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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轼告訴你,為什麼好朋友會漸漸走散

蘇轼告訴你,為什麼好朋友會漸漸走散

作者:洞見·一默

感恩遇見,不負不欠。

在宋朝的文人中,蘇轼大概是朋友圈最大,結交朋友最多的人。

他說: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

從皇帝百官,到販夫走卒,他都一視同仁,傾心待之。

五湖四海,各行各業,都有他待之為友,和待他為友的人。

但是“相遇在風中,聚散不由你我。”

很多至交好友,随着人世變遷,一點點在他的生命中隐形,終至消失。

有的甚至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來。

曾經以為的天長地久,終究難敵歲月消磨。

人生總無常,無論是誰,都隻能陪你一程。

01

際遇不同,不必相伴。

魯迅曾寫過一篇小說《故鄉》,記錄自己小時候的玩伴閏土。

兩個人年紀相仿,閏土管他叫“迅哥兒”,帶他雪地捕鳥、海邊拾貝、看跳魚兒。

三十年後,再次重逢。魯迅本以為可以重溫舊日美好,可閏土卻張口叫了一句“老爺”。

一層厚厚的障壁隔在兩人之間,再也找不回當年的友誼。

歲月在變遷,我們都在變化。

曾經的朋友,曾經的友情,也會一點點模糊掉。

曾經的“拖家帶口來相見”,慢慢就變成“漸行漸遠漸無書”。

蘇轼和沈括也是這樣。

兩人本來是翰林院的同僚,平時一起上班,談論詩文,在青年時期有着很不錯的感情。

可是後來蘇轼外放地方,沈括在京城跟随王安石變法。

兩人的生活軌迹南轅北轍。

沈括在京城,深受王安石器重,每天想的是如何把新法落實,富國強兵。

蘇轼在地方目睹民生艱難,到處講新法的弊端。

沈括去杭州巡查,看望蘇轼。

蘇轼熱情地接待了這位昔年好友,與他無話不說,無話不談,自己諷刺新法的詩,也都拿給他看。

可他不知道的是,沈括現在已經不再是當年的沈括了。

沈括是新法的先鋒,是王安石面前的紅人,也是蘇轼自己口中的禍國者。

身份已然對立,好友變成了敵人。

回京之後,沈括摘出蘇轼詩文中諷刺新法的句子,上告朝廷。

這為後來的“烏台詩案”埋下伏筆。

蘇轼遭遇人生第一次“滑鐵盧”,幾乎丢掉性命。

而沈括這位大科學家,也留下了一生的污點。

後來新黨倒台,蘇轼路過潤州,沈括心中有愧,親自接待,以延州石墨相贈。

蘇轼禮貌地寫了一篇《書沈存中石墨》,誇贊沈括的功績。

字裡行間客氣異常,早已沒了當年的親密。

人是一種環境動物。

不同的經曆,不同的境遇,塑造着不同的人。

當我們在時間線上分開,彼此踏上不同的旅程。

不同的際遇镂刻着不同的人生。

無論我們如何不願承認,很多時候,這一刻,就是友情的終點。

蘇轼告訴你,為什麼好朋友會漸漸走散

02

三觀不同,不必相融。

我們總說三觀不同。到底何謂三觀不同?

知乎上有個高贊回答:

你敬畏天理,他崇拜權威,這是世界觀不同。

你站在良知一邊,他站在赢者一邊,這是價值觀不同。

你努力是為理想的生活,他努力是為做人上人 ,這是人生觀不同。

夏蟲不可語冰,三觀不同的人,連吵架都吵不明白,更何況是做朋友呢?

《世說新語》裡有這樣一個故事:

管甯和華歆同在園中鋤草。

看到地上的金子,華歆高興地去撿,管甯不為所動,繼續除草。

兩人坐在同一張席子上讀書,有大官穿着禮服從門前走過,管甯還像原來一樣讀書,華歆卻放下書出去看熱鬧。

管甯割斷席子和華歆分開坐,說:“你不是我的朋友了。”

這就是“管甯割席”的由來。

志同為朋,道合為友,三觀契合的人,才能成為朋友。

一旦三觀産生差異,再也無法相融。

蘇轼和章惇在青年時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兩個人一起遊山玩水,吟詩作對。

章惇曾經拍着肚子問蘇轼,自己這肚子裡裝的是什麼。

蘇轼說:“都是謀反的事。”

言笑無忌,其樂融融。

然而時移勢遷,兩個曾經的知己,終究因為三觀不合分道揚镳。

在蘇轼眼裡,新黨舊黨都有可取之處,政見不同是君子之争,不涉私交。

而且他生性淡泊,對官位也沒有那麼大的熱心。

章惇不然,為了權位,玩弄權術,拉幫結派,互相攻讦,朝廷被弄得烏煙瘴氣。

蘇轼無法接受,與弟弟蘇轍一起把章惇逐出朝堂。

後來舊黨倒台,章惇得勢,登上宰相寶座,第一件事就是找蘇轼尋仇。

一次次貶谪,從英州到惠州,再到儋州,成心要把這位老友趕盡殺絕。

幾十年的友誼,就這樣煙消雲散。

古人說,海記憶體知己,天涯若比鄰。

如果彼此之間互相了解,三觀契合,哪怕是相隔千裡,也不會有那麼大疏離感。

真正的距離從來都不是實體距離,而是人與人之間的三觀與心性。

飛鳥與魚不同路,從此山水不相逢。

當三觀不同,也意味着我們終将走向一條不同的路,匆匆歲月,各奔前程。

蘇轼告訴你,為什麼好朋友會漸漸走散

03

量交之友,不必請進生命。

劉峻在《廣絕交論》中說:“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

一個人在和你交朋友之前,仔細考量過權勢利益,這就是量交。

你有利用價值時候,他是你最親密的夥伴。

一旦失去價值,你就是他交易的籌碼。

張璪與蘇轼是同年進士,入仕之後又都在鳳翔任職。

張璪知道蘇轼深受歐陽修器重,年紀輕輕揚名京城,人脈很廣,将來肯定是自己為官的一大助力。

于是刻意結交蘇轼。

蘇轼為人耿直,官場上、生活上都不太明白,張璪對他多加照顧。

蘇轼與陳希亮不和,張璪居中幫他化解沖突。

張璪傳回汴京時,蘇轼認認真真寫了一篇《稼說》送給他,表達對這位摯友的祝福。

張璪回京之後,借着新法的東風,左右逢源,很快成為大宋最有權勢的官僚。

元豐二年,蘇東坡反對新法的呼聲越來越高,阻礙了他的仕途,威脅到了他的官位。

他燒掉了《稼說》,并親手設計了“烏台詩案”,一心葬送掉這位昔日好友的性命。

王安禮勸皇帝寬恕蘇轼,張璪當着面把王安禮罵了個狗血淋頭,生怕蘇轼不死。

古人說:“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以勢相交,勢去則傾。”

朋友之間最重要的是感情而非利益。

那些一開始就奔着利益來交友的人,一旦利益出現沖突,很多時候就是友誼的終結。

蘇轼還有個同僚叫趙君錫。

蘇轼剛入政壇,高太後對蘇轼恩禮有加。

趙君錫覺得蘇轼将來一定平步青雲,于是到處誇贊蘇轼,很快成了蘇轼的好友。

他自己也順勢高升。

幾年之後,風向有變,蘇轼成了新黨的眼中釘,他迅速改換門庭,為新黨提供攻擊蘇轼的材料。

蘇轼信任他,托他辦事,他轉身就把蘇轼賣了。

後來更是親自上陣,攻擊蘇轼,以此換取自己的前程。

曾國藩說:與好利者共事則已必受累。

和喜歡利益的人交朋友,一定會被牽累。

他們眼裡隻有利益,沒有朋友。

賈樟柯在《山河故人》裡寫道:

“有些人隻能陪你走一段路,遲要早要分開的。過了這段路,你會遇見新的人,和新的生活。”

不是所有友情都能天長地久。

人來人往,人聚人散,皆是緣分使然。

人這一輩子,一半是回憶,一半是繼續。

如果注定要走散,不如心懷感恩,不負不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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