“試圖在唐詩中尋繹觀念與價值的東西，比如中國人的天人之際、自我意識、時間觀念和感覺方式”。你之前的著作《在經驗與超驗之間》是以昆德拉、哈維爾等人的文學作品為基礎，對東歐觀念進行的研究；《被貶低的思想》的主旨則是對“什麼是自由”的追尋。為什麼如此注重對文學中觀念與價值的研究？
景凱旋：我一直對世界文學感興趣，從小讀了不少的外國文學作品。從上世紀80年代起，我對譯介東歐文學産生了興趣，那裡的作家都是思想型、知識型的，他們試圖在文學作品中解釋自己所面對的時代問題，我因而也借此閱讀了大量西方的哲學，了解了西方的思想史、觀念史，我覺得，文學與哲學都是在解釋人的存在，解釋生命的意義，最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是包含哲理的，從但丁到莎士比亞、歌德、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從屈原到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轼、曹雪芹，無不是如此，觀念決定了一部作品的價值序位，而不是叙事技巧或修辭功夫。
新京報：那你如何看待文學、尤其是詩歌與思想觀念之間的關系？
景凱旋：文學作品從來都是詩人、作家的自我心靈所創造的世界，觀念是心靈的結構，好的文學作品背後都是有觀念支撐的，或者說表現了文學家對世界的整體看法，同時反映了時代的觀念。至于當下的古代文學評論，多是修辭鑒賞，或是從背景尋覓主旨，這當然也很重要，但往往會滑向社會作用或藝術技巧，如評說所有好詩都是“情景交融”，缺少會心之言。我嘗試從文學切換到哲學，再從哲學反觀文學，是希望能從時代的背景中真正進入到詩人的心靈世界。當然，這本書仍然是以文學為本位，堅持詩歌的自律性，同時從詩歌帶出哲學、美學和倫理學問題。
杜甫從不逃避生活的本真狀态
新京報：書中對中西詩歌有一些比較研究，比如李白和歌德、陶淵明和米沃什的詩。後記中也提到西方詩與中國詩的不同特色，說“西方詩尋求無限，立意在崇高；中國詩思慮有限，指歸在優美”。如何了解此處所說的“無限”和“有限”？中西詩歌的這種差別，大緻有怎樣的文化上的原因？
景凱旋：所謂無限與有限，崇高與優美，是就總體和主流來說的，書中隻是概言之。凡是概括，都是不全面的，而凡事要講全面，就沒有任何觀點了，這是理性思維的局限。正如現代哲學家齊奧朗所說：“山給你的感覺并不是無限，而是宏偉——我們覺得無限的乃是大海和不幸。”比如，杜甫的詩就有崇高一面，但對杜甫的崇敬，是曆代詩言志教育的結果，普通人還是更喜歡優美的詩，而不是寫不幸的詩。謝靈運曾在溫州生活過，那裡靠近大海，但他卻是第一個山水詩人，更不用說生活在中原的王維、孟浩然了。而西方從荷馬開始，到近現代詩歌，大海的意象常常是詩中的重要元素，這是海洋文明與大陸文明的差別。西方文化是神—人關系，是神本位，人永遠不能抵達終極之物，這種無限的觀念在美感上造成的是崇高；中國文化是天—人關系，是人本位，由于天沒有位格，天與人可以合一，因而隻在此世着力即可，這種有限的觀念在美感上造成的是優美。
新京報：前言中對中國詩歌史有個概括，說，詩歌史的發展是從整體意識趨向個體意識，從純粹的感性思維趨向理性思維的曆史過程。這樣一個過程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産生的？
景凱旋：我覺得從整體意識趨向個體意識，也是世界文明史的發展過程，即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理性化過程。這一過程當然是受到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影響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遠古的人為了生存而從事相同的勞動，感到受不可知的共同命運支配，因而他們對世界的感覺是一種群體意識，然後勞動有了分工，人想要從自己的勞動中找到生命意義，深感個人命運與衆不同，有不同的解釋，于是産生了個體意識和世界觀，進而産生了不同的詩歌主題和風格。
紀錄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劇照。
新京報：說到“個體意識”，書中寫到陳子昂、杜甫等人時特别強調了他們“強烈的個體意識”，尤其是杜甫，強烈的個體意識是造就杜甫之偉大的重要原因。在當時的語境下，杜甫為什麼會發展出比同時代詩人更強烈的個體意識？“個體意識”是如何展現在杜甫的詩歌寫作中的？
景凱旋：杜甫在生前并不是很有名，隻是到了中唐，韓愈、元稹等人開始極力宣揚他，元稹還是從“文備衆體”的角度看杜甫，韓愈則是從複興儒學的立場贊賞他。杜甫的确是古代士人心目中孔子精神的繼承者，他的精神來自孔子，又有時代的個體意識，于是形成了他獨特的人格品質，中國大多數詩人是通過忘我的狀态去感受美，所謂“吾将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杜甫則是從靈魂去感受美，這樣的詩人并不多。
新京報：如今杜甫幾乎已被公認為中國最偉大的詩人。雖然如前文提到的，西方詩“立意在崇高”，你也把“崇高”這個詞用在了杜甫身上。你個人認為，杜甫“最偉大”的原因是什麼？
景凱旋：杜甫有一種博大的犧牲之愛，盡管他沒有多少超越世界的觀念，而是處處寫自己的不幸，但他卻能把個人的不幸升華到前所未有的博愛的高度。中國士人的反抗現實自來有一種狂狷精神，如果說李白是狂，王維是狷，杜甫則是超越了狂狷，有如孔子，雖然也能欣賞李白、王維的這種人生選擇，但心裡卻明白自己做不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他從不逃避生活的本真狀态，而是直面慘淡的人生。這或許就是一種偉大的使命感使然吧。
李白詩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新京報：李白篇中，主要寫到他的“自由精神”，以及他面對人之必死性這一終極問題時的困境，最終李白隻能靠及時行樂——呼兒将出換美酒——來暫時消解。你如何定位李白的“自由”或者說他“自由的生命樣式”？
景凱旋：李白的“自由”屬于老莊式的“逍遙”，屬于一種不受外物羁絆，獲得精神解脫的方式，他自己也是一個道教徒，他以這種形象行走在人間，令碌碌的世人驚豔。但道教是沒有彼岸世界的，李白顯然知道《古詩十九首》中的“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于是采取“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的态度，這也是中國古代許多士人的人生樣式，李白的偉大在于他創造了無數讴歌自由的詩歌，“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這不就是海德格爾所說的“澄明之境”嗎？李白詩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用自己的藝術創造實作了自己的人生意義。
話劇《李白》劇照。
新京報：這些詩人如何解決終極關懷問題是本書最核心的探究之一。你說，“在通過詩歌解決生命的終極關懷方面，李白是上一個時代的結束，杜甫是下一個時代的開始。”具體如何了解？
景凱旋：這一點我在書中已經談及了，自漢末以來，生命短暫就是一個不變的詩歌主題，從三曹到阮籍、陶淵明，從初唐的劉希夷、盧照鄰、張若虛到李白，仍然一直在重複這個主題，但與此同時，佛教的來世觀念也傳進中土，漸漸獲得士人和大衆的認可，佛教在唐代成為中國化的普及宗教，它安慰了人們對永生的渴望，是以從杜甫開始，生命短暫不再是一個詩歌主題，中晚唐的詩人，雖然偶爾也有生命感慨，但由于不同程度接受了佛教思想，已經不再對此感到焦慮，而是轉向對俗世與曆史的關懷，這也是中晚唐懷古詩盛行的原因。如果比較一下李白與劉禹錫、杜牧的懷古詩，我們就能看到二者的差別。
《在經驗與超驗之間》，作者: 景凱旋，版本: 東方出版社 2018年12月。
古代士人在儒道之間不斷擺動
新京報：書中說，從盛唐轉入中唐，詩歌也從“詩人之詩”轉為“士大夫之詩”。如何了解“士大夫之詩”？這一轉變的原因是什麼？
景凱旋：中唐是被近代史學家視為唐宋之變的時期，其中一個主要的嬗變就是從貴族社會轉向官僚社會，形成一個更加科層化的管理制度。這與士大夫的身份結構改變有關，隋朝開始實行科舉制，唐朝建立後繼續這一選官政策，其目的是為了擴大統治基礎，抑制士族靠門蔭世襲，讓平民子弟也能進入仕途。高宗朝進士科考試采用詩賦，至德宗朝進士科達于極盛，進士科尤重鄉貢，故起于民間的士人越來越多地登上政治舞台，由這些士人構成的官僚集團，更具有參與國家治理的自覺。
他們中的傑出人才，往往都有民為貴的責任意識，即柳宗元所說的“利安元元（百姓）”，他們的主要事業在管理，這使得他們注重詩歌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在作品中表現出對真實世界的強烈關懷，像李白那樣的詩人是很難出現了，同時他們又輕視門閥士族的禮教，在情感上更重視俗世生活，表現出打破階層隔閡的一面，這就是士大夫之詩的主要特征。
新京報：在以唐詩為代表的中國古典詩歌中，“自然”具有無比重要的位置，書中對這一點也有很多論述。你如何看待“自然”在中國古詩中的作用？
景凱旋：中文“自然”的本義即自在，在老莊思想中，萬物的本原是道，亦即自然，同時這個詞又指一切非人工的事物，是以處在自然中就是處在本原中，對自然的追求就是對本真生活的追求，能讓人擺脫人世煩擾，是其所是。我覺得，老莊的“自然”概念是中國文化的精粹，它類同海德格爾的“世界”概念，沒有意義地活着就是沒有“世界”地活着。“世界”與“自然”都是一種整體性的感覺，隻有詩與思才能使它們在我們面前打開。
中國古代詩人沉思“自然”，就是用自然主義的方式來解決人生的終極問題。在中國農耕文化中，這種代表本真存在的“自然”是通過山水呈現出來的，孔子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就是将山水之美與倫理、智識聯系起來，是以我們自古就有山水畫、山水詩，其背後是包含着對世界的體認和對生命意義的認知的，古人認為萬物有靈，今天說萬物互聯。陶淵明、孟浩然、王維、韋應物都是在山水中尋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如果我們隻是從他們描寫山水的技巧來讀這些詩，而沒有意識到背後的存在觀念，那就膚淺了，就好像你看到的隻是自然風景，詩人看到的卻是存在的本質。
《被貶低的思想》，作者: 景凱旋，版本: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2年10月。
新京報：書中提到的不少詩人都有對隐居生活的向往，這也是中國士人的一個傳統。對這些詩人來說，隐逸和用世之間是怎樣的關系？
景凱旋：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遁世與用世乍一看是沖突的，但在中國古代士人身上卻能相融無間，中國文化缺乏強烈的宗教情感，很早就理性化了，但人的一生，不如意事常八九，總得有某種精神上的慰藉，這就是在儒道之間不斷擺動。孟子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奠定了士人出處進退的原則，李澤厚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儒道互補”，更早的錢穆也說過儒家是人生積極的促動，詩歌是人生消極的慰藉。能用世時則積極進取，不能用世時則抽身而去，至少不同流合污。這展現了中國文化的一種理性精神。
當然，在今人看來，這樣做缺少一種普羅米修斯精神，但這也是西方在人是目的的現代觀念出現以後才有的精神。唐代士人甚至也達不到明末清初三大儒的思想境界，觀念總是在曆史中展開和發展的，這不是他們的局限，而是曆史的局限。
文學說到底就是超越此在的“目前化”，
詩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新京報：進入晚唐，書中寫到杜牧對頹廢美的迷戀。這種審美傾向與晚唐的時代氛圍有怎樣的關聯？
景凱旋：十九世紀法國文學理論家丹納提出藝術三要素：種族、環境和時代，我覺得今天仍有參考價值，蕭梁時期劉勰《文心雕龍》也有“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的說法，一直被中國文學批評家們奉為圭臬。杜牧的詩風與他的出身有關，但更與時代有關。他是唐代詩人中最有政治見識的一個，但在晚唐的政治衰退中，他一生都沒能實作其抱負，建立功業，而詩人的敏感讓他時時呼吸到一種大廈将傾的時代氛圍，他當然不會知道他正處于後人所說的晚唐，但他卻知道開元盛世一去不返，無可用世，而當一個王朝沒落之際，世家子弟是有文化本錢玩頹廢美的，不像其他平民出身的士人那樣凄凄惶惶，杜牧用頹廢來抵禦内心的無奈，這背後包含着對王朝循環的深刻認知，但最終就像他自己說的，他這個盤中之丸終究跳不出那個大勢的盤。
新京報：寫到李商隐時，書中有個很有啟發性的對比，把李商隐和卡夫卡進行比較。兩人的共同之處有哪些？
景凱旋：李商隐、杜牧在後世被稱為小李杜，可見他們的詩歌地位是很高的。後人認為李商隐繼承了杜甫，主要是指他的政治詩，尤其是他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韻》，筆力沉雄，堪與杜甫《北征》媲美，我寫李商隐，沒有論及他的政治詩，而是着重想從他的愛情詩深入其内心生活。将他與卡夫卡相比，并不是指他們創作上的風格相同，而是指他們在男女情感上的态度有相似處，都害怕愛情的結果，進而造成他們的作品難以确解。
卡夫卡一生與兩個女性有過婚約，還有兩個情人，但最終都沒有結果，捷克作家克裡瑪就曾根據他解除婚約的談判來解釋《審判》。李商隐雖然結過婚，夫妻情深，但他一直好對其他女性懷有感情，這使得他創作出《無題》詩，并且采用一種迷離蒙眬的筆法，讓後人難以把握其主旨。這兩個毫不相幹的文學家都能将個人狹窄的生活經曆上升為一種形上的存在處境，正是他們的深刻之處。
新京報：本書附錄中寫到女性詩歌，論及李冶、薛濤、魚玄機等女性詩人。相比于占據主流的男性詩人，她們的詩歌有哪些特别值得注意和稱道的特質？
景凱旋：附錄中寫到女詩人，主要想為唐代女性詩人說幾句公道話，這些唐代女性寫的詩，成就不亞于那些二流的男詩人，既然文學史能列入姚合等人，為什麼就不能将她們列入文學史呢？雖然唐代女詩人未能跳出男性中心的架構，詩歌也不是她們的事業，但她們的詩畢竟有女性的視角，有平等的訴求，尤其是李冶的《八至》詩，以一種悖論的方式，寫出了婚姻的某種普遍性。她顯然是在日常生活中目睹了許多士人的放浪，以及男權時代婚姻的虛假，這是那些男性詩人不可能寫出來的，是以，我認為唐代女性詩不僅有社會史上的意義，也有文學史上的價值。
新京報：現今有很多關于唐詩宋詞的論著，一些平台上的唐詩解讀視訊點選量也非常高，你如何看待當今大衆對唐詩的喜愛？
景凱旋：今天的年輕人喜歡唐詩宋詞，我覺得是好事，文學是人的心靈的展現，現代人的物質生活有了巨大的變化，但同時人們卻反而感到心靈空虛，成為空心化的人，詩歌能讓人們思考另一種生活态度的可能性，從焦慮中解脫出來，有一段時期，韋應物的詩句“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風塵”，在網上引起熱烈的接龍，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實際上，韋應物的另一首詩“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更加有名，就連蘇東坡都十分推崇，依韻作了一首。大衆對唐詩的喜愛說明，現代人還是想要掙脫僅僅是活着的生存狀态，超越海德格爾所說的“目前化”。文學說到底就是超越此在的“目前化”，詩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唐代文學考論》，作者: 景凱旋，版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2年6月。
新京報：盡管由于教育原因我們很早就接觸唐詩，但想要真正進入唐詩的世界依然是困難的。有沒有一些必要的知識或方法，可以讓人們更好地了解唐詩和唐朝詩人們的精神世界？
景凱旋：這方面我沒有特别的方法，因人而異吧。詩歌是詩人整體直覺的産物，是以詩歌的閱讀也應當是整體直覺的感受，這也符合格式塔心理學的原理，整體不是部分的總和。我童年時讀過宋之問的“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最初沒有什麼特别的感覺，1968年父母被關進牛棚，将我和哥哥送回山西老家，一年後回四川探望父母，我毫不知道他們的現狀，在長途汽車上看到面熟的人，也不敢上前詢問，生怕聽到什麼壞消息，這個時候我一下子就懂了這句詩。
古今人的情感是沒有根本變化的，這也是詩能流傳後世的原因。是以，我個人的讀詩經驗是，初學者不需要将詩歌的時代背景搞得很清楚，尤其是國小生讀詩，不要一字一字解釋，詳細分析，生怕孩子不懂，我們往往忽略了孩子的心靈比成人更加敏感，仍保持着對世界的原始感覺，還沒有完全理性化。我們今天教詩，将詩拆成碎片，孩子接受到的也是碎片，既沒有樂趣，也沒有感受。前人教人學詩，隻強調記誦，不做詳解，是有道理的，當孩子成人時，他自然會從個人經曆中去了解詩，就像杜甫了解宋玉的《九辯》一樣，有自己的感受在内。俞陛雲先生教小孫女讀詩，寫了一本《詩境淺說》，寥寥數語的點評，是真懂詩，也是真懂教詩。至于成人讀詩，在“感受”了某首詩的美之後，可以去讀有關這首詩的背景知識，了解詩人的生平。但同時也要記住，讀前人詩有一個抽象化過程，傑出的詩人在寫自己，也是在寫我們。總之，自始至終，都要用心靈去讀詩，以心會心，方有收益。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張進
編輯 | 走走 申婵
校對 |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