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圖）
周雲蓬，歌手，詩人，作家。1970年出生于遼甯沈陽，幼年患眼疾，九歲時失明。曾發行專輯《沉默如謎的呼吸》《中國孩子》《瓦爾登湖》等。出版有詩文集《春天責備》，雜文集《綠皮火車》等。2011年，憑借詩歌《不會說話的愛情》獲得人民文學獎“年度詩歌獎”；2022年參加綜藝節目《我們民謠2022》并獲得總冠軍。
2023年1月，周雲蓬從雲南大理搬回北京。這項決定蓄謀已久。最近幾年，經紀人大泳時常感覺到周雲蓬每次巡演結束後“老不想回去”，樂隊貝斯手小木則與他完全相反——哪怕演出與演出的間隙隻有兩天也要趕回去，常被周雲蓬笑說太戀家。
“流動是一種本能，和候鳥遷徙一樣。人在一個地方呆久了需要到另一個地方去。”周雲蓬和媽媽一起在大理住了10年，房子買在山上，不常有機會去熱鬧的古鎮。1月初，音樂人柳爽到大理演出，周雲蓬在古鎮請他吃飯。兩人相識于綜藝節目《我們民謠2022》，在周雲蓬的記憶裡，那是第一次“這麼多民謠人聚在一起”。席間兩人聊起北京，柳爽勸他搬回去，并主動提出幫他找房子。
《沉默如謎的呼吸》
從起心動念到再度跨城搬家，前後不過一個月。回到北京，周雲蓬與錄節目時認識的幾個新朋友住在同一個小區，大家偶爾聚會，除了早晚必要的遛狗散步，其餘大部分時間他都待在家裡，閱讀、練琴，為接下來的全國巡演做準備。吃喝靠外賣，鄰裡間極少打照面，房東住在國外——簽約也是線上完成，他滿足于這般便利甚至有些冷漠的生活。“他喜歡上海、北京這種大城市。足不出戶就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照料得很好。不像在大理，因為住在山上，有時連點外賣都要等上個把小時，配送費比餐費還高。”大泳說。
今天的北京與十多年前周雲蓬離開時的北京截然迥異。那時他經濟尚不寬裕，租住在自建房裡，房東就住隔壁，動辄走進家中打探隐私，“你又不能跟他鬧别扭。”他時常想起小時候在農村的生活，但凡家中來了一個陌生人全村人都知道。“這不冷漠，但是多痛苦，毫無隐私。我們都以為地獄是刀山火海，但在薩特創作的戲劇《禁閉》中，三位主角相處，互相仇恨和詛咒，誰也離不開誰。他人才是地獄。”3月中旬的一個下午，窗外泛起黃沙，周雲蓬坐在北京家中，照舊戴着一副黑墨鏡，聊起他過往幾十年的遷徙經曆，語氣平淡。
《中國孩子》
他是坐着綠皮火車開始流浪的。小時候他住在沈陽鐵西區，轟隆的綠皮火車呼嘯而過，從故鄉沈陽出發，行至天津、北京、大理、銀川、格爾木、香港、紐約、舊金山……大半生命處于流動之中，不曾有異鄉人的困惑。再回故鄉演出，他發現那裡大變樣，畫廊、博物館拔地而起，許多工廠被改建為Live House，小時住的鐵西區則頗有利物浦的感覺。爸爸去世後，他極少回沈陽，除非演出。“落葉歸根是不自然的。風刮下來葉子飄到哪去哪，這是順其自然。人也一樣。為什麼總在故鄉生活呢，可能是一種怯懦。好男兒志在四方，好女兒也是，人應該四海為家。”他說。
《瓦爾登湖》
動物本能
周雲蓬第一次去北京是1986年。那年他16歲，瞞着父母一個人跑到天津，輾轉至北京，“印象中是個特别熱的夏天，走兩步就得買個冰棍兒。”那是他第一次獨自出門旅行，他發現“什麼路都能走得到，不行就向人打聽”。這給了失明的他十足的信心。
幼年得了眼病，9歲徹底失明，停留在他視覺裡最後的畫面是“動物園的大象用鼻子吹口琴”，後來接受采訪，他說那大抵是他彈琴寫歌的最初動因。
父親憂心他的生活，早早安排他去盲人學校學按摩，覺得受人尊敬，但他認為這種工作沒有美感，并非他想要的生活。後來他考上長春大學特教學院中文系，大學畢業後被配置設定到一家色拉油廠工作，不用上班，占一個殘障人士用工名額，每個月領150元工資。父親對此感到滿意，“我們給你攢錢，将來娶個媳婦。”他聽罷更生氣了，覺得自己在苟活。
2012年5月26日，浙江台州，周雲蓬與小河演唱民謠（視覺中國/圖）
他對自己的命運有另一重想象。25歲那年，他背起父母送的吉他再次隻身來到北京，這次他留了下來，以賣唱為生。唱了一天，掙了二十多塊，算下來一個月600塊。“在1995年已經不少了。”那時他意識到靠音樂可以養活自己。這并非出自創作者的自信，其實是别無選擇。“無論從生存還是興趣（的角度），音樂都是最适合我的飯碗。上天賞了你這碗飯，那你就好好吃。”這段經曆被他寫進《盲人影院》，收錄進他第一張專輯《沉默如謎的呼吸》（2004）：
有一個孩子 九歲時失明/常年生活在盲人影院/從早到晚聽着那些電影/聽不懂的地方靠想象來補充/他想象自己學會了彈琴/學會了唱歌 還能寫詩/背着吉他走遍了四方/在街頭賣藝 在酒吧彈唱......
賣唱之初，他在圓明園畫家村租了房子，和朋友一起辦詩歌民刊《低岸》，也寫詩，與一群藝術家混在一起，主要是吃飯，喝多了就談談藝術，但生存才是最迫切的問題。北京像口“大鍋”，蒸煮着這群外地來的藝術愛好者，“煮得久了，就想跳出去涼快涼快。”周雲蓬努力賺錢，靠吃鹽水煮面條度日，攢下的錢都用來旅遊，去了上海、蘇州、杭州、西藏等地，到處漂了一陣，又回到北京。“生活在别處，人總覺得換一個地方會好，有時候可能是錯覺，換一個地方換湯不換藥，你還是你。可是你沒别的方法。”他說，“我覺得那是一種動物遷徙的本能。”
有幾年他對寫歌唱歌這件事心猿意馬，隻當作賺錢手段，與後來常常待在被視為中國新民謠聚落的“河酒吧”那撥人交集不深，“那時我音樂作品也少，跟大家還是有點隔膜。他們的作品很音樂化，而那時候的我還不知道自己必須要當個歌手，沒有全身心放在音樂上，還想着是不是将來去寫作。”
世紀初，野孩子樂隊在三裡屯南街開了一間“河酒吧”，他們與小河、萬曉利等人在這裡玩即興音樂、演出，周雲蓬常作為聽衆出沒河酒吧，那時他唱的多是别人的歌曲，可在河酒吧，他聽到朋友們整晚可以隻唱自己的歌，“好像找到了自己”——他後來做客一檔電台節目時說。
樂評人郭小寒寫，“在這些人身上，你可以看到當代民謠不是工業化的産物，而是自然生長出來的——異鄉人被音樂感召，來北京圓夢，從酒吧翻唱開始逐漸有了‘唱自己的歌’的意識。他們在城市角落輾轉流離，試圖找到一個出口，然後河酒吧出現，讓異鄉人們有了精神的歸宿和狂歡的地方。”
周雲蓬将那種狀态概括為“烏托邦的音樂共産主義”，“無法折合成人民币交房租”。“那時窮，交不上房租，酒也喝不起”，經濟上的困窘令他接連好幾年焦慮不安。後來回憶，全是“日夜不息的，如地下河般的焦慮”，直到2007年出了第二張專輯《中國孩子》，開始巡演，他才覺得自己大緻擺脫了這種狀态。
2003年非典那年，河酒吧關了門，周雲蓬記得身邊許多音樂人去了西部，但基本也是轉一圈就回到北京，跟大家吹吹牛。“因為從做音樂來講，你的‘市場’還是在北京。”随後幾年，“京城推出幾項政策，限制外地人買房買車，房價上漲，瘋狂堵車。”他在随筆集《綠皮火車》（2012）裡寫道。以此為節點，一幫音樂人四散各地，有的搬去上海，有的移居大理。2010年，周雲蓬離開北京，先去了紹興，而後是大理。
“我不能總是得到我想要的”
可紹興與大理并未形成與河酒吧時期相似的氣候。
“河酒吧的氛圍與當事人的生命狀态有關，你的生命一直在進行，那些東西是不可重複的。”音樂人小河說。不同于民謠朋友們的遷徙，他自認對環境要求不高，過去二十多年一直住在北京。
小河與周雲蓬相識于1996年，當時小河在長沙一間酒吧做駐唱歌手，周雲蓬常光顧，兩人很快熟稔。也是在長沙，2022年秋天，兩人和一衆民謠朋友聚在一起錄《我們民謠2022》。“錄節目時老周挺放松的，那段時間他戒了酒，氣色和唱歌的氣息都很穩。”後來小河早早被淘汰，先回了北京。
周雲蓬搬回北京後，許多朋友誇他狀态好。他覺得不能太當真，“好狀态還是靠多寫作品呈現。”他最近歌寫得少。日記倒是常寫，無論到哪總随身攜帶筆記本電腦。當被問起沒靈感時是否焦慮，他很快否認，“寫不出歌來不叫焦慮，做音樂本身就挺快樂。真正的焦慮還是肉體的痛苦，或者沒錢。”
2016年，周雲蓬生了一場大病，多發性腦血栓，在醫院住了大半個月。病房内整天是歎氣呻吟聲，他躺在病床上頻頻思索，“人還是要認命，還想喝大酒嗎？”病愈，他戒了一段時間煙酒，并順利領養了導盲犬熊熊。後來回到大理，因為要遛狗，他過上了早晚散步、規律作息的日子。這種日常被照搬到北京，住的小區旁有條步道，他每日都要牽着熊熊散步半小時。
沒演出的話，他一天多數時候待在家裡，“有時（他）一個人讀書讀得累了就喝點酒，他口量大，一杯威士忌兩口就喝完了。”大泳說。現在，他腦中繃着一根警惕酒精的弦，演出或者錄節目期間不喝。甚至還建了個戒酒群，餘秀華、馬條等人都在其中，不過大家經常聊着聊着戒酒又變成勸酒。
2022年有一天，小河接到一通來自周雲蓬的道歉電話，周雲蓬在電話裡坦白，“我昨天喝多了，在别人面前說了你壞話。”說到這，小河笑了，“他很真，不會為了讓你高興說一些奉承話。”
2022年，周雲蓬釋出了自己的第六張專輯《瓦爾登湖》。音樂部落客耳帝評價其中收錄的同名曲道，“人一生應該追求什麼，周雲蓬借梭羅的表達，寫了一首安撫甯靜又帶哲思自問的生命探尋。這既是周雲蓬經曆生命苦難與無常的思考，通過哲學經典來纾解自我困境并直面生命的本質，同時也是梭羅的隐世情懷，通過一個盲人音樂家的視角來剝離世象紛擾而呈現。”
這些年周雲蓬專輯出得不算頻繁，每隔幾年才推出一張。自2004年釋出首張專輯《沉默如謎的呼吸》以來，小河一直是他專輯的制作人。“老周的歌隻聽彈唱的話風格變化其實不大，但從《中國孩子》到《瓦爾登湖》，他歌曲裡的意象、空間感和深度都越來越豐富。”小河說周雲蓬是他身邊的詩人。
2019年，周雲蓬49歲，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集《笨故事集》。集子裡的許多故事寫到衰老。采訪時我問起他對衰老的看法，他坦然地回答說生老病死都是人要接受的。“年老的智慧與從容不是青春能替代的，老了最可怕的可能是窮和疾病，死不可怕。”
與千禧年後那十年相比，過去十年，他生命裡劇烈的事變得稀薄。棱角不再，他發現自己更平靜了，“你知道什麼東西是無可奈何的，隻能接受。”他說，“我特别喜歡滾石的《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你不能總是得到你想要的》），生活沒那麼慣着你。”關于愛情，關于健康，關于朋友，更早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可以改變些什麼，現在呢，“就覺得I can’t always get what I want。”
2023年3月，周雲蓬穿着涼鞋，在北京倒春寒的傍晚遛狗（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圖）
創作是所有音樂人唯一的盼望和最大的噩夢——對話周雲蓬
在音樂裡至少要誠實
南方人物周刊：你曾說過“新民謠這批人就像個群落，任何時代都會有自己的藝術群落，一大撥人在地下漚了很多年，現在都冒出來了，在地上生長”。你覺得适宜你生長、創作的土壤是什麼？
周雲蓬：待在舒服的地方不見得對創作有利，有的土壤你可能待得不舒服，但就是能寫出歌。就像愛情，失戀對愛情是一種失敗，對于寫歌卻是養分，如果愛情圓滿，兩人結婚了，可能也就寫不出歌了。是以這個問題是沖突的。你問哪個土壤更适合創作，對我而言北京更容易激發創作靈感，它更多元，但北京的幸福指數不見得比大理高。幸福和創作是悖論。
南方人物周刊：新冠疫情三年許多事情都受阻了，對你個人生活的影響有哪些？
周雲蓬：疫情的時候演出隻有以往的五分之一，但我本身有一定積蓄，經濟上還好，不會太窘迫。我特别愛旅行，這幾年都沒出過國，在國内轉來轉去，很郁悶，但全世界都郁悶，有啥辦法呢？你也隻能作罷。那時候出門就要做核酸，後來有一天突然宣布坐飛機不用核酸了，有種天地煥然一新的感覺，現在回歸正常，反倒覺得不正常。再過50年講給後人聽，他們能相信有這事嗎？
南方人物周刊：之前接受通路，你說不喜歡有人在安全的地方鼓吹别人冒險。宏大不常有，具體的是長久的，不要藐視個人生活。也是疫情讓你有了這些思考嗎？
周雲蓬：我忘了之前看哪裡寫的文章讨論中國民謠為什麼缺乏抗議性，我覺得不能老讓做民謠的反映社會現實，那是媒體的責任。至于個人生活，我覺得最真實的不是宏大的叙述，而是個人生活的細節，比如說早上吃什麼。細節勝于一切，不要過那種空洞的生活，每天高談闊論國家大事、美國局勢，看新聞發牢騷。
我們的生活就是靠細節，而非空洞的價值和意義。沒有細節的作品就是空洞的抒情，也不能說它們不好，隻是不太好。馬飛寫的《阿媽妮馄饨店》就很有細節，那才是真正的民謠。
南方人物周刊：你曾在多個場合談到民謠的核心是釋放善意。
周雲蓬：比如《中國孩子》這首歌，它的批判很決絕。它不在于形式，這首歌其實也是出于善意。那麼多孩子在大火中被燒死，我可以想象到他們父母錐心的痛。但我們也沒有寫出更多像《中國孩子》這樣的歌了。這種歌不好寫，人不能總憤怒，生活通常是很正常的。
南方人物周刊：民謠沒有義務做社會批判？
周雲蓬：誰也沒有權力要求民謠應該做什麼，這些都是自主的。有時候大家對民謠音樂的道德綁架太多了，認為民謠應該批判和諷刺，可台灣民謠就很抒情和優美啊。馬克思有句話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一個音樂人不能總提供給你批判的武器。你不能把藝術作品當作一種工具，要求它一定要具有批判性。
民謠能傳達作者真實的生活和價值觀就可以了，它未必要很正義或高尚。比如馬飛的《我能Chua》，你說這歌高尚嗎？但也不能說它卑鄙。既不卑鄙也不高尚，處于中間狀态，普通人就是這麼生活的。誠實是民謠的第一位，它要反映普通人的生活，不要道德審判，也不要道德拔高。
南方人物周刊：誠實本身也不容易。
周雲蓬：當然不容易。我們口頭上總是講“說實話”、“說句真話”，潛台詞好像就是大家經常不說實話。誠實是很奢侈的事情，你不能苛求自己在生活中跟誰都說實話，但在音樂裡至少要誠實。
南方人物周刊：創作的作品中，你認為意義最重大，或者說最喜歡的一首是什麼？
周雲蓬：還是《中國孩子》，盡管不怎麼願意唱。《詩經》裡不也有“碩鼠碩鼠，無食我黍”這類批判嘛？它起碼讓大家記得克拉瑪依、沙蘭鎮這些地方發生過的事情。
2023年3月的一個下午，周雲蓬坐在位于北京東四環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等待采訪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圖）
沒有哪個日子曾經拯救了自己，也沒有哪個日子曾經毀了自己
南方人物周刊：過去十年，對你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周雲蓬：專輯也出了，出國也去過好多地方，這十年沒什麼戀愛、也沒有失戀，是以感覺沒什麼最重要的。可能人到中年就陷入了瓶頸期，一馬平川的，這十年發生的事情沒那麼精彩激烈，自己的心态也沒那麼激烈了。有一些不愉快，但沒有巨大的不愉快。不會覺得哪個日子曾經拯救了自己，或者哪個日子曾經毀了自己。
南方人物周刊：怎樣算巨大的不愉快？2016年的那場多發性腦血栓算嗎？
周雲蓬：算。身體的疾病真是讓人很絕望，它不像精神上的痛苦，有種審美的快感，苦悶、孤獨有時候也挺美的。但身體不舒服的時候是真難受，牙疼有什麼意義？隻能幹疼，它不能帶來高尚感或是救贖感。
南方人物周刊：做民謠以來，最難的一件事是什麼？
周雲蓬：創作是最艱難的，你着急也沒有用，有的時候要有分寸，需要放松。能寫出一首好歌就是最大的成績，要是寫出《米店》這樣的歌，保證銷量也能變好，生活也能變好。能寫出十首《米店》這樣的歌那就更了不得。創作是所有音樂人唯一的盼望和最大的噩夢。我們的出路就是創作。
南方人物周刊：寫出一首你滿意的歌時，當下自己就知道還不錯？比如說哪首？
周雲蓬：你會感覺到這個“孩子”将來會挺有出息或者這個“孩子”不太行。寫《瓦爾登湖》和《不會說話的愛情》時，自己也很興奮，有欲望去唱。和生養孩子一樣，你自然地想親近“他”，和“他”交流。每次演出唱完這些作品，反響也挺大，就更願意唱，好像在看着“他”成長。
南方人物周刊：還有寫出《不會說話的愛情》這種歌的盼望嗎？
周雲蓬：這種歌可遇不可求。首先你得再談那麼一次轟轟烈烈的戀愛，然後再失戀。這種歌的創作基于不幸福的生活，但不幸福的生活又不是你願意追求的。
（參考資料：周雲蓬随筆集《綠皮火車》《午夜起來聽寂靜》，周雲蓬詩歌集《行走的耳朵》。媒體報道《周雲蓬：一個盲人和他的民謠》《看見：專訪周雲蓬》《對談周雲蓬：當代中國還能找到什麼“詩意”嗎？》《周雲蓬在北京:故去的名人看着我看不到的世界》《周雲蓬：把握春天》。電台節目《音樂五四三｜專訪周雲蓬、小河、萬曉利》。）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王佳薇 南方人物周刊實習記者 劉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