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戴笠簽署蔣介石準許的“特别密殺令”突然失竊

1943年5月1日，上海臨安路135弄一幢不引人注目的陳舊小洋房内發生了一起莫名其妙的盜竊案。由于被竊的贓物是一份由國民黨軍統局首腦戴笠簽署并報請蔣介石準許的“特别密殺令”，該案遂成為驚動遠在重慶的戴笠和時任汪僞政府要職的大漢奸周佛海日夜關注的特别重大案件。

這是一條位于上海鬧市區中心地帶的著名馬路，早在1865年就已修築，屬于法租界範圍，最初名叫公館馬路，1907年由法租界工部更名為巨籁達路，1913年又改為恺自爾路。太平洋戰争爆發後，日本侵略軍全面占領上海，遂改名為臨安路。

臨安路135弄，是一條長不過70米的小弄堂弄底被一道高約兩米的磚牆所攔斷，這類格局的弄堂被上海人稱為“斷頭浜”。135弄内皆是清一色的石庫門房子，隻有弄底靠近磚牆處，有一幢陳舊的三層小洋房，“軍統密殺令失竊案”就發生在這裡。

這幢小洋房的産權，屬于一個甯波商人，但此人早在20年前就已經離開了上海，把房子委托給在滬的一位親戚代為出租，并收取若幹房租。20年間，已經有十三位房客租住過這幢洋房，最後一次租住該房的房客，名叫姜惺真，是一個三十四五歲的男子，對外身份是瑞士在上海的“蒙特爾洋行”的買辦，真實身份則為國民黨軍統局派駐上海區的譯電員兼交通站長。

當時的上海，已經全部處于日本侵略者的統治之下，國民黨的軍統、中統特勞工員的活動完全處于地下秘密狀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日本憲兵隊、特高課或者汪僞政府特工總部(即臭名昭著的“76号”)破獲拿下。是以，由姜惺真上司的這個地下交通站，一向小心翼翼，不敢有任何非分之舉。

1943年4月30日上午，姜惺真在洋行上班時接到一個暗語電話，告知當晚有一份特别重要的絕密電報送達他的住所，囑其收到後立即翻譯出來，然後根據再度接到的密令，轉送至新址。姜惺真作為軍統的地下從業人員，在上海已經待了兩年有餘，經手過數百份密件的翻譯和轉送，但從未接到過措辭如此嚴厲的指令。他意識到這份電報一定是非同小可地重要，是以他不敢生絲毫怠慢之心，向洋行老闆回掉了當晚本已說好了的宴請，不到5分鐘就回到家裡，坐等交通員把密電送來。

巧的是，當天傍晚臨安路一帶同時發生了兩名日本軍官被殺的案件，據說這是活躍在上海郊區的遊擊隊所為。日本憲兵隊當即出動，将臨安路等幾條馬路戒嚴，直到晚上10點以後才撤銷戒嚴令。姜惺真為此急得坐立不安，深恐前來遞交密電的交通員稀裡糊塗地撞進日本人的戒嚴區，落網漏餡。直到聽見外面傳來了約定的叩門聲這才松了一口氣。

姜惺真送走了交通員，顧不上吃晚飯，馬上到三樓書房，拿出密寫藥水，把密藏于《日語會話300句》内的那份密電顯示出來，抄于一張白紙上，然後開始翻譯。作為一名稱職的譯電員，姜惺真早已把幾套密碼背得滾瓜爛熟，這也是對地下工作者的基本要求，免得密碼本一旦落入他人手裡後出現麻煩。姜惺真隻用了20分鐘就把這份密電翻譯出來了，并用另一種密寫藥水寫于一份新出版的《上海市區地圖》上，然後銷毀了原件，藏起了密寫藥水。

做完這一切，姜惺真這才覺得渾身疲軟，腹中鼓鳴如雷。這時，他的“妻子”韓慧慧進來了，說:“好了吧?晚飯已經熱過四次了，我也已經餓得前胸貼後背了。下樓去吃吧，我燙了一壺紹興花雕呢。”

韓慧慧原是上海“百樂門舞廳”的一名舞女，後來被發展為軍統局特工，屬于送送情報傳傳話的小角色。當姜惺真奉命派赴上海後，韓慧慧便受命扔下自己的家庭，和姜惺真組成一個家庭。從那時起，她就不做舞女了，成為了買辦夫人、家庭婦女。兩人雖然都是有家室的人，但長時間同住一處，早已弄假成真，生米煮成熟飯了，那份野鴛鴦的情意竟比原配夫妻還要深濃。

姜惺真點點頭，一邊把《上海市區地圖》折成長條狀，放進了一個特制的黑色公文包的底部夾層，一邊問道:“楊媽睡了?”

“嗯，8點半我就已經讓她睡了。”

楊媽是他們雇用的娘姨，來自蘇北鄉下，她對姜惺真“夫婦”的真實身份一無所知。

姜惺真帶着完成任務的喜悅，和韓慧慧一起喝了紹興花雕。然後，兩人回到三樓卧室，解帶寬衣，相擁而卧。

這時，是午夜零點十分。

江南地區，暮春夜短，早晨4點半許， 已經是東方破曉，百鳥啁啾了。韓慧慧被鳥叫聲吵醒頭腦裡好像打翻了一盆漿糊，一片混沌。她在床上躺了幾分鐘，便翻身坐起，想上了衛生間後再睡個回籠覺。她拉開房間門，一陣輕風迎面拂來，帶來的寒意使幾近赤身裸體的韓慧慧連打數個寒戰。這陣風也吹走了她頭腦中的漿糊，她頓時清醒起來了。這一清醒，她馬上覺得不對頭:後面書房的窗戶怎麼開着?

在這個特工家庭中，生活中的每一件看似細小的事情，都是他們應當注意的地方。其中每天關窗睡覺便是其中一個内容，即使是盛夏酷暑天，他們也是關窗睡覺的。有時實在熱得受不住了，又怕關窗會引起鄰居的議論，兩人就開着窗輪流睡覺。可是，現在這是怎麼了，難道昨晚姜惺真收拾完東西後離開書房時忘記關窗了?韓慧慧驚得連衛生間也不上了，徑直去了書房。一看，果不其然，後面的窗戶敞開着!她心裡“咯噔”一下，暗叫不好，别是遭賊偷了?她稍一定神，轉頭扭頸，四下顧盼，見書桌抽鬥、櫥櫃均完好無損，這才松了一口氣，動手關上了窗戶。

韓慧慧重新躺到床上時，冰涼的身體驚醒了姜惺真。姜惺真睡眼惺忪地嘀咕了一句“你身上怎麼這樣涼”就翻了個身又睡了。但韓慧慧的回答馬上使他像觸了電似的跳了起來，“我去書房關窗了"

姜惺真畢竟是軍統局特務訓練班的高才生馬上清醒過來，甚至臉上的那層濃濃睡意也一下子煙消雲散了，一雙眼睛定定地盯着韓慧慧，急巴巴地問道:“你說什麼?”

韓慧慧把話語重複了一遍。

姜惺真未及聽完，便已跳到地上，鞋也顧不得穿，三步并作兩步奔向書房。韓慧慧下意識地跟在假丈夫後面，還沒挨近書房門，就聽到書房裡傳出了姜惺真的那竭力壓低的怪叫聲，“啊_”

“發生了什麼事?”韓慧慧感到自己的一顆心在胸腔裡狂跳。她闖進了書房，隻見姜惺真站在書桌前，雙手抱着頭，像是挨了唐三藏的“緊箍咒”的孫猴子那樣痛苦地發出叫聲。

直到此時，韓慧慧還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她下意識地挨近姜惺真，用舞女特有的職業動作輕輕地挽住了對方的腰，嘴唇微啟，吐出了嬌嗲的詢問:“惺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說呀!"

姜惺真像患了嚴重的皮疼症似的哼哼着，“皮包……丢了!”

韓慧慧似乎松了一口氣,“丢了就丢了”，她本想說“再買一個就是了”，但驟然間砸過來的一個重巴掌把她後面的話語打回了肚子裡。姜惺真咆哮道:"你知道什麼?皮包裡裝着昨晚的那份特别密令!”

“啊--”韓慧慧也愣住了，盡管口鼻在滲血，但她已經不覺得疼痛了。

叙述到這裡，有必要向讀者朋友介紹一下這份密令的情況由于這份密殺令與大漢奸周佛海有着重要關系，是以這裡先要從周佛海說起。

1938年12月，周佛海與汪精衛互相勾結，于19日登上一架歐亞航空公司的專機，逃往河内，走上了叛國之路。後來，周佛海在汪精衛為首的僞政府内掌握着财政、外交、特工、軍事等大權，成為僅次于汪精衛的第二号大漢奸，被人稱為“汪僞政府的實權派”。

1941年12月8日，日本不宣而戰，偷襲美國珍珠港，揭開了太平洋戰争的帷幕。太平洋戰争的爆發，大大擴充了世界反法西斯陣營，歐亞美的許多國家都對日本宣戰，緻使世界局勢發生了變化，日本帝國主義的處境更加孤立。周佛海對此深感不安，為了尋找自己的出路，他背着汪精衛，懷着“試試看”的心情，開始向重慶蔣介石執掌的國民政府“請求自首，以便自贖”。這個想法是由軍統局在上海的潛伏特務、時任汪僞政府邊疆委員會藏事處處長的程克祥秘密赴重慶時向戴笠提出的。戴笠得到這一消息，萬分興奮，立即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表示同意。

于是，戴笠寫了緻周佛海的親筆信，并由蔣介石在信上标上一個“可”字，托程克祥帶往南京交給周佛海。

從此，周佛海算是與重慶方面挂上了鈎，在很短的時間内，他就向重慶方面提供了僞“滿洲國”方面和日本國内的經濟狀況、物資供應，以及對付美國的作戰計劃、日軍準備進攻貴州等方面的情報;此外，周佛海還根據重慶方面的訓示，在上海、南京安插重慶的特勞工員，并為重慶方面保釋被捕人員，掩護他們在淪陷區開展活動。在這之前，軍統局已經通過住在香港的上海灘大亨杜月笙開始了對另一大漢奸、汪僞特工頭子李士群進行“策反”活動。李士群表示“可以考慮”。這給了戴笠一個很大的希望，便于1941年8月30日派專人給李士群捎話，“你對李士群說，現在給他一個機會:或者把汪精衛殺了，我們将集中力量接應他安全撤退;或者趁汪到蘇州時，将汪劫持，我保證向蔣委員長推薦，給他更好的地位;或者由他協助我們完成制裁汪的工作，我發給他獎金三百萬元，參加行動的人員我保證以後可保送出國深造。”

但是，當時李士群在汪僞政府中的地位已經上升了，他擔任了僞警政部長、“清鄉委員會”主任，是以拒絕了戴笠的要求。

以戴笠的心思，李士群的拒絕還不至于激起他如何的憤恨。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是令戴笠不得不對李士群恨得咬牙切齒了--1941年11月，由李士群主持的汪僞特工總部破獲了軍統局上海區的全部組織。戴笠聞訊後，氣惱萬分，指天發誓，“此仇非報不可!”

但是，戴笠考慮到當時的局面和被捕人員的安全，不得不強忍這口氣，仍決定不中斷與李士群的聯系。

李士群知道自己與軍統局的關系不深，就另外開辟了一條路，與國民黨中統局拉關系。如此進行到1943年，他想想不妥，便又開始尋找新的出路。

李士群這種首鼠兩端、腳踏幾條船的态度當然逃不過軍統的監視，戴笠每月一報，把李的情況當面向蔣介石彙報。蔣介石當時正準備迎接美國軍隊在東南沿海登陸，在中國開辟第二戰場，是以急于利用汪僞這支力量消滅新四軍，獨吞勝利果實。李士群的這種态度，使得蔣介石擔心他到時候會利用手中掌握的實權，從中掣肘，增加不必要的麻煩。于是，蔣介石在反複權衡得失後，最終決定将李士群除去。

誅除李士群的任務，蔣介石交給了戴笠，限期在秋天前必須解決。

戴笠接受任務後，經過一番考慮和與軍統局特工專家的密議，最後決定把此事交給周佛海去完成。

姜惺真昨晚翻譯出的那份密令，就是由戴笠親自起草的給周佛海的密殺令。

可是，姜惺真萬萬沒有料到的是，這樣的一份重要密件，竟然會在他手上丢失了!

當時的上海灘，已經完全是日本和汪僞政權的天下。而由李士群直接控制的“76号”的特務，日夜橫行在街頭巷尾。這份密電的丢失，即便不是日本人或者“76号”直接派人竊去的，現在一旦離開了這個交通站，也有可能落在“76号”手裡這等于是向李士群直接下達了一個通知。這樣一來，不但形成了誅除李士群的障礙，更重要的是将對周佛海構成了緻命性威脅，影響蔣介石的整個計劃。是以，這個禍闖得實在是太大了，大到簡直難以想象。

這一點，姜惺真在最初發現密電失竊的那一瞬間就已經意識到了。而韓慧慧，在明白發生什麼事後也意識到了。此刻，這對假夫妻耳畔似乎已經敲響了喪鐘。

姜惺真和韓慧慧雙雙癱坐在書房的地闆上，姜惺真沉重地喘着氣，就像胸口壓上了一塊大石頭。韓慧慧隻是捂着臉哭，慌得已經六神無主

一會兒，韓慧慧擡起臉，涕泗橫流地望着姜惺真，問道:“惺真，事到如今，我們該怎麼辦?”

姜惺真沉思良久，臨末長歎了一口氣，“坐等天明，然後向上報告。至于結果如何，那就聽天由命吧!"

當時，軍統局在上海的地下活動人員，出于防範，也采取“單純聯絡”的方式取得聯系。但姜惺真算是軍統上海區的重要人物，是以他的上線直接是軍統局上海區書記齊慶斌，他那裡雖有一部電話，但是規定不到萬不得已時是不能通過電話聯系的。姜惺真到這時，也顧不得這事是否屬于“萬不得已”了，度日如年地等到上午7點，便給齊慶斌打了電話。

齊慶斌接到這個電話，比接到報喪電話還要吃驚，愣了好一會兒才以沉重無比的聲調指令姜惺真“坐等派員上門”。

過了三刻鐘，來了兩個男子。其中一個姜惺真是認識的，姓鐘名公君，原是軍統特訓班的行動術教官，挂上校軍銜，是軍統局的處級特務，此時不知在上海區擔任着什麼職務。另一個年輕些的瘦高個，對鐘執禮甚恭，看樣子多半是鐘公君的助手。

姜惺真見來人是認識的，而且還是自己的教官，便也不顧臉面，和韓慧慧雙雙跪于地上，磕頭如搗蒜，隻求開脫罪名，願意答應對方的任何條件。那韓慧慧自恃有着幾分姿色，一邊哀告一邊不住地朝對方抛媚眼。

鐘公君好似冷面判官，沒答理姜、韓兩人的求告，甚至連茶也不喝一口，隻是公事公辦地讓姜惺真說明丢失密電的經過。

姜惺真在叙述的時候，韓慧慧進了卧室，拿出了她和姜惺真的黃金戒指、項鍊和手表，要塞給鐘公君，卻遭到了拒絕。

鐘公君聽完姜惺真的叙述後，和助手去了書房，開始查勘現場。

書房大約14平方米面積，那排落地長窗外有一個3平方米大的陽台。站在陽台上往下看去，後面大約5米處就是弄堂盡頭的那堵3米高的磚牆。陽台的鐵欄杆上幹幹淨淨，沒有一點灰塵。

鐘公君以手拭了拭欄杆，“這是你們擦的?姜惺真回答，“是娘姨擦的。”指指韓慧慧，“她喜歡幹淨，每天督促着娘姨把家裡所有東西都擦得清清爽爽。”

鐘公君的助手分析，“若竊賊是從後面爬上陽台進入屋裡的，那麼他必須借助于繩索或者勾子之類的作案工作，這就勢必要在陽台欄杆上留下痕迹。可是，現在陽台欄杆上沒有任何痕迹，這就說明竊賊并不是從後面爬上來的。”

鐘公君點點頭，稍停下又搖頭，“可是，他如果是從後面進入現場的，離開前是可以把痕迹擦去的，他離開時可不必再爬陽台，而改走大門了。"

“經理的意思是傾向于竊賊是從後面爬上來的。

鐘公君在上海的公開身份是一個貿易公司的經理，是以助手有此稱呼。

“不，我在想，竊賊若是從後面爬上去，他怎麼爬法?你說用了繩索或者鐵鈎之類，我看可能性幾近于無。為什麼?因為如果真的使用了這類作案工具，那麼肯定會在這欄杆上留下難以抹去的痕迹。可是，現在這上面并沒有這種痕迹，是以，我說他并沒有使用繩索之類的作案工具。這樣，他就隻有一條途徑能夠進入現場，就是從牆頭上直接跳過來。這就不可思議了一-這牆頭距陽台欄杆的高度少說也有3米，而寬度也有5米，一個人站在牆頭上，沒有助跑條件，也不借助于任何工具，你們說行嗎?”

前面說過，鐘公君原先擔任過軍統局特務訓練班的行動術教官，是個國術行家，舉凡殺人綁架、上牆攀物、縱火爆炸，都是他的拿手好戲。現在，以他的看法說竊賊無法從陽台直接進入現場，那就是給作案方式定了性。那麼案犯進入現場的途徑隻有一條了一一是從樓上下樓後進入的。

鐘公君并不說出這一點，而是掃視着助手和姜惺真“夫婦”，眼光中兜着一個問号，你們明白了嗎?

姜惺真兩人不敢開口，助手問道:“經理的意思是指竊賊是從樓下進入的?”"我尋思差不離。”

鐘公君說完這句話，轉身進入當會客室的圖室外面的那個房間，在沙發上坐了下來。他點了一支煙，抽了一口，望着跟過來的三人，眼光在姜惺真的臉上停留，“被竊的東西除了那個皮包，還有什麼?”

姜惺真回答道:“我們還沒有清點，因為怕破壞了現場。”

鐘公君指指韓慧慧，對助手說:“你們兩個去清點一下。”

韓慧慧兩人去書房後，鐘公君瞅着姜惺真道:“這個案件，看起來基本上是内賊下的手

姜惺真不敢吭聲，想了想，點點頭。

鐘公君扳着手指頭，“你這裡一共三個人，你一個，韓慧慧一個，娘姨一個。你是可靠的，這點毫無問題。韓慧慧怎麼樣?”

“她是上峰物色後給我指派過來的，應當說是沒有問題的。我跟她相處了這麼些時間，沒發現有什麼破綻。”

“娘姨呢?”

這個，姜惺真在目前情勢下就不敢打保票了，他搖搖頭，“對娘姨一一楊媽，我不敢擔保”

“這個娘姨是誰給你介紹的?”

“是我供職的那家洋行的一個同僚給我介紹的。"

鐘公君的臉陰了下來，“報告過嗎?”

“我向上峰報告過，齊先生也曾跟她接觸過估計上峰也派人對其背景調查過的。”

鐘公君把抽了一半的香煙丢進了煙缸，“不管怎麼說，這娘姨是個可疑分子!這個案件的調查要以她為主。”

這時，韓慧慧兩人清點結束過來報告一一除了那個裝密件的皮包外，還被竊去工藝小鐘一個、打簧表一塊、現金230元，這是書房中的，會客室内失竊一幅古畫和一個明代的擺飾件鎏金銅蛙。

鐘公君想起進門時姜、韓想獻送的黃金首飾和手表，“你們剛才拿出來的那些值錢玩意兒倒沒讓竊賊看上?"

姜惺真說:“那些我們都放在房間裡的，我們睡覺時房門是上鎖的。”

鐘公君起身去看了看房間門上的“司必靈鎖”，動手試了試，問:“你們扣上了保險?”“沒有。我們從來不扣的。”姜惺真老老實實地回答。

查到這裡，鐘公君感到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查的了，于是便說:“娘姨呢，我跟她見見面。”

韓慧慧說:“在樓下，我去叫她上來。”

“不用。這事不管是不是她做的，現在我們先别驚動她。這樣吧，我們一起到樓下去，要她弄早點給我們吃，順便跟她接觸接觸。”

于是，四人下了樓，韓慧慧竭力裝出與平時一樣若無其事，吩咐楊媽給每人下一碗面條。鐘公君以一種看似漫不經心的樣子打量着楊媽。這是一個三十多歲的鄉下女子，矮矮胖胖，膚色很白淨，人收拾得很清爽，很喜歡說話，說的是蘇北話，大概是受了風寒，說話時不時還咳幾聲。鐘公君和她聊了幾句，沒發現有什麼破綻。

鐘公君和助手離開姜惺真的住所後，随即把情況向軍統上海區書記齊慶斌作了彙報。齊慶斌指令:一、指令姜惺真向洋行請假，待在住所留守;二、即刻開展對娘姨楊媽的秘密調查;三、指令打入在“76号”的軍統特務密切注視李士群的動向。

齊慶斌決定此時先将此事壓一壓，如果找回密電，那就把此事就地化解;找不回，再作計議。

鐘公君負責對楊媽進行秘密調查。他真可算得上“神通廣大”，隻用了半天，就查明了楊媽的情況:出生于江蘇泰州鄉下，丈夫曾吃過國軍行伍飯，後來受傷退伍，雙雙來到上海，丈夫做小生意，她就給人幫傭。生有兩子一女，均在鄉下。未發現與各種政治派系人員有過接觸來往丈夫也未參加任何幫會組織。

當天晚上，鐘公君就向齊慶斌彙報了調查結果。

齊慶斌問鐘公君，“你看楊媽是否有作案嫌疑？”

“我看她作案的可能性不大。”“為什麼?"

鐘公君說出的理由很簡單，但卻很難駁倒“我和她接觸過，發現她患着百日咳。為此我特地還向韓慧慧了解過，她說，楊媽晚上咳得特别厲害，她前兩天還給楊媽吃過藥片。是以，如果是楊媽作案的話，那抑制不住的咳嗽聲音肯定會把姜惺真、韓慧慧驚醒。”

以齊慶斌執掌軍統上海區的水準，這番分析自是能夠接受的。于是，楊媽的嫌疑被排除了。這樣，這起案件就成了一起稀奇古怪的疑案。分析下來，疑是外賊以撬鎖或者用萬能鑰是打開門鎖後登堂入室作的案。于是，當天晚上齊慶斌派鐘公君冒險去了姜惺真的住所，再次對現場進行勘查。勘查結果是:未在門鎖的鎖舌上發現撬痕，而楊媽稱她每天臨睡前都是把底樓的門鎖扣上保險的。

最後一點疑慮也排除了，齊慶斌終于意識到:靠軍統上海區的力量已經無法偵破這個案件了

怎麼辦?

齊慶斌決定向周佛海通報情況，請周佛海解決此案。

當時，周佛海在上海、南京都有住所，上海的住所位于愚園路1136弄。那是一條長長的裡弄，隻有一個面向愚園路的出口，幽靜而隐蔽。這條弄堂内原有十餘座獨立的花園洋房。1939年夏，汪精衛、周佛海等巨奸從香港到上海後，根據日本方面的安排，汪精衛、周佛海、褚民誼、梅思平、林柏生、羅君強、陳春圃、湯良禮等人分宅而居，由“76号”的特務以及日本憲兵隊便衣晝夜提供嚴密的保護。

不言而喻，齊慶斌這時候去周佛海上海的住所是不友善的。于是，他就通知周佛海:有要事約見，最好不在上海見面。

周佛海馬上答複:那就改去南京他的住所。1943年5月2日，齊慶斌單獨赴南京，直奔周佛海在南京的住所。

周佛海在南京的住所，位于西流灣8号，那是置于一條幽深的小巷中的兩幢松柏掩映着的西式洋樓，當時僞政府的漢奸們稱此住所為“周公館”。據資料記載，“周公館”于1932年4月初開始動工營造，當年11月底竣工，12月周佛海全家遷入。公館三面繞塘，翠竹垂柳，映着春水綠波:院内有花園，花木叢簇，奇石嶙峋，曲徑通幽。公館共有樓房兩幢計22間，西式平房6進28間，另有地下室2間。抗戰初期，日本久攻上海不下時時常派飛機轟炸南京，當時南京國民黨顯貴公館内修地下室的極少，一些顯貴如顧祝同、熊式輝、朱紹良、李明揚、胡适等便常去那裡躲避空襲，剛被釋放出獄的陳獨秀也去過幾次。

1940年3月，汪僞政府在南京成立，周佛海回到已經離開三年的公館，已是“斷壁頹垣，荒煙茅草”，整修了三四個月方才重新入住。但是，1943年1月11日，“周公館”突然發生火災，損失嚴重。周佛海在大火被撲滅後，“巡視焚毀情形，頗覺凄涼”。汪精衛為安慰他，下令準予周佛海一家搬至汪僞政府設在中山北路的“迎飯店”。“迎飯店”原光孫科任國民政府鐵道部長時所建，房屋也很精巧雅緻。

齊慶斌與周佛海見面的地點，就是在周佛海暫住的“迎飯店”。

齊、周見面後，周佛海首先問如此緊急是為哪樁緊要事情。齊慶斌向先周佛海轉達了軍統密殺令的内容，說這是為了接下去說明事情的需要，并非正式的傳達指令。軍統密殺令文，他本人也沒過目，隻是聽姜惺真說了個大概，應當以密殺令電文譯件為準。周佛海聽軍統讓他解決李士群，心中已經大感震驚，待到聽齊慶斌接着一說密電失竊之事，不禁驚出了一身冷汗，倒抽一口冷氣道:“有這等事?這……齊先生，恕我直言，貴方這樣做不是拿周某的性命開玩笑嗎?須知那李士群手握特工大權，'76号的耳目遍布整個上海灘!這份密電一旦落入他的手裡，不單是我的性命休矣，連我全家人的性命都難保呀!”齊慶斌隻好向周佛海表示歉意，說事已如此，此刻說什麼都是無用的了，還是雙方攜手共同秘密調查此事，盡最大的可能将事故苗子扼

這樣一說，周佛海的頭腦也清醒了，尋思看來隻有如此才算上策了。于是，他便問齊慶斌打算怎麼辦。齊慶斌向周佛海介紹了昨天案件發生後所采取的措施，說僅憑軍統上海區現時的力量，已經無法解決這件事了，是以要請周先生出面了。

周佛海問:“我出面能做什麼事情呢?”

“先生出面做的事情，是動用您的關系，包括日本人方面的關系，盡快弄清此事是否與日本憲兵隊或者76号有關系。如果有關系，我們照有關系的去考慮對策;反之，則就另外設法把失竊的密電找回來。這是我們的考慮，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周佛海仔細想了一會兒，無可奈何地點頭道:“好吧!我馬上去上海。

“對，此事必須由先生坐鎮上海了。萬一事情不妥，必須撤離的話，從上海走也友善些。”周佛海問:“此事是否已經報告雨農先生了?"

“我們還沒有向戴局長報告此事，主要是出于對秘密電台的保護。我們不清楚此事究竟是不是日本憲兵隊或者76号的行為，為防萬一，我已經下令停止使用電台。”

齊慶斌這樣說，實際上不過是一個借口。他之是以隐瞞不報，主要是為防止戴笠乃至蔣介石對此事嚴加追究。眼下還有機會迅速追回密電，是以暫時先瞞一下再說。當然，這層意思是不能對周佛海說的。

其時，周佛海正着手準備搬回已經修複的“公館”，但發生了這樣大的事，他什麼都得放下于當天下午就趕回了上海。

周佛海在汪僞政權中稱得上是“樹大根深”他有着許多在緊急中可以動用的關系。當下一回到上海就開始運轉，先是派他在稅警總團的副手熊劍東，指使其去打聽日本憲兵隊方面的消息。然後，又指令他在“76号”中的心腹，秘密了解情況。

熊劍東是留日派，當時擔任上海日本憲兵隊特高課課長的岡村中佐，是他的同學。熊劍東憑借這層關系，與岡村勾得很緊，當下很快就摸清了情況:日本憲兵隊方面并不知曉這起案件。

接着，“76号”那邊也送來了同樣的消息。這樣，周佛海總算基本上定下心來了。接下來的事，就是如何追回失竊的密電了。這時，周佛海已經冷靜下來了，考慮到要讓戴笠知曉此事，否則，蔣介石今後也許會指責他對"密殺令陽奉陰違，腳踩兩隻船。于是，周佛海就在1943年5月3日晚上約見齊慶斌時提及此事。齊慶斌答應立即向重慶方面報告，并請示處置方略。齊慶斌料想此事到這時已經無法隐瞞了，便于當晚立即向重慶發出緊急密電，報告了案件發生經過和處置情況。

戴笠聞訊後，大為震驚，半小時後就發來了回電。戴笠的回電是一份措辭嚴厲的指令，内容如下:一、立即将姜惺真、韓慧慧置于臨安路13弄住所内就地圈禁，找人秘密看守，如敢撤離，就地處決!二、由周佛海出面雇請私人偵探偵辦此案，費用由軍統負責;軍統上海區同時派人員全力協助私人偵探查辦該案。

戴笠的指令正與周佛海的想法一拍即合，周佛海原本就想雇請私人偵探悄悄調查此案，現在有了重慶方面的電令，正好實施。齊慶斌的電話一挂斷，他就一名原是黃金榮門徒、對上海灘的三教九流相當熟悉的心腹阿青，佯稱受人之托，要雇請一名高明的私人偵探，費用不講，由對方開口就是了，辦下了案件，還可以加倍獎賞。

阿青領命後，立即去找了一個名叫邵懷谷的老頭。邵懷谷是廣東汕頭人氏，年過六旬，又矮又瘦，其貌不揚。别看他這副尊容，卻是偵查刑事案件的一把好手。邵懷谷早年曾是香港警務處刑事部的刑警，當時在香港小有名氣。大約在1927年前後，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為加強上海英租界的警務力量，從香港調來幾名刑警，邵懷谷即是其中一位。那年他正好四十五歲。1936年英國倫敦蘇格蘭場的刑警小組來上海英租界通路時，邵懷谷被英捕房作為優秀巡捕代表與他們進行過技術交流。1940年，邵懷谷滿六十歲時，根據英國的規定，辦理了退休手續。本來他想在家頤養天年的，但是，英捕房刑事部有時碰上辦不下的案件時，還是要去找他，是以，他處于半退休的狀态。直到太平洋戰争爆發後，日本占領了英租界，邵懷谷才正式歇手。

當時上海灘的巡捕房警員，想把這碗飯穩穩吃下去的，必須與幫會人士有來往。邵懷谷自然也不例外，他與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上海灘三大亨混得很熟，跟周佛海的那個心腹阿青的關系更是非同一般。本來邵懷谷已經閉門不出了，但是看在阿青的面上，還是答應幫周佛海出出場

阿青也不知道周佛海要邵懷谷去辦什麼案子，當下就給了周佛海回音。周佛海便在當晚約請邵懷谷到“梅龍鎮”吃飯，席間，談了談案件情況，當然不會說到軍統密殺令，隻說是一位朋友與外國人生意方面的契約檔案，重要程度與身家性命相連雲雲。直到此時，周佛海還是守口如瓶，隻稱是受人之托而已。但邵懷谷是何許人物，尋思着倘若是别人的事，有你周佛海的一個三指寬的條子已經了不得了，還要親自請我這麼一個糟老頭吃飯?但邵懷谷也不點穿，隻是喝酒、點頭，并不開口。

談到最後，周佛海攤出了報酬問題，“邵先生，我知道你是名探，又已經退休，辦這種案件，自然要付以重酬。這樣吧，這起案件的酬金是黃金300兩，先付100兩，事成之後，給付餘額。另外，給邵懷谷先生5000元現金作為活動經費。”

邵懷谷聽說有如此豐厚的報酬，更加斷定這起案件是與周佛海本人相關的了，但他裝作不悟，點頭答應。

當晚，周佛海就派人把100兩黃金和5000元現金送到了邵懷谷的家裡。

次日，邵懷谷在阿青和鐘公君的陪同下，去臨安路135弄姜惺真的住所檢視現場。

姜惺真和韓慧慧被戴笠下令軟禁在那裡，白日提心，晨昏吊膽，寝食不安，隻兩天已經形貌迥異。此時見鐘公君陪來了一個老頭，尋思必是戴笠請來的高手，當下又要下跪，被鐘公君阻住了。

邵懷谷對姜惺真兩人很是客氣，就像學生請教老師那樣問了許多關于案情方面的問題。問罷，邵懷谷讓其他人待在屋裡，他自己出去繞着洋房轉了幾圈，沒看出什麼名堂。回到洋房，在樓上書房憑欄朝外面看了一會兒，再度下樓，這回他去了弄堂外的圍牆下。

弄堂外是一塊很大的空地，原先據說是被一個英國人買下準備造花園洋房的，但是太平洋戰争爆發後英國人逃走了，于是地就空着。這麼長時間下來，雜草叢生，坑窪遍布，一下雨就積水，隔個十天半月方才幹涸。案發前的兩三天上海正好下過兩天雨，邵懷谷站在圍牆下，舉目望去，滿地泥濘。

邵懷谷站了片刻，把目光移向圍牆。圍牆是用青磚砌就的，外面刷了一層薄薄的灰漿(即水泥、石灰、黃沙的混合物)，表面呈灰白色。邵懷谷那雙眼睛平時看上去老是眯縫着，一副睡眼惺忪的樣子，但是此刻卻是目光烔烔、神采四溢，隻略略一掃就定格在牆面的一個痕迹上。

這個痕迹，是大半個腳印，高05米左右。邵懷谷走到腳印前，拿出放大鏡仔細觀察，一邊看一邊露出了微笑。他看了一會兒，掏出一張綿紙，把腳印拓了下來，小心翼翼地夾在筆記本裡。然後，用小指尖端那長長的指甲刮下了一條泥巴，看了片刻。最後，招呼待在牆内洋房三樓書房陽台上朝他看着的姜惺真、鐘公君下來。姜惺真、鐘公君料想必是好事，飛快地奔下樓來。邵懷谷指着腳印，“你們看看，這是什麼?"

“腳印!”

“對，腳印。再看看，是什麼腳印?”鐘公君看了看，用不肯定的語氣說:“好像是三環牌跑鞋的腳印。”

邵懷谷說:“我指的不是什麼牌号的腳印，而是說這個腳印說明了什麼?”

姜惺真、鐘公君幹特工活雖精，但畢竟不是吃刑警飯的，一時想不出個結果來。邵懷谷于是說:“這個腳印的泥巴内部還沒完全于透，是以可以認定就是竊賊作案時留下的，他是從這塊空地的那邊走過來的;他穿的那雙三環牌跑鞋的底部在空地粘上了爛泥，爬牆時把痕迹留在了牆上。不過，我們要注意到的是這麼一點:他是怎麼爬牆的?”

姜惺真說:"他走到牆下，雙手上舉，一躍搭住牆沿口，然後腳下一蹬，在牆上借一把力，就這樣上了牆頭。”

邵懷谷笑道:“你說得很詳細，就像是親眼看見的一樣。你照所說的試試看。”

姜惺真先把鞋底粘上了爛泥巴，試了一下大半個身子真的上了牆頭，還要往上爬時，被邵懷谷叫住了，讓他下來。

邵懷谷指着牆上的腳印說:"這是你留下的看看跟這個腳印有什麼不同。”

兩種腳印的不同處是顯而易見的:姜惺真的腳印是左、右腳兩個，小半個，呈蹭拭性形狀不甚清晰，高約0.8米;而竊賊的腳印是右腳一個，大半個，清晰度很高，高度比姜惺真的低。邵懷谷說:“你們看看，如果竊賊是像剛才所說的那樣上牆的話，會留下這樣的腳印嗎?"姜惺真、鐘公君均覺迷惑，互相看了看，不吭聲。

稍停，鐘公君朝邵懷谷拱拱手，“我等見識膚淺，還望前輩指點。”

姜惺真也連連作揖，一臉哀求之情。

邵懷谷說:“竊賊是這樣上的牆……”他邊說邊用手比畫着，“走到牆前，右腳這麼一擡，往牆上秀着實地踩了一下，身體往上一蹿，手在牆的頂部搭一下，就上去了。”

姜惺真、鐘公君的臉上露出了驚奇的神情“啊?”

邵懷谷繼續往下說:“他上到圍牆上頭後，站在上面，然後騰身一躍，就飛到了陽台那裡，腳站在陽台欄杆底部的外側，雙手扶住陽台欄杆就進了三樓了。”

“啊?”姜惺真、鐘公君半張着嘴，那縫隙間似乎噙着一個大大的問号。稍停，姜惺真問道:“這……這不是飛檐走壁嗎?”

“對!他就是一個飛賊!不信，你們可以上到牆頭上去看看，那裡有三個腳印。其中兩個是他上牆後站在那裡準備發力飛躍時踩的，另一個是他作案後離開現場時飛出來在牆頭上點一下緩緩沖勢而留下的。他離開現場時沒有在牆頭上停留，就點了一下，然後直接落在圍牆外面了。”

鐘公君讓姜惺真爬到牆頭一看，果然在上面發現了如邵懷谷所說的三個腳印。

姜惺真下來後，邵懷谷又說:“我們已經證明了竊賊入室的途徑。這裡還有一個猜測:記得姜惺真先生向我介紹案情時，說到過案發後檢查陽台時，竊賊并未在欄杆上留下任何痕迹，這說明他是戴着手套作案的。按照竊賊的心理，通常在作案後就會随手把手套之類的作案工作扔掉，因為他們懼怕在逃離現場的途中被巡捕攔下後抄身而露餡。是以，我想這個竊賊也是會這樣做的，我們現在不妨就在這裡找找看，有沒有這麼一副手套。”三人找了一會兒，果然在空地的一塊石頭下面發現了一副白紗手套!

邵懷谷接受了周佛海的金錢，自然要對周佛海絕對負責，他在臨安路135弄現場勘查過後，馬上給阿青打電話，要求面見周佛海，說有話要講。周佛海那天正好要跟汪僞政權的另一特工頭目丁默村見面談事情，接到阿青的報告，當即回掉了與丁默村的約見，派一輛轎車即刻把邵懷谷接到他在上海市區的另一處秘宅。

邵懷谷向周佛海彙報了勘查現場的全過程。周佛海聽得瞠目結舌，好一陣才回過神來，盯着邵懷谷問道:“如此說來，這個案子是飛賊作的?”

“是的。”邵懷谷肯定地點頭

“唉--”周佛海喟然長歎，然後呆若木雞地坐在那裡，半響也不吭聲。直到邵懷谷起身想告辭時，他才說:“别……别走，我還有話要向先生請教的。”

周佛海從外間喚進阿青，要他陪着邵懷谷然後，自己進了書房，關上門跟齊慶斌通電話周佛海最主要是擔心那個飛賊是受人指派而專門沖姜惺真下手的，那指派人可能是“76号”方面的，也可能是日本憲兵隊的。但不管是哪一方的，都沒有他周佛海的好果子吃。是以，他要向鐘公君問個明白，看對方有什麼辦法可以幫他渡過這個難關。

齊慶斌自然已經從鐘公君那裡得知情況了也對此作了分析，已是胸有成竹，當下便給周佛海打保票，先說軍統上海區特工自從上次遭受“76号”的打擊全軍覆沒後，已經提高了警惕，非常注意隐蔽自己，是以不可能給“76号”或者日本人察覺什麼的，是以那兩方面雇用了飛賊來作案盜取機密的假設也就無從談起了:又說密殺令是用密寫藥水抄的，通常絕不可能暴露;再退一萬步說，即使暴露出來，周佛海也可以一口咬定那是重慶方面的“反間計”，以周佛海在汪僞政權中的地位，并不是憑哪個人幾句話就可以動得了的。當務之急還是盡快把案子破掉，将情況弄個水落石出。

周佛海給齊慶斌如此這般一說，稍稍定下心來，于是便重新跟邵懷谷談話，要求他盡快破案。周佛海不放心地問:“邵懷谷對偵破這個案子心裡有把握嗎?"

“要說把握，那是有幾分的，因為我手裡已經有線索了--就是那副手套。”

說到這裡，周佛海突然接到電話，說汪精衛要到上海來，專車已經經過蘇州了，要他去出火車站迎接。于是就談到這裡，拜托邵懷谷要盡心盡力破案。

邵懷谷傳回阿青給他找的、臨時充作偵查辦公室的華懋飯店内的一個套房，與鐘公君分析案情。邵懷谷所說的“手裡有線索”倒也不是哄哄周佛海的，而是真有其事。這線索就是那副白紗手套，這副手套初看也沒有什麼異樣之處，嶄新的，上面有幾處粘着泥土，那是在現場粘上的看來，竊賊為了這次作案，特地弄了這麼一副手套。但是，到了邵懷谷這樣的偵探手裡，情況就不一樣了。他把手套翻過來，用放大鏡檢查了許久，又以鼻子嗅聞。這一嗅，發現了情況:上面有一股淡淡的鞋油氣味!

邵懷谷和鐘公君分析下來，認為這竊賊沖臨安路現場下手多半是因為看中那兒是這條弄堂中唯一的一座洋房，這樣，他就有個事先踩點的過程。由于最近一段時間馬路上警察、特務橫行，估計他也不敢公然走來走去地“相腳頭”，一定是化了裝的。化了什麼裝?聯系這手套上的鞋油看，會不會化裝成“皮匠”了?(上海話中的“皮匠”，即鞋匠。)再則，如果上述其作案動機成立，那他肯定還要繼續在上海灘下手，還要化裝成“皮匠”到處遊蕩。

是以，接下來隻要派人四處查訪當地居民覺得是陌生面孔的“皮匠”，就有可能找到嫌疑人了

軍統上海區立刻下達了一道秘密指令:抽調二十名特務，分頭在全市範圍内查訪“面孔陌生的皮匠”。

邵懷谷也向他那些留在僞汪警察局中搞刑事偵查的巡捕朋友暗中發出求助資訊。

阿青則利用其幫會關系展開了調查。

這樣，三條管道加在一起，總共動員了大約百來人進行這種查訪。查訪一連進行了兩天，并沒有找到被邵懷谷認為合适的“皮匠”。

周佛海忐忑不安，度日如年，一日三催。軍統上海區那邊也是如熱鍋上的螞蟻，鐘公君被齊慶斌逼着盯在邵懷谷後面不敢離開半步。那邵懷谷倒不着急，他待在華懋飯店的套房裡，悠閑地喝酒抽煙、聽收音機。到了第三天，邵懷谷見鐘公君那副焦灼的樣子，還勸他喝幾杯，然後好好睡上一覺。

鐘公君哭笑不得，“我哪有心思喝酒?這件事辦不好，我會倒黴的!”

“你别着急，這個案子肯定辦得下。”

“為什麼?不是查了兩天也沒查到皮匠嗎?今天我估計也難。”

“查皮匠不過是我走的一步路，人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我待在這裡喝酒是為了等待。等待什麼?就是等那小子自己冒出來。”

“自己冒出來?”

“對!他會自己冒出來的。因為他如果是為了錢财而作案，那麼在臨安路135弄現場的收獲是太小了，他還要物色其他目标下手。我估計，他就在這兩天内要冒出來了。”

“是嗎?”

“不會錯。我吃了那麼多年的刑偵飯，對這些人的心理活動把得很準的。我已經向一些警察朋友打過招呼了，讓他們一有消息馬上給我來電話。是以，我這幾天一步也不敢離開房間。”

邵懷谷估計得竟是那樣準确，當天傍晚，就在距臨安路不過千米之遙的高佐路，飛賊又一次下手作案了--

高佑路那一帶的住戶中頗有一些是中等偏上的資本家，住房比較整齊，都是二十年代建築的新式石庫門房子，一式的甯波紅石門框，黑漆帶銅釘的橡木門。平時前後門戶都緊閉着，隻在有人出入時才打開，靠着這種防範措施，那裡的住戶有效地維持了治安的穩定，從來沒有盜賊光顧過那裡。但是，到了1943年5月7日，這種太平日子的記錄被飛賊打破了。

那天傍晚時分，高佑路一個名叫顧桂生的資本家的家中，正為他的父親舉行逝世一周年的祭悼儀式。全家人集中在前客堂裡，面對着挂在滿滿一桌酒菜上方的老主人遺像焚香磕頭，哭哭啼啼。正鼓搗間，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從後面似刮風般地傳來，一個聲音随着一位胖胖的中年婦女一齊進入客堂，“不好了……”

顧桂生正跪在桌前燒紙錠，聞聲擡頭喝道:“你也不看看這是什麼時候?竟想叫就叫，想嚷就嚷了?”

那女人是顧家的蘇州娘姨，平時風風火火慣，此刻還是不買主人的賬，猶然調門不減，“先生，勿好哉!後客堂樓上有腳步聲，阿會得是賊骨頭進門哉?

後客堂樓上是主人的卧室，顧桂生的貴重細軟全藏在那裡，當下一聽便着急了，也顧不得燒紙錠了，嘴裡叫着“不好”，拔腿就往後面奔。到後面，果然聽見樓上主卧室裡有聲音，不過已經不是腳步聲了，而是在撬箱子的聲音。顧桂生這一急非同小可，箱子裡放着他的現金、黃金和債券、房契、地契，還有太太的首飾盒，若是給盜去了，這一家子就完了。他三步并作兩步奔上樓梯，看看房門緊閉，便一邊敲門一邊向緊跟着他趕過來的太太等家人吩咐道:“快往巡捕房打電話!”

太太雖是婦道人家，倒是很有見識，讓大兒子去打電話，然後說:“不要敲門，賊骨頭也不會開門。你把門鎖起來，不讓他出來，等巡捕來了把他捉牢!”

顧桂生想想倒也是，于是便把門上的搭扣搭上了。這時，蘇州娘姨早已跑出門去叫嚷起來，前後弄堂的人都出來了，聽說已經把賊骨頭關在房間裡了，都松了一口氣，說這下笃定了，就等巡捕房來人甕中捉鼈了。

正議論間，忽然有人驚叫起來:“不好，賊骨頭上屋頂了!”

衆人仰臉看去，隻見沉沉暮色中一個蒙臉黑影出現在顧家房頂上，背上拴着一個包裹，似趟平地般輕松地往另一側房頂快速運作。走到後弄堂，在衆人如雷一般的叫聲中騰身一躍，跳過後弄堂，落在對面的屋頂上，轉眼就消失了!顧家撬開房門進去，清點下來，發現“貴重細軟、房田契證”真的全部被竊!顧桂生大叫一聲當場昏厥!

直到這時，警察局的刑警才過來。聽說竊賊已經逃竄，竟也就樂得省事，隻問了問就走了。為首的那位姓林，原是英捕房刑事部的探員，當初是跟邵懷谷的刑事偵查。這次邵懷谷查訪“皮匠”的事也托了他，他傳回警察局後便給邵懷谷打了個電話，把飛賊光顧高佑路顧宅的事說了一下。這樣，邵懷谷就又重新獲得了線索。

林某在電話中問邵懷谷，“這個案子是不是由先生去查?我把您介紹給失主?”

當時上海灘警方碰到案子時，由于案情中有許多扯不清的關系，青幫、洪幫、黃道會、日本憲兵隊、日軍特高課、“76号”等，是以警察局也有點慌，隻恐一不留神就“太歲頭上動土”，于是就把偵查事宜推給某個可以擺平各方的角色，請其破案追贓。受害人則要付給此人一筆酬金。林某知道邵懷谷對這個案件感興趣，于是就先問一問

邵懷谷自然是求之不得，當下便讓林某去失主那裡說一說。

失主顧桂生正為警察局的冷淡而擔心，尋思要找一位與警察局說得上話的朋友去警察局通通路子，把案子破掉，不敢指望把贓物全部追回。隻要能追回部分就算是好的了。當晚一宿未睡次日上午忽見林某出現，不禁又驚又喜，又聽林某說願給他介紹老偵探邵懷谷接手本案，更是喜出望外。

一小時後，邵懷谷與鐘公君去了顧宅。顧家像接待皇帝一樣接待這兩位，時近中午，馬上去附近的飯店叫了一桌豐盛酒席，顧桂生抱病作陪。顧太太與大小姐待立一側，斟酒遞煙奉毛巾。席間，邵懷谷向顧桂生詳細了解了飛賊作案的情況和失竊的錢财、物品。

顧桂生哭喪着臉說完，稍停又道:“被竊的現金、首飾什麼的，我想是不大可能追得回的了。不過，那些房契、地契、債券什麼的，倒是可以追回的，因為那上面都是記名的，竊賊拿去如同廢紙一張，毫無價值。但是，對于我而言，那真是太重要了!”

原來，這顧桂生是甯波人，祖上便是當地的殷實大戶，他在甯波有數量不菲的房屋與田産被飛賊竊去的那些房地契證就是這些房地産權的憑證。本來，在當地官府中是留有這些契證的副本的，失之不慌，隻要花費若幹費用就可補領。但是，前幾年日本軍隊進攻甯波時，官府遭受了轟炸，那些副本早已付之一炬。這樣，他回去辦理補領手續就沒了憑證，反倒正好通知了當地的惡霸之流他手中已經沒了這些房地産的憑證，提醒他們可以下手霸占了。是以，顧桂生寄希望于邵懷谷，要求盡最大的努力把這些契證追回。他向邵懷谷提出，如果追回契證，他願以現時這些房地産價值的10%的比例作為酬金。

邵懷谷邊聽邊喝着酒，笑而不語。一會兒，他才緩緩開口道:“我想，要把契證追回，不是一樁十分犯難的事，我的意思時最好還要把大部分财物也一并追回哩。”

顧桂生喜出望外，“啊!那真是太感謝您二位了!"

旁邊的顧太太和大小姐也感激地迎以笑臉殷勤斟酒。

邵懷谷又說:“顧先生說這些契約都是記名的，那就好辦了。這對于他是沒用的，但是，看樣子那主兒是個心狠手辣貪得無厭的家夥，估計他不肯白白放棄這些對于他看來是無用的契證的。他極有可能會給你捎信，讓你出錢把契證贖回來。到時候，不管他出口索要多少，你都先答應下來，然後通知我。我自有法子理會他的。”顧桂生連連點頭，道:“是!是!我遵照您老說的辦。”

情況竟然又一次給邵懷谷估料到了:這頓酒席還沒結束時，郵差就送來了飛賊的一封信，要他當晚7時去“大鴻運飯店”贖回房地産契證。顧桂生一邊看信，一邊驚喜交加地搖頭，“這賊骨頭，真是黑心，竟開價10根條子!”

10根條子就是100兩黃金。顧桂生的這些房地産，按照當時的市價，大約在1000兩黃金以内。飛賊的要價正好是實際價值的10%，由此可見他是知曉房地産行情的。

邵懷谷說:“好事一樁!顧先生，今晚你就去大鴻運!"

顧桂生有點忐忑，“那家夥會不會另有花鬥?"

“沒事。你去就是了，我自有安排。’

五

邵懷谷離開顧宅後，馬上通知阿青報周佛海:飛賊露臉了，今晚準備行動，一舉将其拿下。

周佛海大喜，傳過話來:要抓活的，有話問他

與此同時，鐘公君也向軍統上海區報告了情況。上海區書記齊慶斌自是大喜，當即要鐘公君與邵懷谷商議伏捕方案，以便調動特務抓人。

邵懷谷和鐘公君到“大鴻運飯店”去實地觀察了地形，決定就在飯店裡下手擒拿飛賊。兩人制訂了一套計劃，由鐘公君出面向軍統上海區要了十五名特務。

邵懷谷安排妥當後，便往警察局打電話，說他今晚要在“大鴻運飯店”辦點事情，可能會鬧出點動靜來，屆時說不定會有好事之徒往警察局打電話報案告警什麼的，讓值班警官不必在意，用不着派人過去的。憑着邵懷谷的老面子，警察局自是一口答應。

當天傍晚，邵懷谷、鐘公君坐了黃包車前往“大鴻運飯店”。那是一家三開間二層樓飯店，燒的是徽幫菜，在上海灘頗有些名氣。二三十年代時，著名傳奇人物、斧頭幫首領，人稱“暗殺大王”的王亞樵經常光顧此地，由他所主持的幾次中國曆史上有名的暗殺行動如“北站刺宋”(宋子文)、“廬山刺蔣”(蔣介石)、“虹口公園爆炸案(暗殺日本白川大将)，據說就是在這家飯店中策劃的。邵懷谷兩人過去時，預先安排的十五名軍統特務已經化裝成顧客分散進入飯店了，三三兩兩地散布于門口、樓梯口、樓上的座位上，點了些酒菜在吃喝閑聊。邵懷谷、鐘公君在底樓選了座位，點了幾個菜，要了一瓶酒，像是生意場上的朋友那樣邊吃邊低聲談着什麼。

6點半，顧桂生拎着一個看上去沉甸甸的皮包慢慢地走進了飯店，根據預先的約定，他在面對樓梯口的那個座位上坐了下來，四下一看，目光與邵懷谷對視片刻後，招呼跑堂送上兩副餐具先要了一壺茶喝着。

這時，從外面進來三個男子，長衫禮帽，看氣派似是有點幫會背景的角色。其中一個看來與飯店賬房很熟，老遠就打招呼，然後看中了顧桂生待的那個座位，走上前去要顧讓出來。顧桂生原本也不是個好脾氣的人，再說也沒有吃飯讓位置一說，但他此刻根本沒心思與對方争吵，也就息事甯人算了，便換了個座位，也在邵懷谷所據一桌的側邊。那三個男子點了許多菜，又要了兩瓶燒酒，開懷暢飲起來。

大約十分鐘後，“大鴻運”門口來了一輛三輪車，下來了一個打扮得妖形怪狀的年輕女子:身穿淺紅色旗袍，下擺叉口開得很高，露出兩條被肉色“玻璃絲襪”包裹着的白白的大腿;腳上的那雙高跟皮鞋擦得晶光锃亮，與大腿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引得衆多目光朝那裡注視:一張被白色化妝品與鮮紅的唇膏裝扮得庸俗不堪的臉蛋上映現着一看便知是新近才闊起來的豪氣，配着黃金項鍊、耳環，活脫是一個低級窯姐的模樣。她用兩枚銀毫子把三輪車夫打發走後，一搖一扭地進了店堂，站在門内三尺處，轉頭扭頸地往店堂裡顧盼，似是在尋找熟人。

這時，先前那三個男子中的與飯店賬房熟識的那位，突然發現了這個女子，馬上站起來招呼了一聲，朝她招手，要她過去。但那女子笑了笑，搖了搖頭，然後徑直上樓去了。

此刻，無論是邵懷谷還是鐘公君，都沒有把這個窯姐似的女人跟這個案子聯系起來。

此時，最着急的人就是失主顧桂生。他坐在那裡，表面上裝出一副輕松的樣子，貌似悠閑地端杯呷一口茶，臉上還挂着淡淡的微笑。但是，心裡卻如同打翻了一個烈火盆，早已燒得焦灼難熬。他擔心飛賊臨時改變主意，不來赴約了，那他那些價值千兩黃金的房地産就面臨着泡湯的危險。是以，他再怎麼保持表面上的鎮靜，也不得不一次次地把目光投向店堂牆上的那口挂鐘，然後又迅速朝門口一瞥。

約定的時間很快就到了，牆上的挂鐘敲響了七下。從那個女人進店到現在的這段時間裡，隻來過一個駝背老頭。暮春時節了，他還穿着厚夾襖，頭上戴着一頂破舊的瓜皮帽，後腦勺垂下一條狗尾巴似的枯黃辮子，一看就是個前清遺老。年歲已是不小，手裡拿着的那根手杖也顫顫抖抖地不住晃動。老頭在店堂角落裡随便找了個座位，隻點了兩個菜、一壺黃酒，自斟自飲。

鐘聲一響，顧桂生就坐不住了。幾次想站來，但都被鄰桌的邵懷谷以果斷的眼神阻止住了。他想起邵懷谷事先“沒有我的暗号，絕不準離開飯店”的叮囑，隻好堅持坐下去。

一會兒，先前那個女人從樓上下來了。她站在樓梯的第三級上，仍然左顧右盼了一陣，最後把目光投向那個老頭坐的角落，嫣然一笑，然後轉身上樓去了。

邵懷谷作為一個老偵探，觀察事物自是有他的獨到之處，當那女人下樓駐步于第三級時，他就意識到這裡面可能有戲唱了。當那女人嫣然一笑後又上樓時，他馬上意識到那個角落裡有問題。由于他是背對着角落的，生怕打草驚蛇并沒有轉臉去看，于是就低聲對鐘公君說:“注意，那個角落裡有花頭。”

面對着角落方向的鐘公君還沒來得及開口，已經不無驚奇地看到那個駝背老頭站起來了，離開桌子往顧桂生那個座位走去。他迅速朝邵懷谷使了個眼色，兩人心裡一松:目标終于上鈎了!

那顧桂生還擔心飛賊失約不來時，駝背老頭已經來到他的旁邊，“你好啊!”

顧桂生恢複了大老闆派頭，斜眼望着對方“我不認識你。”

“可是我認識你啊!”話音剛落，對方已經拿起了皮包，“哦，顧先生把東西帶來了。”

直到這時，顧桂生才意識到飛賊來了。一時間，他呆呆地望着飛賊，不知是驚喜還是害怕，竟然說不出話來。

飛賊顯得非常自然，笑容不褪，“嘿嘿，顧先生，咱們已經将近十年沒見面了，這回得好好唠一唠了。”他說一口帶山東口音的北方話。

顧桂生回過神來，點了點頭，“是，是的。先生請坐，我叫跑堂來，咱們點菜。”

“咱上樓去喝酒吧，這一頓該由我請客。樓上清靜些，咱們可以喝着酒唠幾句。"

顧桂生此刻已經身不由已，不得不點頭，“這……樓上去也好，也好。”

這樣，飛賊和顧桂生就移步上樓去了。

邵懷谷與鐘公君對視一眼，微微一笑，做了個手勢。鐘公君咳嗽一聲，早有三個特務跟着上樓去了。

樓上，那個妖娆的女人見飛賊上來，突然起身下樓，轉眼就出門而去。邵懷谷正動着下手的腦筋，也不曾特别留意。飛賊和顧桂生上樓後，招來跑堂，正點菜時，忽然似乎覺得不對頭，舉目四顧，身邊已經圍上了幾個大漢!

飛賊臉色候變，一雙眼睛驟然噴火似的望着顧桂生，冷冷笑道:“哼哼，顧先生倒是很有辦法呀!"顧桂生哪裡經曆過這種場面，又驚又怕，一張臉漲得像豬肝，嚅動着嘴唇卻說不出半個字來。這時，鐘公君已經出現在樓梯口，目睹此情狀，喝道:“還愣着幹什麼?給我拿下!”

幾個大漢亮出了手槍，一齊對準了飛賊。為首一個絡腮胡子道:“老兄，是朋友的就别給咱制造麻煩，乖乖地跟咱走!”

飛賊笑道:“哈哈，兄弟我走遍天下，為的就是廣交朋友，送到跟前來的朋友哪有不交之理?諸位，容我喝一杯酒再走吧。”

這時，樓上的食客見這邊勢頭不對，識相點的便起身往樓下開溜了。但到了樓下都被特務堵住了不讓出門。樓上，飛賊招呼跑堂拿過一瓶酒來，倒了一杯，把手一擡，圍住他的特務以為他要一飲而盡了，殊不料隻聽得“呼”的一聲響，一陣辛辣之氣撲面而襲，跟着眼睛就睜不開了!

飛賊在潑出烈酒的同時，把手中的那個瓶子沖早已看準了的鐘公君劈面擲來。鐘公君絕對沒料到這家夥竟還有這麼一招，倉促間把頭往旁邊一偏，讓過瓶子。就在這一眨眼間，飛賊已經躍上了桌子，大喝一聲，接連跳過幾張桌子，來到右側位于老虎窗(上海建築物的一種建于房頂的大天窗，有窗子可以開啟)下的那張，雙手上舉，腳下一擡，身子已上了老虎窗!

鐘公君見狀不妙，撩手對準飛賊的下肢就是一槍，但還是遲了一拍，飛賊已經穿窗而逃了!

六

十五個人竟沒抓住一個竊賊，這在邵懷谷幾十年的刑偵生涯中還是第一次。老頭子在對飛賊的本領不得不佩服的同時，也對鐘公君叫來的那些軍統特務的本領大有懷疑。當時，他雖然還不清楚這些人是軍統方面的，包括對鐘公君的身份也不甚清楚，但他憑着多年與各色人等打交道的經驗，還是察覺到這些家夥有别于地痞流氓的。不過邵懷谷也不吭聲，當晚就把情況向阿青說了。

飛賊出現了而又讓其逃走，這對于周佛海來說，不啻是一個警報，提醒他:飛賊不可能第二次上當出現了，這樣，軍統密殺令就弄不回來了!

周佛海大惱之下，連夜召來邵懷谷，言語間自是大有責怪之意。但他也知道此時不能對邵懷谷怎麼樣，說了幾句後，就詢問是否有補救的方略。邵懷谷一時自然說不出什麼來，答應回去考慮老虎再說。

六十多歲的老頭子原本睡眠就不大好，給這事如此一折騰，邵懷谷當晚一宿未曾入睡，躺在床上反複思考如何重新續上已經斷了的線索。想到東方露出魚肚色還沒想出個結果來，肚子倒是餓了，于是幹脆起來，開了瓶“女兒紅”喝早酒。這一喝，竟讓邵懷谷想出了一個補救措施來了。邵懷谷想起飛賊現身前，那個比他先進入飯店的妖豔的女人曾經從樓上下來過，站在樓梯上對着飛賊待的那個角落注視過，估計那是給飛賊發信号。她是先來飯店檢查安全的，确信沒有危險，于是就示意飛賊現身了。這樣看來，那個女人就是飛賊的同夥。再往下想，那個女人在進飯店時曾與一個男子打過招呼，而那個男子則是跟飯店賬房先生相識的。這樣，隻要去找賬房先生，大概就可以順藤摸瓜找到那個與本案有着重大關聯的女人了。

邵懷谷當下酒也不喝了，立刻叫了輛黃包車前往“大鴻運”。找到那個賬房先生，對方聽說眼前這個其貌不揚的糟老頭就是上海灘英捕房的邵懷谷，不禁肅然起敬，問什麼答什麼。這樣，邵懷谷輕而易舉就弄清了那個與“窯姐”女人打招呼的男子的姓名住址。

那個男子名叫沈高，就住在距“大鴻運”一條橫馬路的“明遠坊”，是“大鴻運”的常客。聽說是黃道會的一個什麼堂的小頭目，與江湖各方都很熟，是這一帶的一個惡棍。

邵懷谷按照當時巡捕房對于上海灘有點權勢的人的調查的規矩，備了一份禮物，附上一張名片，登門求見沈高。但他吃了個閉門羹，沈高讓家人把禮物原封不動退了出來，捎上一句話:拿沈高爺當哪号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