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3日，一场负责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始，而站在被告席上的前十位日本人便是被法庭重点关注的甲级战犯“候选人”，他们中有的曾在战时担任过首相、陆军大臣、大将、外相等“大官”，后来经过审判，排名前七的“战争狂人”被判处绞刑，并于这之后不久被相继执行，
而在这七个“人间恶魔”中，有一个军衔、职位都不算太高的日军中将，放眼整个日本，比他等级高的战犯大有人在，可为何他最终却也被判处绞刑了呢？今天咱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个被绞死的战犯中“等级最低”的人——武藤章。
1892年12月15日，武藤章出生于日本熊本县的一个小地主家庭，早年曾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后因成绩优异被选送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武藤章先是被派往德国任职，后又被调回参谋本部从班长一路坐到作战课长的位子。
在当时的日本，参谋本部的作战课长可是一个实权，不仅拥有在决策层的发言权，更握有调兵的大权，而在这个职务之后便是作战部长、次长和总长，总长一般都是由日本皇族成员担任，所以武藤章看似只是一个小课长，但不得不说，人家这个小官可是一个可以调动千军万马的存在，哪怕是司令官也得乖乖服从。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参谋本部内出现了两个声音，唯恐天下不乱
的武藤章是所有参谋中“支持扩大”的代表，但他的“间接上级”石原莞尔却不仅主张“不扩大”，还对首相近卫文麿提出了建议
：从速利用在中国的关系，尽早和蒋介石展开会晤，以便尽早结束此次纷争，不然一直和陆军“不对付”的海军一定会在上海挑事。
面对石原莞尔的“苦口婆心”，日军大本营非但没有理会，反而还陷入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境地，誓要将卢沟桥事变闹大，最好全面开战，而在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海军便真的被石原莞尔言中，果真在上海挑起事端。
淞沪会战爆发后，在石原莞尔的坚持反对下，首批增援上海的日军只有两个师团，此举无异于是彻底得罪了
以陆相
杉山元
大将为首，以及军务军事课长
田中新一和作战课长武藤章这两个身居要职的主战派。当上海战事愈演愈烈之际，石原莞尔不仅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还往往表现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而反观主战派的武藤章，他此时正和手下人一起制定在上海的作战计划。一天，当他们专心研究战事的时候，石原莞尔突然走了进来，略做沉思后便向桌上摆着的地图伸出了手指，随后在地图上缓缓移动，并指着其中的一个地点说道
：“进攻将于此地受阻。”说罢，他便转身离去，只留下一群呆若木鸡的参谋，随后，武藤章反应过来，紧接着就对身边人说道：“看吧，我就说他有病。”
后来石原莞尔被踢出参谋本部，武藤章便成了众多参谋的“领头羊”，而为了立功，他更是亲自飞往华北方面军驻地向寺内寿一“借兵”，以此来组建第10军，后来这个军在杭州湾登陆，并最终迫使数十万国军
全线撤退
，而这个登陆杭州湾的计划便就是武藤章所谋划的。上海沦陷后，日军大本营划定了停战线，但武藤章却对此十分不理解，后来在他的煽动下，参谋本部发电给了日军大本营，要求立即对南京发起进攻，随后，进攻南京的命令就正式下达给了上海派遣军。
南京沦陷后，武藤章
不仅和松井石根一同骑马进城，还向日军宣布了一个命令：可以在南京市内随意选择宿营地。结果正是这个命令，犹如打开了野兽的牢笼，日军纷纷冲向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看到男人就杀，看到女人就强奸，看到财物就抢夺，最终导致举世震惊的
南京大屠杀
惨案发生。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当日军大本营向参谋本部寻求意见的时候，
一直是主战派代表的武藤章却明确表示不支持“北上苏联”或“南下太平洋”（可能是中国战场的失利让他变成了“冷静派”），并为此事还和当初的“盟友”田中新一（主张南下）
打了一架，
结果当日本对美宣战后，他便成了“第二个石原莞尔”。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武藤章先是担任近卫师团的师团长，后因前线需要，他和他的师团便来到了太平洋战场上，并在此期间
犯下了多起参与屠杀的恶性事件（在苏门答腊、马尼拉等地都有他的身影）。
日本投降后，武藤章被认定为甲级战犯，起初，他还在法庭上为自己
百般辩护，但随着一个日本证人的出现，他的生命便开始进入了倒计时，而这个“关键人证”便是昔日的同僚田中隆吉。在法庭上，武藤章被控告的罪名大多都是关于大屠杀的内容，但田中隆吉为了活命，竟选择直接在法庭上演了一出“狗咬狗”的闹剧，不仅“咬”出了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高级战犯，就连武藤章也被他给安了个“参与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名（其实他在发动太平洋战争这点上并不积极），
要知道，美国人最恨的就是参与过此次事件的战犯，结果毫无悬念，武藤章不仅被列为甲级战犯，还成了“绞刑七人组”中的一员，并最终于1948年12月23日被执行处死，自此，这个顽固的日本法西斯战犯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全文完
原创不易，照搬必维权，如果我的文章打动了您，还烦请您帮忙点个赞或者关注，本人在此先行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