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军史上，有一支比较特殊的队伍，那就是闽西新红十二军，当时根据中央的指示，将福建闽西地区的红二十军和红二十一军合编而成，叫做新红十二军，任命贺声洋为代理军长，全军共3100余人，枪1600余支，担负着巩固和扩大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任务。
新红十二军成立后，贺声洋军长率领这支队伍集结于龙岩，进行严格的政治和军事训练，集训结束后，向漳平永福一带发起进攻，消灭了当地的反动民团，建立起新的根据地，使苏区进一步扩大，接着迅速回师长汀、连城，转战于龙岩、永定、上杭、南靖、平和以及广东大埔等地，有力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围剿。
随后，在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新红十二军在东江红军的配合下，主动出击上杭县古蛟地区，消灭大池、小池之国民党军，一举收复永定坎市，攻克了武平、上杭，打破了福建军阀对闽西的第一次“围剿”，打通了闽粤赣苏区的联系。为闽西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正当这支队伍要扩大战果，乘胜前进打击敌人的时候，新红十二军受到了“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肃反”扩大化，军长贺声洋被闽西党组织开除党籍，被错划为“阶级异己分子”并列为镇压对象，所遗新编第12军军长由左权接任。
据军长贺声洋的老家《石门将军》、《常德文史》和《常德日报》等书记载，1931年春，在“肃反”扩大化中，贺声洋的确被错划为“阶级异己分子”列入处决对象的名单，然而，由于他事先得到风声，便在同事的帮助下离开苏区。也难怪后来有的书上根据这个名单，便将贺声洋记载成“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
贺声洋在同事的帮助下离开苏区，来到上海，改名贺靖亚，以贺佛为笔名潜心著述。1933年，到上海一家军事杂志社任总编，随后从事翻译写作工作，靠稿费维持生活。曾翻译过苏联元帅加仑的军事著作和高尔基的小说《我的大学》，著有《论日俄战争》，1938年，因感染肺结核，与世长辞，享年36岁。
《石门将军》记载，贺声洋离开苏区前往上海，期间与组织一直保持联系，他遗孀万华松（常德人，常德女子职业学校毕业，因参加学生运动曾被捕入狱，1948年病故）生前说：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贺声洋感染了肺结核到上海医治。初到上海时住在租界上，手枪放在枕头底下，有时一夜转移两个地方，加以抱病通宵达旦写作和翻译，所以病情日益沉重，经常咳血。住进万国红十字医院治疗后，当时日寇逼近上海、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已有身孕的夫人才放心离开丈夫，带着孩子提前撤离。
贺声洋一边咯血一边夜以继日地埋头伏案，留下的二、三百万言的文字，曾给故乡亲友赠送多部，石门县人民医院原副院长熊越群先生，就保存过五部。
贺声洋（1902——1938），又名沉洋，字家振，号靖亚，湖南省临澧县官渡桥（解放后划入石门县）人，祖辈务农，有地产50亩，足供家用，少年就读于老家小学，后入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24年由谭延闿（时任湘军总司令）保荐报考黄埔军校，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二队学习，在校期间入党。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据同期学员、贺声洋的好友、国民党高级将领郑洞国在《我的戎马生涯》中回忆：“其中一位中等身材、眉清目秀的青年名叫贺声洋，也是我在石门中学读书时的同学。”接着他写道“在黄埔第一期同学中，对我思想影响较大的是王尔琢、黄鳌、贺声洋三人。我们都是湖南同乡，又曾在一起报考军校，思想亦比较接近，故入军校后感情格外亲密，情同手足。每逢节假日，我们常常相约乘船去广州市区游玩……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上课、训练的空隙，坐在黄埔岛临江的树丛中讨论政治问题。谈话的题目一般都是当时的时局和国民革命的前途等等。我们在讨论中难免经常发生一些争论，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彼此都从未因此产生过任何隔阂。抗战时期，贺声洋夫人带着儿女避难到重庆，郑洞国知道后，给予昔日战友眷属力所能及的帮助。
黄埔军校毕业后， 贺声洋任第二期中尉区队长，第四期入伍生部第一团上尉连长。参加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连长、营副。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第20军代理参谋长。起义军南下失败后，被组织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据地，先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学生总队队长，后任闽西红军新编第十二军代理军长。
贺声洋命运坎坷的经历，特别是离开苏区去上海这一阶段，自然是没有人能证明其清白，因此，他的家人也为些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建国之后，后来经过细致的认证，贺声洋离开了队伍，其实也是在为革命工作，历史迷雾逐步解开，随后，贺声洋被追认革命烈士，其遗腹子被安排到石门县文化馆工作，孙女现为石门县监察局副局长。革命先烈的后代终于过上了先辈们为之奋斗终生的幸福生活，足以告慰先烈在天之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