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在速戰速決解決中國問題的幻想破滅以後，曾成立許多機構誘降中國軍政要員，比如誘降汪精衛的“梅工作”。日軍攻占廣州、武漢以後，耗在中國戰場的兵力達到100萬以上，軍費開支龐大，國力無法支撐。中國并沒有日軍想要的鐵礦石、橡膠、石油等資源。日軍急欲開辟東南亞戰場，向印度支哪擴張。是以日軍希望通過戰争以外的手段結束中國戰事，并開展了誘和蔣介石的“桐工作”。
宋子良及家人
1、中日雙方接觸
1939年底，日本參謀本部中佐鈴木卓爾被派往香港擔任機關長，實施這一計劃。他通過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聯系上當時在香港擔任西南運輸公司董事長的宋子良。宋子良身份特殊，是宋美齡和宋子文的胞弟，日本人以為可以通過這條線搭上蔣介石。宋子良以要得到宋子文同意為名拒絕了鈴木要求見面的請求，但幾天以後宋子良又主動要求見面。
這讓鈴木認為宋子良的行動得到了宋子文甚至是國民政府的許可。
12月27日夜，雙方第一次見面。根據日方電文記錄，在這次會面彙總，宋子良提出：“
如日本尊重中國名譽及主權，中國有和平準備。
”同時提問：“能否重新考慮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能否恢複七七事變之前的狀态？能否給蔣介石關于和平問題的個人親啟密信以確定日方之誠意？”
1940年1月22日，雙方進行第二次會談。宋子良稱蔣介石沒有與汪精衛合作的意圖，甚至正努力破壞其組織政府的計劃。并表示自己通過胞姐宋美齡能有經常與蔣介石見面的機會。後來雙方又進行了三次接觸，宋子良聲稱自己于2月10日回重慶向蔣介石報告此事。鑒于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進階參謀今井武夫到香港參與談判，重慶方面将會派出同等身份的代表攜蔣介石的委任狀參加談判，宋美齡也将秘密抵達香港，從側面協助。雙方同意在香港召開日華圓桌會議。随後今井武夫回東京向陸軍大臣煙俊六作了彙報。
今井武夫
2、香港會談
3月6日晚，中日雙方在香港東肥洋行舉行正式會談。日方出席代表為今井武夫大佐、臼井武夫大佐、鈴木卓爾中佐。中國方面出席代表有宋子良、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陳超霖、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章友三、侍從次長張漢年、聯絡員張治平等人。中國代表并沒有帶來蔣介石的委任狀，到第二天談判時才出示了一份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簽發的身份證明。而日方代表則出示了陸軍大臣煙俊六及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開的身份證明。
會談期間，日本提出覺書八條，其中重點包括：
中國承認“滿洲國”，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允許日本在華北和内蒙駐兵，與汪精衛合作等。
中方代表表示向蔣介石請示後另外提出八條“和平建議”，内容主要包括：
原則上同意考慮承認“滿洲國”，方式
另商
；防共乃國府一貫之政策；與汪精衛合作問題屬于中國内政，不能作為和平條件之一；日本從速撤走在華軍隊。
中方建議雙方互相在對方檔案上簽字，但遭到了日方的反對。
汪精衛
3月23日，汪精衛預定在南京成立僞政府的前三天，宋子良緊急約見了鈴木。表示蔣介石對日方覺書大緻無異議，但承認“滿洲國”遭到東北将領反對，正在說服，要求日方推遲汪政權成立時間。鈴木要求宋子良25日前給予答複，但到期時重慶方面沒有任何回複。汪精衛便于30日在南京舉行了“還都式”，不過日本政府暫時未承認其政權，
周佛海在日記中寫道：“前途未可樂觀……不能不懷疑日本之誠意。”
此後雙方又進行了幾次接觸，宋子良強調：“重慶有和平的誠意”，但雙方在承認“滿洲國”和在華駐兵等方面存在巨大分歧，這些問題可以在恢複和平以後再談。日本人曾懷疑過中方代表的身份，并且派人秘密監視中方代表。但是他們發現，每次談判完以後，不論多晚中方代表都會聚集在房間中密談，然後派聯絡員于晚上乘坐飛機傳回重慶。再加上報紙上确實有宋美齡到港的消息，日本方面最終相信中方代表的言詞。
關于宋子良的身份，日方更是偷偷從鎖孔中拍照，帶回南京讓陳公博和周佛海辨認，陳認為是，周認為不是。
宋子良極其低調，日本間諜竟然找不到一張可以對比的照片，最終也無法确認其身份真僞。
但日方認為無論其身份真僞和官職大小并不重要，日本的的目的是能有與重慶聯絡的管道，是以暫時不再糾結。
周佛海
3、談判尾聲
6月4日晚，中日雙方在澳門再次進行密談。這次中方出示了一份蔣介石的委任狀，而且中方态度也變得空前激烈，
拒絕了“承認滿洲國及日軍在中國駐兵”的要求，同時還稱“有汪無蔣，有汪無和平。”
雙方不歡而散。6日，宋子良主動找到今井武夫，提出由闆垣征四郎、蔣介石、汪精衛三方會談，會談地點在長沙。随後雙方協商基本同意了這一方案，但日方以安全為由，要求蔣介石出具一份備忘錄。
7月，雙方再次在香港進行談判。日方出示了一份《中日實施停戰會談之備忘錄》，
中方也出示了一份蔣介石親筆所書的備忘錄。鈴木經過研究，認為字迹與上次出示的委任狀相同，但在企圖偷拍時未能拍全，隻拍到“蔣中正”三個字。
随後日方将圖檔送回南京審查，周佛海看完以後仍然認為不是蔣介石真迹。這次會談将闆垣和蔣介石的會談時間定在8月份，中方還提出，要求日本取消1938年“不以蔣介石為對手”的聲明，闆蔣會談時，不能提及“蔣汪合作”問題；取消日汪條約。
日方檔案中的蔣介石手迹，一看中字便知不是真迹
8月22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緻信蔣介石表示闆垣與蔣的會見“當能确立調整兩國邦交之基礎。”9月17日，宋子良從重慶回到香港，向日方轉達了重慶決定，
由于“滿洲國”和日本駐軍等問題，雙方不能取得一緻意見，不應馬上舉行長沙會談。他稱：“中國沒有必要謀求屈服性和平。”
9月19日，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下令暫時結束“桐工作”。10月，參謀本部新任參謀總長杉山元下令，中國派遣軍停戰和平談判事宜一概停止。
直到1946年6月，曾在日華談判中擔任過翻譯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特派員坂田誠盛，在上海監獄中發現了那名當年參與談判的中方代表“宋子良”。經過詢問，此人自稱是戴笠上司下的藍衣社社員，名叫“曾廣”，當年确實冒名頂替宋子良參加談判。當時中國勝利在望，藍衣社成員紛紛到浙江一帶活動，他被日本憲兵抓獲。這時，日本人才确信，當年參與人員系假冒，蔣介石的委任狀和親筆備忘錄也均屬僞造。不僅宋子良，當時參與談判的所有人均屬于冒名頂替。
“曾廣”的真實姓名叫曾政忠，是一名美籍華人，抗戰爆發後回國參與抗日愛國運動，後在戴笠的軍統局工作。在戴笠策劃下，假冒宋子良參與了日本的桐工作談判。
國民政府通過積極應對日本的桐工作，刺探出日軍急欲結束中日沖突的企圖；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汪僞政權建立及得到日本承認的時間，使日汪之間的信任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在談判過程的拖延，一度讓日本暫緩了進攻，據今井武夫回憶，日方曾打算在蒲圻、萍鄉、監利、湘鄉等地區局部停戰，有利于中國持久戰的執行。總體來看，這次談判是有一定積極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