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俊川︱用實證澄清中國印刷史上的誤解與誤讀

《中國印刷史新論》，艾俊川著，中華書局2022年1月出版，343頁，66元

中國是印刷術的故鄉，也是印刷史的故鄉。宋人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畢昇發明活字印刷的情況，起首即說：“闆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為闆本。”二十多個字的論述雖然簡短，卻包含了沈括對雕版印刷起源、應用和流行曆史的觀察與判斷。加上對畢昇發明的膠泥活字版的詳細說明，《夢溪筆談》裡的這段記載，可謂是中國印刷史研究的濫觞。

像沈括這樣對印刷史抱有興趣的著作者，後世代有其人，他們會随筆記錄與印刷相關的所見所聞，但古代中國一直未能産生一部全面系統研究印刷史的論著。直到清末民初，葉德輝撰成《書林清話》，孫毓修撰成《中國雕版源流考》，始大量輯錄曆代印刷史史料并有所論斷，為後來的印刷史研究奠定了基礎，其時中國傳統印刷術正在退出曆史舞台。

在随後的一百多年裡，中國印刷史研究不斷深入，成果蔚為大觀，出現了一批代表性著作。經過幾代學者的持續努力，雕版印刷發明之後、西方技術傳入之前，包括印刷技術、印刷行為和印刷文化在内的中國印刷出版曆程被充分揭示，中國首先發明印刷術的事實也廣為人知。印刷史已成為中國史和科技史的重要篇章。

目前中國印刷史在學科建設、史料發掘、方法運用等各方面均大有建樹，但毋庸諱言，與任何學科一樣，印刷史研究也有不足之處。比較顯豁的是，一些重要問題未得到解決，如雕版印刷的起源年代、某些活字版的材質和制作方法等，都存在争議，尚無定論。相對隐晦的是，若幹已有的“定論”存在疑點，令人難以遽信。如一些重要概念未得到科學界定，一些具有“特殊性”的印刷品未經嚴謹鑒定，此前結論難避望文生義之嫌，影響到人們對中國印刷史的準确認知。

這些問題，客觀上是研究材料不足造成的，但在對待已有材料時，未能堅持以實物材料為主要研究對象，而是過于依賴文字材料；在利用文字材料時，又未能對古人所言所記的真實性和真正含義進行考實，以至于落入語言陷阱，誤導了研究結果，也是重要原因。

印刷史是一門技術史，研究技術和工藝的興廢變革，與單純的文史研究比起來，其研究對象和論證依據更加豐富，既有實物，又有文獻。實物包括印刷工具和印成品，文獻則包括對技術、工藝的說明和一般記載。但印刷術又是在生活中産生、使用的技術，人們對身邊事物往往視而不見，對相關史料無心留存。從技術資料看，除了晚近的雕版和木活字，早期印刷工具基本失傳，技術、工藝說明存世無多；從文獻資料看，多數時候未留下詳細、可靠的記載，今天的研究隻能根據古人的隻言片語來分析推斷。

這就引出另一個問題。古今語言雖有延續，語義卻在不斷變化，再加上文言浮誇不實、含義模糊，令人不能準确了解，容易形成誤讀和誤解。這可分為幾種情況：一是某些詞語的含義古今不同，今人失察導緻誤讀；二是古人作文喜用典故，或使用習慣語言來形容新生事物，用詞不準确導緻誤解；三是語出多歧，對同一事物有不同記載，令人難以抉擇。

在中國印刷史研究中，重要而紛纭的争議集中在兩個領域，即雕版印刷的起源和活字印刷的工藝，而在這兩個領域，都存在因對古漢語了解不同而導緻的觀點分歧，存在很多誤讀和誤解。

誤讀非僅發生在當代。關于雕版印刷的起源年代，在古代即有多種說法，其根據都是古書中某個看似描述“印刷”的詞語。如清人鄭機以《後漢書·黨锢列傳》中“刊章捕儉”一語為證，提出雕版印刷起源于東漢；明人陸深、胡應麟等以隋大業十三年（617）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撰”為證，提出雕版印刷起源于隋代。這些立論根據，經過學界反複辨析，均确定為誤讀。

誤解也不局限于中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根據唐初僧人法藏《華嚴五教章》裡的“如世間印法，讀文則句義前後，印之則同時顯現”，以及《華嚴探玄記》裡的“如印文，讀時前後，印紙同時”的說法，認為像這樣帶有“印法”“印文”和“印紙”等詞語的譬喻都是在指雕版印刷，于是提出雕版印刷起源于初唐。他的觀點受到東西方很多學者贊同，幾乎成為定論。而實際上，這更可能是法藏作為華嚴宗三祖，在解經時襲用了《華嚴經》中的印章典故。

與活字印刷特别是金屬活字印刷技術有關的研究領域，同樣充斥着由古人含混記載帶來的事實不清和觀點沖突。如明代弘治、正德間，我國已使用金屬活字排印書籍，但活字的材質在當時就有“銅”“錫”以及“銅鉛”等數種記載；清内府使用銅活字版印刷《古今圖書內建》，對活字的制作方法，清人也有雕刻和鑄造兩種說法。語出多歧造成認知真相的困難。

也有文獻記載看似“明确”，而與實際情況相悖。如清人林春祺制作銅活字印書，屢稱“镌刊”“刻有楷書銅字”等，從文字上看，其銅字系雕刻而成擁有“鐵證”，實際上他的活字每個字的字形高度一緻，是用模具翻鑄的。“镌”“刻”雲雲，隻是林春祺沿用的當時出版印刷業的習語，并非對技術的實際說明。

再如中國印刷史上有一個重要而複雜的概念“銅版”，分析起來至少有五重含義：一是整體鑄造的銅質印版，如鈔版；二是出版業的一個廣告詞，表示其出版的書是沒有錯誤的“定本”，義同“監本”；三是銅活字版；四是其他金屬活字版；五是包括木活字版在内的活字版泛稱。此外，在明清大衆語言中，“銅版”還表示“确定”“不可更改”之義。過去的研究未對“銅版”詞義進行仔細分析，隻是籠統地認為它們是用銅材制成的印版，并将“銅版”記載作為鑒定銅活字印本的主要依據，造成很多錯誤。

上列都是有“白紙黑字”的記載卻難以作為憑據的事例。可以說，中國印刷史研究中的重要争論，很多是由語言問題引發的，足見語言陷阱真實存在，而要跨越這個陷阱，必須以實證為橋梁。

印刷術是一種實用技術，研究曆史上的印刷問題，最好的實證資料是各種實物，如印刷工具、印成品，其次是技術文獻。前面說過，中國印刷史研究存在工具缺失、文獻記載不足的困難，但也有一個巨大優勢，就是擁有巨量書籍等印刷品。它們是印刷技術的直接産物，其墨痕印迹儲存了工具、工藝的各種細節，足以在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

在中國古籍版本鑒定傳統中，較早已出現了通過觀察版面文字圖像來判斷版本類型、版本年代的方法，俗稱“觀風望氣”之法。前賢觀望的“風氣”，主要是不同時代的不同印刷技術映印在紙上的工藝特征。據此可以做到如下區分：

區分技術。雕版和活字版、套印版各自擁有自己的制版刷印工藝和技術特征，這些特征通過墨痕印在紙上。人們分析痕迹，可以知道印刷時使用了何種技術。

區分年代。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書法字型、版面設計，具有不同的特征，人們可以根據古書字型和版式，來判斷其書版制作于何時、何地。

區分版次。由于手寫的版樣和印成文字的版樣，在雕刻後文字形态會有細微差别，人們可以據此判斷其版為原刻還是翻刻。

傳統版本學對版面特征的觀察、分析、判斷主要集中在這幾方面。由于中國的印版大多數為木質雕版，現存古籍大部分為刻本，這種“觀風望氣”的研究方法主要應用于雕版印本，對技術更為複雜多樣的活字版印本則應用不足，将活字版印本的版面墨痕與制版工藝互相對應的工作未能全面展開，影響了對一些重要問題的研究。

如金屬活字和泥質活字是活字印刷的兩個重要分支，但在印刷史研究中，它們一直是聚訟紛纭的所在。在金屬活字印刷方面，從金屬活字本的認定，到活字的材質、制作方法、排印工藝等，都存在很多争議和問題。在泥質活字印刷方面也是這樣。具體來說，如明代是否存在銅活字印刷，明代早期金屬活字材質是銅還是錫，明清金屬活字制作是刻還是鑄，清代“吹藜閣同版”和“仿宋膠泥版印法”二語的真實意義是什麼，泰山磁版是怎樣制成的等問題，都是中國印刷史上的重要問題，此前的研究沒能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究其原因，就是研究的對象未放在書籍實物上，或者對實物的印刷工藝特征把握得不夠準确，以至于不能将印刷品這一大類實物證據運用到研究中去。這或可稱為研究視野的盲區，它的存在，導緻老問題未能解決而新問題又不時出現，也是印刷史研究方法需要完善的突出表現。

實際上，由于活字版技術複雜，其版面顯示出比雕版更豐富的工藝特征，準确觀察、分析版面印痕，可以為解決印刷史研究中的各種疑難問題提供符合技術邏輯而能夠複驗的客觀證據。

在材質方面，由于金屬和泥土都是可塑材料，并且難以高品質雕刻，是以古人多使用模具來鑄造金屬活字、塑制泥質活字，基本方法是用一個模子翻鑄、翻塑出大量活字，同一版中同一個字的字形高度一緻。是以我們可以根據書中文字字形一緻的特征，來區分出這些同模制造的金屬活字和泥質活字。

也有的金屬活字，是以整套木活字為模具整體翻砂鑄造的，即便同一個文字，也是使用多個模子鑄字，是以在字形上并不一緻，這與逐字雕刻的木活字特征相似。但金屬活字在鑄造時，會産生氣孔、流銅等瑕疵，刷印時會在紙上留下相應墨痕，而木活字印本沒有這種痕迹，這就可以區分木活字和整體翻鑄的金屬活字。

還有的金屬活字，使用的是易于雕刻的鉛、錫等軟質金屬材料，是以也可使用刀鑿雕刻。因為金屬與木頭物性不同，在刻字時的雕刻方法不同，最後刻成活字的筆畫形态也不同，根據各自的墨痕印迹，可以差別雕刻的金屬活字和木活字。

印版是通過制版工藝漸次形成的，是立體的、分層次的，而印刷品是平面的，紙上印迹一次形成。但這個簡單的平面圖形也可以反映出印版複雜的形态和層次。

雕版可以長久儲存，不斷修補，具有時間層次。雕版的每次挖改、修補，都會留下不同于原版的痕迹。根據紙上的相應印痕，我們可以通過分析印次，研究雕版的改動、流傳、使用等情況。

活字版印後即拆版，在時間上難分前後，但它是由多種高低不等的零部件拼合而成的，擁有空間層面。觀察、分析活字版印本墨痕，至少可以得到版的三個層面的資訊：一是版面，即版的最外層平面，也是印刷所用的面，可供研究字型、版式、材質、制字方法等活字版的主要問題；二是字底，即活字剔除筆畫外餘料後形成的底面，其印痕可供研究活字的截面形狀和規格；三是版底，即活字組成版後，沒有字的空白處顯露出的版内部最低處的面，通過其印痕，可以研究是否使用了字丁、頂木等部件，還原排版、固版工藝。後兩個層面，并不必然被觀察到，隻有在刷印出現瑕疵、紙張不慎沾染到版面以下的墨汁時才會出現。

總之，研究中國印刷史，在古代印刷工具缺失的情況下，要從印刷品實物和文獻記載兩方面入手。一是應認真觀察印刷品版面，記錄各種墨痕印迹，分析形成這些痕迹的技術原因，确定不同印刷技術的版面特征，反推印刷工具和工藝。二是要用版面特征與文獻記載對照，檢驗記載的準确性，若二者不能契合，應首先采用版面證據說明問題。三是對與實物技術特征不符或沒有實物可以對照的文獻記載，要進行語言考辨，确定詞語的真實含義。

王國維倡導的曆史研究“二重證據法”，早已深入人心。在古器物研究中，有學者提倡“三重證據法”，即從文獻記載、目力觀察和科學檢測三方面入手尋找證據。印刷史研究的實物對象，本質上也是古器物，自應采用上述“三重證據法”。印刷又是與社會、文化和商業結合得十分緊密的技術，古人記錄印刷事物更偏重于使用日常詞語而非專業術語，因而必須辨明考實其準确含義。如此看來，研究印刷史的方法，除了文獻引述、版面鑒定、科學檢測以外，還應加上通過語言學進行的詞義考辨。這樣，由多種方法得到的多重證據，可以架起實證之橋，引導我們跨越語言陷阱和視野盲區，接近和還原曆史真相。

本書彙集的三十餘篇文章，就是筆者嘗試運用上述方法研究中國印刷史、追尋真相的結果，内容涵蓋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近代印刷和出版文化等多個方面，涉及印刷史上一些重要概念和疑難問題，如“印紙”與印刷的關系及雕版印刷起源年代，金屬活字的材質與制作、排版工藝，一些特殊材質印版如“磁版”“泥活字版”“蠟版”“錫版”的鑒定與辨訛，中西印刷技術的競争與交替，近代出版制度的探索與建立，等等。這些問題，有的以往在學界進行過激烈讨論，有的已形成“定論”，還有的一直未被發現或關注，本書對它們都做做了基于實證的新研究，得出一些與過去不同的新結論，這也是本書取名為《中國印刷史新論》的原因。當然，書中對各項問題的探讨和結論能否成立，“新論”是否名副其實，尚須讀者諸君批評與檢驗。

（本文為《中國印刷史新論》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