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速战速决解决中国问题的幻想破灭以后，曾成立许多机构诱降中国军政要员，比如诱降汪精卫的“梅工作”。日军攻占广州、武汉以后，耗在中国战场的兵力达到100万以上，军费开支庞大，国力无法支撑。中国并没有日军想要的铁矿石、橡胶、石油等资源。日军急欲开辟东南亚战场，向印度支哪扩张。因此日军希望通过战争以外的手段结束中国战事，并开展了诱和蒋介石的“桐工作”。
宋子良及家人
1、中日双方接触
1939年底，日本参谋本部中佐铃木卓尔被派往香港担任机关长，实施这一计划。他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联系上当时在香港担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的宋子良。宋子良身份特殊，是宋美龄和宋子文的胞弟，日本人以为可以通过这条线搭上蒋介石。宋子良以要得到宋子文同意为名拒绝了铃木要求见面的请求，但几天以后宋子良又主动要求见面。
这让铃木认为宋子良的行动得到了宋子文甚至是国民政府的许可。
12月27日夜，双方第一次见面。根据日方电文记录，在这次会面汇总，宋子良提出：“
如日本尊重中国名誉及主权，中国有和平准备。
”同时提问：“能否重新考虑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能否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能否给蒋介石关于和平问题的个人亲启密信以确保日方之诚意？”
1940年1月22日，双方进行第二次会谈。宋子良称蒋介石没有与汪精卫合作的意图，甚至正努力破坏其组织政府的计划。并表示自己通过胞姐宋美龄能有经常与蒋介石见面的机会。后来双方又进行了三次接触，宋子良声称自己于2月10日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此事。鉴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今井武夫到香港参与谈判，重庆方面将会派出同等身份的代表携蒋介石的委任状参加谈判，宋美龄也将秘密抵达香港，从侧面协助。双方同意在香港召开日华圆桌会议。随后今井武夫回东京向陆军大臣烟俊六作了汇报。
今井武夫
2、香港会谈
3月6日晚，中日双方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正式会谈。日方出席代表为今井武夫大佐、臼井武夫大佐、铃木卓尔中佐。中国方面出席代表有宋子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侍从次长张汉年、联络员张治平等人。中国代表并没有带来蒋介石的委任状，到第二天谈判时才出示了一份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签发的身份证明。而日方代表则出示了陆军大臣烟俊六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开的身份证明。
会谈期间，日本提出觉书八条，其中重点包括：
中国承认“满洲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允许日本在华北和内蒙驻兵，与汪精卫合作等。
中方代表表示向蒋介石请示后另外提出八条“和平建议”，内容主要包括：
原则上同意考虑承认“满洲国”，方式
另商
；防共乃国府一贯之政策；与汪精卫合作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不能作为和平条件之一；日本从速撤走在华军队。
中方建议双方互相在对方文件上签字，但遭到了日方的反对。
汪精卫
3月23日，汪精卫预定在南京成立伪政府的前三天，宋子良紧急约见了铃木。表示蒋介石对日方觉书大致无异议，但承认“满洲国”遭到东北将领反对，正在说服，要求日方推迟汪政权成立时间。铃木要求宋子良25日前给予答复，但到期时重庆方面没有任何回复。汪精卫便于30日在南京举行了“还都式”，不过日本政府暂时未承认其政权，
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前途未可乐观……不能不怀疑日本之诚意。”
此后双方又进行了几次接触，宋子良强调：“重庆有和平的诚意”，但双方在承认“满洲国”和在华驻兵等方面存在巨大分歧，这些问题可以在恢复和平以后再谈。日本人曾怀疑过中方代表的身份，并且派人秘密监视中方代表。但是他们发现，每次谈判完以后，不论多晚中方代表都会聚集在房间中密谈，然后派联络员于晚上乘坐飞机返回重庆。再加上报纸上确实有宋美龄到港的消息，日本方面最终相信中方代表的言词。
关于宋子良的身份，日方更是偷偷从锁孔中拍照，带回南京让陈公博和周佛海辨认，陈认为是，周认为不是。
宋子良极其低调，日本间谍竟然找不到一张可以对比的照片，最终也无法确认其身份真伪。
但日方认为无论其身份真伪和官职大小并不重要，日本的的目的是能有与重庆联络的渠道，所以暂时不再纠结。
周佛海
3、谈判尾声
6月4日晚，中日双方在澳门再次进行密谈。这次中方出示了一份蒋介石的委任状，而且中方态度也变得空前激烈，
拒绝了“承认满洲国及日军在中国驻兵”的要求，同时还称“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
双方不欢而散。6日，宋子良主动找到今井武夫，提出由板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三方会谈，会谈地点在长沙。随后双方协商基本同意了这一方案，但日方以安全为由，要求蒋介石出具一份备忘录。
7月，双方再次在香港进行谈判。日方出示了一份《中日实施停战会谈之备忘录》，
中方也出示了一份蒋介石亲笔所书的备忘录。铃木经过研究，认为字迹与上次出示的委任状相同，但在企图偷拍时未能拍全，只拍到“蒋中正”三个字。
随后日方将图片送回南京审查，周佛海看完以后仍然认为不是蒋介石真迹。这次会谈将板垣和蒋介石的会谈时间定在8月份，中方还提出，要求日本取消1938年“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板蒋会谈时，不能提及“蒋汪合作”问题；取消日汪条约。
日方档案中的蒋介石手迹，一看中字便知不是真迹
8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致信蒋介石表示板垣与蒋的会见“当能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9月17日，宋子良从重庆回到香港，向日方转达了重庆决定，
由于“满洲国”和日本驻军等问题，双方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不应马上举行长沙会谈。他称：“中国没有必要谋求屈服性和平。”
9月19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下令暂时结束“桐工作”。10月，参谋本部新任参谋总长杉山元下令，中国派遣军停战和平谈判事宜一概停止。
直到1946年6月，曾在日华谈判中担任过翻译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特派员坂田诚盛，在上海监狱中发现了那名当年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宋子良”。经过询问，此人自称是戴笠领导下的蓝衣社社员，名叫“曾广”，当年确实冒名顶替宋子良参加谈判。当时中国胜利在望，蓝衣社成员纷纷到浙江一带活动，他被日本宪兵抓获。这时，日本人才确信，当年参与人员系假冒，蒋介石的委任状和亲笔备忘录也均属伪造。不仅宋子良，当时参与谈判的所有人均属于冒名顶替。
“曾广”的真实姓名叫曾政忠，是一名美籍华人，抗战爆发后回国参与抗日爱国运动，后在戴笠的军统局工作。在戴笠策划下，假冒宋子良参与了日本的桐工作谈判。
国民政府通过积极应对日本的桐工作，刺探出日军急欲结束中日冲突的企图；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汪伪政权建立及得到日本承认的时间，使日汪之间的信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谈判过程的拖延，一度让日本暂缓了进攻，据今井武夫回忆，日方曾打算在蒲圻、萍乡、监利、湘乡等地区局部停战，有利于中国持久战的执行。总体来看，这次谈判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