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立波
1927年1月14日，寓居上海的郁達夫前往法租界去拜訪留日的老同學。正是在同學家孫百剛，郁達夫見到了“明眸如水，一泓秋波”的20歲姑娘王映霞。 王映霞是杭州學者王二南的外孫女，當時跟孫百剛等人一塊從溫州逃難到上海。郁達夫一看這豐滿美麗的少女，大有賈寶玉初見林黛玉時之感“ 我覺得從前在什麼地方見過王小姐，好生眼熟”。王映霞沒搭理他，還是孫太太打圓場:“也許是在杭州什麼地方碰到過吧。”聊下來才知道，王小姐畢業于杭州女師，是出名的校花，社交能力很強，參加選美還被評為“杭州小姐”。看到這一幕頗能讓人聯想到《圍城》的場景
青年王映霞
王映霞有多沒呢？我們可以看看相關記錄:
作家唐強在《記郁達夫》中記叙了王映霞的顔值:“映霞女士比他(指郁達夫)年輕得多，體态勻稱，真所謂增之一分則太肥，減之一分則太瘦，兩眼灼灼有神。不知怎的，我總覺得與其說她長得美，不如說她長得有風度，是一個舉止大方、行動不凡的女人。難怪達夫先生一見傾心，如醉似癡，颠倒至于發狂的地步。”
自從見過王映霞後，多情善感的郁達夫總在文字裡表達他狂熱的愛戀:“南風大，天氣卻溫和，月明風暖，我真想煞了映霞，不知她是否也在想我，此事當竭力進行，求得和她做一個永久的朋友。”此後，這位已婚并有三個子女的郁達夫放棄了對家庭的責任，開始了對王映霞的瘋狂追求。他不停地給對方寫情書，甚至已經不能用失态和病态形容郁達夫的狂熱。“如猛火電光，非燒盡社會，燒盡己身不可的”。盡管如此，郁達夫也深知自己除了文學才能外，并無太大優勢。
郁達夫
對此他自己總結: “第一是我們的年齡相差太遠，互相的情感當然是不能發生的; 第二我自己的豐采不揚一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一不能引起你内部的燃燒; 第三我的羽翼不豐，沒有千萬的家财，沒有蓋世的聲譽，是以不能使你五體投地地受我的催眠暗示。”
然而，王映霞少女的心就這樣被郁達夫所征服，在郁達夫輪番“進攻”不久，王映霞就與郁達夫在上海江南大飯店個房間裡進行了一次長談，商定婚嫁條件。王映霞要求很簡單:必須明媒正娶，組成一個屬于他們二人的完整世界。郁達夫一口答應，雖然其間也不乏對結發妻子的愧意。比如在1927年2月27日的日記中，他就這麼寫道:“ 我時時刻刻忘不了映霞，也時時刻刻忘不了北京的兒女。一想起荃君的那種孤獨懷遠的悲哀，我就要流眼淚。但是這種理智的短暫瞬間又被王映霞的美麗所快速占據。
1927年6月5日晚，郁達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豐園舉行了訂婚儀式。6月10日，郁達夫寫信将此事告知了發妻，孫荃隻能在淚水中預設。1928年春，郁達夫與王映霞在上海舉行婚禮，沉浸在甜蜜中的郁達夫高興之餘，賦詩一首:“朝來風色暗高樓，借隐名山誓白頭。好事隻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當時的名流們對他們的結合贊譽未真正的“神仙眷侶”，可是不久，全靠外感的結合，由于缺乏實際了解，當生活遇到柴米油鹽後，他們的婚姻瞬間出現了危機。
被婚姻改變的人生
彼時郁達夫雖然抱得美人歸，生活卻并不如意。
除了瘦弱的體格外，一臉的疲憊與滄桑，完全與帥哥不搭界。由于王映霞對物質生活要求較高，郁達夫的生活開支大漲，這些無形之中給他造成了相當大的壓力。此外他的個人衛生習慣非常糟糕，常常是頭發不梳、胡髭不刮、衣服不換、皮鞋不擦，甚至十天半月不洗澡。更要命的是，他還酗酒，曾有詩道“曾因醉酒鞭名馬，生怕多情累美人。”如今抱得美人歸，就更肆無忌憚地經常喝得爛醉如泥。已為郁達夫生下孩子的王映霞，逐漸心灰意冷，開始思考自己的下半輩子托付給這位男人，究競靠譜不靠譜。
郁達夫書法
1936年，郁達夫應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的邀請南下福州，擔任省政府參議兼宣傳室主任。留在杭州的王映霞結識了時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的許紹棣，兩人間有了往來。第二年底，日軍在杭州灣登陸，浙江軍政機構紛紛南遷，省教育廳遷到浙南的麗水。為躲避戰亂，王映霞攜老母及孩子先到富陽避難，後來到麗水，與許紹棣比鄰而居，兩家的孩子常在一起玩耍。此時許紹棣的妻子剛病逝不久，他獨自帶着3個女兒生活。而這些無疑為二人的某種聯系創造了條件，加上二人走動頻繁，引起了許多風言風語。
許紹棣
郁達夫雖遠在福州，可這些閑言碎語飛至耳中，到底意難平。1938年3月，郁達夫應郭沫若的邀請離開福建到武漢工作，就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并兼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設計委員，趁機将王映霞從麗水接到了武漢。人雖然接來了，可沖突卻越來越大。為排解心事，郁達夫寫下了《賀新郎》一詞: 憂患餘生實，縱齊傾錢塘潮水，奇羞難洗。欲返江東無面目，曳尾塗中當死。恥說與，沖門牆茨。親見桑中遺芍藥，假作癡聾耳。姑忍辱，毋多事。匈奴未滅家何恃?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歡彌子。留取吳鈎拼大敵，寶劍豈能輕試?殲小醜，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國倘亡，妻妾甯非妓?先逐寇，再驅雉。
郁達夫和兒子
在詞的自注中，他寫道:“許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敵寇來奸淫要強得多，并且大難目前，這些個人小事，亦隻能暫時擱起，要緊的，還是在為我們的民族複仇!”！
事情似乎本可就此打住，但是文人性情的郁達夫越想越憋氣，拒絕頭頂上綠帽，于是幹脆又在1939年3月間将過去兩年所寫的詩詞加注，編成《毀家詩紀》，在《大風旬刊》30期周年紀念特大号上發表。這一舉動，徹底惹惱了王映霞，她即刻以書信體給郁達夫寫了一封長信以作回應，在《大風旬刊》第34期發表，其中雲:“為了孩子，為了12年前的諾言，為了不願使你聲名狼藉，才勉強維持這個家的殘局，把你的一切醜行都淹沒下去，然而你卻是一個欺善怕惡，得寸進尺的人，在忍無可忍的狀況下，隻好把你那顆蒙了人皮的獸心揭穿了。”
郁達夫相關記錄
晚年的王映霞曾寫過一篇《郁達夫與我的婚變經過》，回憶她當年離開郁達夫時，隻拎了一隻小箱子走出房子。“郁達夫也不送我出來，我知道他面子上還是放不下來。我真是一步三回頭，當時我雖然怨他和恨他，但對他的感情仍割不斷; 我多麼想出現奇迹，他突然從屋子裡奔出來，奪下我的箱子，勸我回去，那就一切都改變……據王映霞自述，她想要的其實是一個安定的家，而郁達夫隻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是以她與郁達夫最大的差別就是性格上的差異。“對于婚姻，對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間的辛酸，我嘗夠了，我看得比大炮炮彈還來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來擔保，我的一生，是決不發生那第二次痛苦了”。是以王映霞後來再婚，“既不要名士，又不要達官。隻希望一個老老實實，沒有家室，身體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禮待她的男子”。而經曆多次情感糾葛的王映霞最終選擇二婚嫁給了鐘賢道，終于過上了自己的生活。
關于王映霞與戴笠的一段情愫
王映霞與戴笠的結識其實源于郁達夫，甚至是要怪郁達夫自己交友不慎，“引狼入室”。郁達夫與戴笠同為浙江老鄉，戴笠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學堂讀書，而這所學校的前身就是郁達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學堂，由此看來，郁、戴還是前後同學，這層關系可能是郁、戴交往的一個契機。
都達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記記錄:“發雨農(戴笠字雨農)戴先生書，謝伊又送貴妃酒來也。”這是戴笠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郁達夫日記中。 當時郁已赴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參議，戴笠竟将貴妃酒追蹤送到了福州，并且還是“又送”，可見郁、戴在杭州的交往就已非常密切。
戴笠
戴笠與郁達夫雖是同鄉兼同學，但卻是完全不同的兩類人，他與郁達夫接近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郁達夫夫婦移居杭州後，與當時的上流社會有了很多的交往，極喜結交名人的王映霞也由此成為一顆交際明星。
與其相識幾十年的汪靜之曾經說過:“王映霞最愛郁達夫帶她去認識所有的朋友，專門同人家交際。“王映霞自己也說:“(初回杭州)，這就很自然地給我招來了不少慕名和好奇的來訪者，增添了麻煩和嘈雜。從此，我們這個自以為還算安靜的居處，不安又不靜起來。這是一個不甘寂寞的女人，她喜歡各種宴會應酬，穿上自己的漂亮裙子，喜歡被大家用目光凝聚她的出色氣質和魅力。
王映霞
王映霞當時是有名的“杭州三美"之一，氣質風度皆佳頗為引人注目。 郁達夫後來可能對戴笠的用意有所覺察。郁達夫初到福州，“不速之客”載笠頻頻造訪，肯定要引起郁達夫的反感和懷疑疑，而據郁達夫的朋友回憶當時郁家沒有女傭，這個被戴笠“賞賜”的“服務人員”隻能是王映霞，郁達夫之是以如此佯稱，可能是羞于言戴笠厚贈王映霞的緣故。
1990年代初，郁達夫的生前好友、著名詩人注靜之撰文透露了一個鮮為人知的秘密，文中說王映霞曾經在武漢為戴笠打過胎，據說此事連郁達夫都不知道。
詩人汪靜之
而郁達夫離婚後，萬念俱灰，遠走南洋。1941年底太平洋戰争爆發後，他擔任“星華文化界戰時工作團”團長和華僑抗敵動員委員會執行委員，組織“星洲華僑義勇軍”抗日。新加坡失守後，郁達夫避難至蘇門答臘。在抗戰勝利前夕，被日軍憲兵暗殺于蘇門答臘叢林中，至今不知屍骨的下落。
參考資料《郁達夫傳》、《孫映霞晚年自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