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3日，一場負責審判日本戰犯的軍事法庭在東京正式開始，而站在被告席上的前十位日本人便是被法庭重點關注的甲級戰犯“候選人”，他們中有的曾在戰時擔任過首相、陸軍大臣、大将、外相等“大官”，後來經過審判，排名前七的“戰争狂人”被判處絞刑，并于這之後不久被相繼執行，
而在這七個“人間惡魔”中，有一個軍銜、職位都不算太高的日軍中将，放眼整個日本，比他等級高的戰犯大有人在，可為何他最終卻也被判處絞刑了呢？今天咱們就來認識一下這個被絞死的戰犯中“等級最低”的人——武藤章。
1892年12月15日，武藤章出生于日本熊本縣的一個小地主家庭，早年曾就讀于陸軍士官學校，後因成績優異被選送進入陸軍大學深造。畢業後，武藤章先是被派往德國任職，後又被調回參謀本部從班長一路坐到作戰課長的位子。
在當時的日本，參謀本部的作戰課長可是一個實權，不僅擁有在決策層的發言權，更握有調兵的大權，而在這個職務之後便是作戰部長、次長和總長，總長一般都是由日本皇族成員擔任，是以武藤章看似隻是一個小課長，但不得不說，人家這個小官可是一個可以調動千軍萬馬的存在，哪怕是司令官也得乖乖服從。
七七事變爆發後，日軍參謀本部内出現了兩個聲音，唯恐天下不亂
的武藤章是所有參謀中“支援擴大”的代表，但他的“間接上級”石原莞爾卻不僅主張“不擴大”，還對首相近衛文麿提出了建議
：從速利用在中國的關系，盡早和蔣介石展開會晤，以便盡早結束此次紛争，不然一直和陸軍“不對付”的海軍一定會在上海挑事。
面對石原莞爾的“苦口婆心”，日軍大學營非但沒有理會，反而還陷入了一種“近乎瘋狂”的境地，誓要将盧溝橋事變鬧大，最好全面開戰，而在七七事變後不久，日本海軍便真的被石原莞爾言中，果真在上海挑起事端。
淞滬會戰爆發後，在石原莞爾的堅持反對下，首批增援上海的日軍隻有兩個師團，此舉無異于是徹底得罪了
以陸相
杉山元
大将為首，以及軍務軍事課長
田中新一和作戰課長武藤章這兩個身居要職的主戰派。當上海戰事愈演愈烈之際，石原莞爾不僅沒有改變自己的想法，還往往表現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态度，而反觀主戰派的武藤章，他此時正和手下人一起制定在上海的作戰計劃。一天，當他們專心研究戰事的時候，石原莞爾突然走了進來，略做沉思後便向桌上擺着的地圖伸出了手指，随後在地圖上緩緩移動，并指着其中的一個地點說道
：“進攻将于此地受阻。”說罷，他便轉身離去，隻留下一群呆若木雞的參謀，随後，武藤章反應過來，緊接着就對身邊人說道：“看吧，我就說他有病。”
後來石原莞爾被踢出參謀本部，武藤章便成了衆多參謀的“領頭羊”，而為了立功，他更是親自飛往華北方面軍駐地向寺内壽一“借兵”，以此來組建第10軍，後來這個軍在杭州灣登陸，并最終迫使數十萬國軍
全線撤退
，而這個登陸杭州灣的計劃便就是武藤章所謀劃的。上海淪陷後，日軍大學營劃定了停戰線，但武藤章卻對此十分不了解，後來在他的煽動下，參謀本部發電給了日軍大學營，要求立即對南京發起進攻，随後，進攻南京的指令就正式下達給了上海派遣軍。
南京淪陷後，武藤章
不僅和松井石根一同騎馬進城，還向日軍宣布了一個指令：可以在南京市内随意選擇宿營地。結果正是這個指令，猶如打開了野獸的牢籠，日軍紛紛沖向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看到男人就殺，看到女人就強奸，看到财物就搶奪，最終導緻舉世震驚的
南京大屠殺
慘案發生。
太平洋戰争爆發前，當日軍大學營向參謀本部尋求意見的時候，
一直是主戰派代表的武藤章卻明确表示不支援“北上蘇聯”或“南下太平洋”（可能是中國戰場的失利讓他變成了“冷靜派”），并為此事還和當初的“盟友”田中新一（主張南下）
打了一架，
結果當日本對美宣戰後，他便成了“第二個石原莞爾”。
在太平洋戰争期間，武藤章先是擔任近衛師團的師團長，後因前線需要，他和他的師團便來到了太平洋戰場上，并在此期間
犯下了多起參與屠殺的惡性事件（在蘇門答臘、馬尼拉等地都有他的身影）。
日本投降後，武藤章被認定為甲級戰犯，起初，他還在法庭上為自己
百般辯護，但随着一個日本證人的出現，他的生命便開始進入了倒計時，而這個“關鍵人證”便是昔日的同僚田中隆吉。在法庭上，武藤章被控告的罪名大多都是關于大屠殺的内容，但田中隆吉為了活命，竟選擇直接在法庭上演了一出“狗咬狗”的鬧劇，不僅“咬”出了東條英機、闆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等進階戰犯，就連武藤章也被他給安了個“參與并發動太平洋戰争”的罪名（其實他在發動太平洋戰争這點上并不積極），
要知道，美國人最恨的就是參與過此次事件的戰犯，結果毫無懸念，武藤章不僅被列為甲級戰犯，還成了“絞刑七人組”中的一員，并最終于1948年12月23日被執行處死，自此，這個頑固的日本法西斯戰犯終于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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