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工農紅軍的軍史上，有一支比較特殊的隊伍，那就是閩西新紅十二軍，當時根據中央的訓示，将福建閩西地區的紅二十軍和紅二十一軍合編而成，叫做新紅十二軍，任命賀聲洋為代理軍長，全軍共3100餘人，槍1600餘支，擔負着鞏固和擴大閩西革命根據地的任務。
新紅十二軍成立後，賀聲洋軍長率領這支隊伍集結于龍岩，進行嚴格的政治和軍事訓練，集訓結束後，向漳平永福一帶發起進攻，消滅了當地的反動民團，建立起新的根據地，使蘇區進一步擴大，接着迅速回師長汀、連城，轉戰于龍岩、永定、上杭、南靖、平和以及廣東大埔等地，有力地打擊了反動派的圍剿。
随後，在蘇區第一次反“圍剿”作戰中，新紅十二軍在東江紅軍的配合下，主動出擊上杭縣古蛟地區，消滅大池、小池之國民黨軍，一舉收複永定坎市，攻克了武平、上杭，打破了福建軍閥對閩西的第一次“圍剿”，打通了閩粵贛蘇區的聯系。為閩西蘇區的鞏固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然而，正當這支隊伍要擴大戰果，乘勝前進打擊敵人的時候，新紅十二軍受到了“左”傾錯誤思想的幹擾，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肅反”擴大化，軍長賀聲洋被閩西黨組織開除黨籍，被錯劃為“階級異己分子”并列為鎮壓對象，所遺新編第12軍軍長由左權接任。
據軍長賀聲洋的老家《石門将軍》、《常德文史》和《常德日報》等書記載，1931年春，在“肅反”擴大化中，賀聲洋的确被錯劃為“階級異己分子”列入處決對象的名單，然而，由于他事先得到風聲，便在同僚的幫助下離開蘇區。也難怪後來有的書上根據這個名單，便将賀聲洋記載成“肅反”擴大化中被錯殺。
賀聲洋在同僚的幫助下離開蘇區，來到上海，改名賀靖亞，以賀佛為筆名潛心著述。1933年，到上海一家軍事雜志社任總編，随後從事翻譯寫作工作，靠稿費維持生活。曾翻譯過蘇聯元帥加侖的軍事著作和高爾基的小說《我的大學》，著有《論日俄戰争》，1938年，因感染肺結核，與世長辭，享年36歲。
《石門将軍》記載，賀聲洋離開蘇區前往上海，期間與組織一直保持聯系，他遺孀萬華松（常德人，常德女子職業學校畢業，因參加學生運動曾被捕入獄，1948年病故）生前說：在艱苦的戰争環境裡，賀聲洋感染了肺結核到上海醫治。初到上海時住在租界上，手槍放在枕頭底下，有時一夜轉移兩個地方，加以抱病通宵達旦寫作和翻譯，是以病情日益沉重，經常咳血。住進萬國紅十字醫院治療後，當時日寇逼近上海、形勢十分嚴峻的情況下，已有身孕的夫人才放心離開丈夫，帶着孩子提前撤離。
賀聲洋一邊咯血一邊夜以繼日地埋頭伏案，留下的二、三百萬言的文字，曾給故鄉親友贈送多部，石門縣人民醫院原副院長熊越群先生，就儲存過五部。
賀聲洋（1902——1938），又名沉洋，字家振，号靖亞，湖南省臨澧縣官渡橋（解放後劃入石門縣）人，祖輩務農，有地産50畝，足供家用，少年就讀于老家國小，後入公立工業專門學校。1924年由譚延闿（時任湘軍總司令）保薦報考黃埔軍校，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第二隊學習，在校期間入黨。
在黃埔軍校學習期間，據同期學員、賀聲洋的好友、國民黨進階将領鄭洞國在《我的戎馬生涯》中回憶：“其中一位中等身材、眉清目秀的青年名叫賀聲洋，也是我在石門中學讀書時的同學。”接着他寫道“在黃埔第一期同學中，對我思想影響較大的是王爾琢、黃鳌、賀聲洋三人。我們都是湖南同鄉，又曾在一起報考軍校，思想亦比較接近，故入軍校後感情格外親密，情同手足。每逢節假日，我們常常相約乘船去廣州市區遊玩……不過，更多的時候，我們是在上課、訓練的空隙，坐在黃埔島臨江的樹叢中讨論政治問題。談話的題目一般都是當時的時局和國民革命的前途等等。我們在讨論中難免經常發生一些争論，有時甚至争得面紅耳赤，但彼此都從未是以産生過任何隔閡。抗戰時期，賀聲洋夫人帶着兒女避難到重慶，鄭洞國知道後，給予昔日戰友眷屬力所能及的幫助。
黃埔軍校畢業後， 賀聲洋任第二期中尉區隊長，第四期入伍生部第一團上尉連長。參加兩次東征和北伐戰争，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連長、營副。1927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任第20軍代理參謀長。起義軍南下失敗後，被組織派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後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據地，先任紅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一分校學生總隊隊長，後任閩西紅軍新編第十二軍代理軍長。
賀聲洋命運坎坷的經曆，特别是離開蘇區去上海這一階段，自然是沒有人能證明其清白，是以，他的家人也為些蒙受了許多不白之冤，建國之後，後來經過細緻的認證，賀聲洋離開了隊伍，其實也是在為革命工作，曆史迷霧逐漸解開，随後，賀聲洋被追認革命烈士，其遺腹子被安排到石門縣文化館工作，孫女現為石門縣監察局副局長。革命先烈的後代終于過上了先輩們為之奮鬥終生的幸福生活，足以告慰先烈在天之英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