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仁志
大伯
我大爹是個棉匠，至于大伯解放前是如何到部隊的在我心裡卻是個謎，因為幾位叔伯與我父親生前都未在我面前提及。我猜測最大的可能是生計所迫。
我羨慕大伯，因為大伯是個軍人。一身軍帽軍裝，立在哪，就是一副威武不屈相。解放後的軍人離戰争年月不遠，加之政治需要宣傳軍人的勇敢及江山的來之不易，那時的軍人差不多就成了“英雄”的代名詞。當我讀書時獲悉軍人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時，心裡便想，真能踐行這樣的精神，還愁幹不成一番事？
我敬佩大伯。他一生從未進過校門，卻能與人通信。他寫的信雖很短，幾段話，長的段落話也不多，其間還夾雜着錯别字，但，這是一個文盲在戰争間隙自修自學的成就。他的裁剪技術也是在部隊自學的，以至退休後還被桐城的一家服裝廠聘為技師。都道部隊是大學堂、大熔爐，我曾受大伯的影響，辍學後就誕生過從容報國的願望；可惜我是家中獨子，父母硬不答應。
至今我仍念想大伯。從上海一零一廠退休後，他學會了太極拳、太極劍，仗劍而行，一副俠客形象。幾次客居我家時他都帶着劍，在門前修習，引得莊上人圍觀。習武之人重道德，講情義。有年我送他從安慶返滬，買好翌晨的船票，時間還是上午，大伯興奮地帶着未滿二十的我到他安慶的老戰友家，鄭重向戰友介紹：“這就是我的小侄子。”是夜，我陪大伯在安慶住了一宿，臨睡前，大伯看着我脫鞋、解衣，塞給我兩張拾元人民币，說，回去買雙新鞋，買件新衣。那年頭拾元錢是個大數字，翌晨，臨上船分别，在檢票口，又硬塞我拾元，說，回去買條新皮帶。卻不料，那平平常常的分别竟成了我與大伯的永别！
我更憐憫大伯。前任大媽因故改嫁後育有五個子女，大伯得知後才明白是自己無生育能力。我非醫生，不知大伯的不育症與他過的殘酷的戰争生活有沒有關系。大伯一生無兒女，我本想等我條件稍好即接他與後任大媽回鄉下過，不料一九八五年國慶那天，大伯猝死于腦溢血。
但，現今的我對大伯曾參加的戰争卻并不完全贊同——“一将功成萬骨枯”。大伯能在槍林彈雨中的存活固是個人的幸事，可那些枯了的萬骨、他的那些戰友們卻是不幸的。他們活着時也有自己的親人、夫妻與家人，為何非要萬骨皆枯？戰争不是遊戲，那是不盡的犧牲與苦難，是國與家共同的不幸，更何況現代毀滅性的戰争。如果不是反恐，各國和平相處真的就那麼艱難？可我轉念又想，那時如果不是那些死去的戰友拼了性命，和平的日子也真難以到來。——“兵者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和為貴”。這，都是中國古語。
二叔
閑暇整理舊箧，見三十多年前二叔寫給我父親與我的信，毛筆小行楷，清超絕俗，藏鋒恰到好處又妙不可言。舍不得丢，仍珍藏着。
二叔給我的信共有十三封，卻惜二十多年前拆老屋建房時不慎佚失。那是他得知我因貧辍學，再三鼓勵我自學，并告訴我他自習書法的經驗與心得。二叔的字結體奇特，間架嚴謹，顯然是臨過魏碑的。我曾偷空臨過幾個月的帖，個中原因就是羨慕二叔的字。後來二叔知我決定自習走鋼絲繩的文學，給我的信就少之又少了。我曾猜想：二叔或有讓我完成他未竟事業的想法。
二叔是解放後的中專生，農校畢業，在當時算是高學曆。五十年代，他與二嬸都曾在鄉下教過書，但無奈那時的政治風雲激蕩變化，他的工作也随之變動不居。從安慶調到蚌埠，又從蚌埠調到現今的滁州，臨退前是滁州市種子公司的機關秘書。能在他的那樣的一個時代堅守書法，足見二叔不肯與病态時代的病态人們同流合污，你争我鬥，他胸中自有他的理想。“書如其人”，意思是人品決定書品！
二叔與二嬸共育有兩男兩女，還有我情婦奶也由獨子的他贍養，加上二嬸的外婆（二嬸隻有姊妹倆），二叔夫婦倆的工資要養活包括他倆在内的八個人，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那個年代的從業人員必須緊跟形勢，必須認真工作，誰也不敢在工作之餘從事第二産業或撈取什麼灰色收入。沙漠裡沒有花花草草，太大的生存壓力誰能成就什麼事業？做事業之人，都巴不得有個寬松環境，心理上無壓力，心态平和，思維才能開闊，才有可能開拓、創新。無奈，八個人的柴米油鹽、衣食住行，太多的瑣事牽扯着二叔的精力，束縛着他創造的翅膀。
親情與真情一樣都是動詞，都需要人去無條件付出，是以，親情與真情一樣是金錢買也買不到的。在做事與做人之間，二叔先選擇了做人。隻有先把人做好了，盡了人子與人父之責，然後才好安安心心做事，想到這，真為像我兒子一樣的獨生子女們憂心忡忡：二孩政策已放開，當我們這代人都老了，他們的生存壓力也不小，他們能使自己的事業有所創造與創新？
二叔曾在給我的信中感歎自己倘能多擠點時間。差不多就有了自己的書體。其實，生活中的他是成功的——夫婦倆養活了一家八口人，，盡了人子、人父之責。成與敗是功利社會的看法。尤其是在他那個時代，多少人都“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繩”，有多少人成就了名山事業？曆朝曆代，又有多少布衣百姓名垂千秋呢？
人，不必太苛求自己，不必因小小的瑕疵而自責。想到這，我恍然明白：二叔并非在慨歎自己，他若真的慨歎自己又何必要與我說？他既告訴了我他的慨歎，分明是在警醒我——人，應有“無一事敢馬虎，無一日敢懈怠”的精神。
二叔，我曾誤解過你，但現今，我了解了你的苦心！謝謝二叔！
三嬸
三嬸生于蘇北鹽城的建湖，幼随父母到滬上經商便落腳上海讀書。解放後，我大奶奶與大伯均在上海，三叔就轉業到上海，在普陀區中山北路一所國小教書。其時三嬸已任教那所學校。那時軍人在全國都吃香，上海小姑娘心中擇偶的第一标準便是軍人。盡管我三叔文化不高，但還是被讀過高中的三嬸看中，他倆很快便組成了一個幸福的小家庭。
然而，好景總是不長。三叔因原服役于投誠部隊而背黑鍋，三嬸因是知識分子被定為“右派”。更為不幸的是一向剛直的三叔因病加上怨氣不得出，一病不起。盡管三嬸為治三叔的病，一天曾花費那時的一百多元，無奈，搶救治療無效，三叔還是卒于一九六八年。三叔病故後，三叔的骨灰三嬸卻沒辦法安置，扔進江海我大奶奶不同意，自己更不忍心，于是隻好寫信托我父親帶回老家安葬，讓三叔魂歸故裡。而那時我的堂兄剛滿十三歲，兩個堂姐更年幼。三嬸那時才三十多歲，容顔與學問都不賴，但三嬸誓不改嫁。
可三個年幼的孩子要飯吃，要書讀，病了要錢醫，自己又被剝奪了工作和工資，日子怎麼過？孩子們怎麼辦？三嬸被逼無奈，一狠心，拜師學會了縫紉。白天挨鬥，晚上給他人縫衣裁褲，就這樣，硬将三個孩子拉扯大，還把三個孩子的書讀了。三嬸平反後第一次攜子女回鄉祭奠三叔時哭得淚人似的，像不知受了多少苦難多少痛苦多少委屈，一個勁地喚我三叔：“金淩啊金淩啊，我和孩子們來看你了。”再沒半句其它言語。
我父親生前常說，你三嬸要在以前那是要立牌坊的。而我以為三嬸在我心裡是另一座豐碑——做人，就理應承擔人應盡的責任，理應有愛與奉獻的實際行動。這，或也就是人活着的意義，人生的意義。一個人，如果連人都做不好，還能做好什麼事？
三嬸平反後返聘到一所國小任教，她手頭上是寬裕了些可那是我堂兄已談朋友即将辦婚禮，兩個堂姐也都到了該成家論嫁的時候。她處在急用錢的關口，但洞悉我務農的父母正值兒荒期，便不時接濟我家。她要是活到今天，無論如何也理應位列道德模範。中國好人榜的。卻惜命苦的三嬸晚年患上敗血症，四年後死于敗血症。
人言上海人小氣，瞧不起鄉下人，那真是一孔之見，冤枉了上海人。
得知三嬸的病情，有回出差我特意彎道去了趟上海。我到醫院看望她僅花了不足百元，她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說我買的補品如何如何的好。
父親
解放前，父親在那時的省城安慶當店員，常年與三教九流打交道。務農是解放後的事。因為從未進過校門，大字不識一簍，在曆次社會變數中，精明的父親都與正式工作失之交臂，隻好老老實實務農。
父親三歲時，我爹爹在桐城青草塥做鞭炮時因故去世；十三歲時我奶奶因病去世，幼喪父母後，飽一餐餓一頓的生活使他落下胃病。究竟是什麼胃病，家中缺錢他一直都沒去就醫，也就不清楚是什麼胃病；我隻知道大集體時他經常是上工不久即不得不手按着肚子回家歇息。那時他出工的工分少，年底隊裡分紅自然也拿不到多少錢。可我有三個姐姐，一個妹妹，一家七口的生活過得異常艱難。家中沒錢治父親的胃病，還是母親按四處打聽到的一個偏方，陰差陽錯地治好了父親的胃。也因家中缺錢，隻有獨子的我與妹妹進過正規校門。
包産到戶時父親的身體已康複，他如晨雞，起早摸黑地勞作，别人抛荒的田地他搶着插，還帶着兩個姐姐（那時大姐已出嫁）四處墾荒種地。有兩年糧價高，家中收入頗豐，不料，一九八三年大水，小妹意外溺水身亡，我被迫辍學。辍學後的我随父親與兩個姐姐耕田種地，收成的确不錯，卻無奈稻價上不去，化肥、農藥卻上漲，一年下來，包括母親養豬養雞養鵝養鴨的收入也餘不了錢。于是父親又别開财路，買來軋面機，農閑時加工面條，賺點加工費。即便如此，我們一家也未過上溫飽生活。
一家人起早貪黑地勞作還解決不了溫飽，連我的一點學費都繳不起。那時我就納悶：這世上的錢流到了哪？都去了誰家？
父親的精明我是早就領教過的，他自己讀不了信也寫不了信，就找人代讀代寫，與叔伯保持通信聯系。一九八五年秋，父親為我的出路，努力找人，将我送進村辦彩印廠上班。翌年，彩印廠倒閉，又是在父親的努力下我進了鄉塑膠廠上班。那時的鄉村企業是家庭作坊式的，家族制的，工資少得可憐且時有時無，我不顧父親的反對毅然放棄那份工作，外出闖蕩。後來我自己跑業務，自己辦了塑膠制品廠，父親依然種着田，農閑的父親想為我幫點忙，可因沒文化，幫不上。于是，父親感歎：“我老了”。其實那時他未滿花甲。
父親虛歲六十那年，意外得了中風，留下腿腳不便的病根，八年後卒于突發腦溢血。父親要是活到今天，一定想不透他曾視為命根子的田地被我抛荒後又被流轉了，想不透而今的農業竟與那時是如此地南轅北轍。父親過世後的這十幾年，我一直努力想為父親寫點什麼，可縱觀他貧窮又不幸的一生，除了傳統的勤勞與智慧的中國老百姓的基因，還有什麼呢？勤勞又智慧，尚不能供子女上學，不能使一家人過上幸福的生活，那是那個時代的病，能怪他嗎？
（圖檔源自網絡）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金仁志，筆名：金仁智、仁智、金天。作品散見《散文》、《散文百家》、《徐特立研究》《當代作家》《攀枝花文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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