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轼是如何渡海的

渡海帖 蘇轼/書

蘇轼的手劄百讀不厭，《渡海帖》尤甚。“轼将渡海”“夢得秘校閣下”，兩行沉甸甸的字，就像兩個難解的謎語，結成兩個奇形怪狀的謎團，吸引着我，誘惑着我。

“轼将渡海”，是文學的誇張修辭嗎？如果不是，他為什麼渡海，何時渡海，是真的渡海，還是假的渡海？一千年前的海，給人的感覺會比今天洶湧，也會比今天驚駭。蘇轼，不怕嗎？

反複閱讀《渡海帖》，知道了蘇轼渡海的經過。這通手劄是1100年6月13日，蘇轼即将離開海南時寫給夢得秘校的。夢得秘校，就是趙夢得，是蘇轼1097年在海南澄邁結交的朋友，那一年蘇轼60歲了，自惠州貶至海南儋州。蘇轼屢屢被貶，隻是往昔的貶谪之路有土可依，盡管路遙坑深，走在上面，心要踏實許多。往儋州，隻能渡海，此前，蘇轼沒有渡海的經曆，還曆之年渡海，是一次什麼樣的挑戰，不言自明。

寫完《渡海帖》的蘇轼，将要第二次渡海。有意思的是，他在海南澄邁登岸，結識了趙夢得，離開海南，在與趙夢得相識的地方留下了深情款款的《渡海帖》。我無數次凝望《渡海帖》，讀文看字，心曠神怡，于是浮想聯翩，蘇轼是如何渡海的。一次是60歲渡海，一次是63歲渡海，兩次渡海，給他留下了什麼樣的人生感受。

蘇轼晚境堪憂，随時可能被貶到任何地方。59歲，被貶惠州，剛剛落定，又貶至儋州。作為朝廷命官，他别無選擇，隻能聽憑命運的擺布。1097年4月19日，蘇轼離開惠州，第一站到廣州，又從廣州乘船到了梧州，然後再向南行，來到雷州半島。在雷州，他見到了貶至雷州的蘇轍。兄弟相見，百感交集，對世事多有憂慮。蘇轍與兄長蘇轼手足情深，他陪哥哥來到雷州徐聞遞角場，準備渡海。如今已經被海堤圍攏起來、種植着紅樹林的徐聞遞角場，在北宋年間是有名的交通要塞。南宋周去非在《嶺外代答·邊帥門》中講道：“漢武帝斬南越，遣使自徐聞渡海略地，置珠崖、儋耳二郡。今雷州徐聞縣遞角場，直對瓊管，一帆濟海，半日可到，即其所由之道也。元帝時以海道閉絕，棄之。梁複置崖州。”南宋人趙汝适在《諸蕃志》也有相同的記載：“徐聞有遞角場，與瓊對峙，相去約三百六十餘裡，順風半日可濟。”

“一帆濟海，半日可到”，周去非說得輕松；趙汝适更是輕描淡寫，“相去約三百六十餘裡，順風半日可濟”。然而，三百六十餘裡的海上航行，怎麼會一帆風順呢。面對“半日可到”的航程，蘇轼憂心忡忡。從惠州到廣州，見到了從刑部尚書任上彈劾下來、時任廣州太守的王敏仲，離開廣州之前，他在與王敏仲手劄中悲涼地寫道：“某垂老投荒，無複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海外，庶幾延陵季子赢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去海南儋州，蘇轼沒有打算活着回來。

徐聞縣，由廣東省湛江市管轄，已經是一座現代化的小城市了。宋代，徐聞鹽業發達，經濟繁榮，自然需要一個往來便捷的遞角場，徐聞遞角場就成了中國南部重要的交通要塞，許許多多的鹽産品從這裡走向全國、走向世界。徐聞與海南島隔海相望，也是去往海南島的必經之地。蘇轼到達徐聞，蘇轍為伴，兄弟之間依然會臧否時局，想當年，兩兄弟在開封科考，成績突出，宋仁宗看到他們所寫的策論，頗為自豪地說：“朕為子孫得兩宰相矣。”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兄弟暮年，一個貶谪儋州，另一個貶谪雷州。蘇轼與蘇轍的滿腹箴言，不知對誰言說，他們隻能在寂寥的海邊灑淚哀歎，等待分别之日的到來。1097年6月11日，蘇轼與蘇轍在徐聞遞角場辭别，他在兒子蘇過的攙扶下，登上了一條客船。在徐聞，時光難挨，那段複雜的情感經曆，蘇轼在他的《和陶〈止酒〉并引》一詩裡記載下來了——

“丁醜歲，予谪海南，子由亦貶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餘時病痔呻吟，子由亦終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餘止酒。乃和原韻，因以贈别，庶幾真止矣。

時來與物逝，路窮非我止。與子各意行，同落百蠻裡。蕭然兩别駕，各攜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間，一月同卧起。茫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勸我師淵明，力薄且為已。微疴坐杯酌，止酒則瘳矣。望道雖未濟，隐約見津涘。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

讀了這首詩，仿佛一千年前的一幅生活場景浮現在眼前，濕熱的海風吹着，四野漆黑一片，蘇轼、蘇轍夜不能寐，而天亮時分又是兄弟分别的時刻，他們心如刀割，嘗盡了人生的凄苦。

蘇轼搭乘的客船駛離了徐聞遞角場，向對岸駛去。這一段生活，蘇轼刻骨銘心，寫下了許多情深義重的詩文。一篇篇、一首首讀下去，想象蘇轼在海上的航程，不斷地自問，他搭乘什麼樣的客船，能夠“一帆濟海，半日可到”。

應該說，宋朝的海上交通有了一條清晰的線路，貿易需要，造船業和航海業得以發展，造船、航海技術也有了大幅度提升。自宋朝開始，中國海船異軍突起，頻繁穿梭在中國到印度的航線上。中國的海船寬大、穩定，裝置優良，指南針的應用，保證了航船的安全，是以得到外國商人的青睐。蘇轼辭世20餘年後，宋徽宗派遣徐兢出使高麗，宋徽宗指令明州招寶山船場建造“循流安逸通濟神舟”“鼎新利涉懷遠康濟神舟”，每艘船艙分為三層，水手180人。徐兢與一班人馬乘“神舟”到達高麗，引起高麗朝野震驚。在船上，徐兢有了切身的體驗，他把自己看到的情景記錄下來：“洋中不可住，惟觀星鬥前邁。若晦瞑，則用指浮針以揆南北。”也就是說，船員夜觀星象，白天觀太陽，陰天依靠指南針指引航行的方向。宋朝造船業和航海技術，由此可見一斑。

蘇轼是被朝廷貶谪的“五品瓊州别駕”，是個虛職，自然無資格乘“神舟”出行。不過，從北宋的造船技術與工藝水準來看，在大宋海上航行的船隻還是有一些名堂的。也就是說，蘇轼渡海，會有航海裝置與航行技術保障。但畢竟是第一次渡海，内心肯定焦慮，望海而歎。這種感覺，既來自大自然不可預知的神秘，更多的是來自政治上的淫雨腥風。遠在開封的政敵欲置蘇轼于死地，他們不顧蘇轼年邁體衰，決然把他貶谪海島，蘇轼當然懂。

我們不知道蘇轼乘什麼樣的船渡海，與他同行的親友除了蘇邁還有誰？他在船上的生活怎麼樣？讀蘇轼的《伏波将軍廟碑》，看到了一點蛛絲馬迹。這篇碑記是他在儋州所寫，其中一段陳述了渡海的所見所感：“自徐聞渡海，适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發耳。舣舟将濟，眩栗喪魄。”蘇轼渡海，有可能“一帆濟海，半日可到”，但是，在大海上漂泊，他眼中的桅杆與風帆，一定是奇形怪狀的，是以才有“舣舟将濟，眩栗喪魄”之歎。的确，蘇轼深陷精神困境，他到儋州後給宋哲宗寫的《到昌化軍謝表》有所表露：“……并鬼門而東骛，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臣轼（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發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裡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而臣孤老無托，瘴疠交攻。子孫恸哭于江邊，已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甯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雲。臣無任。”蘇轼的貶谪之路可謂波谲雲詭。

蘇轼一行是在1097年6月11日夜抵達海南島澄邁縣的，在通潮驿住一晚，便去瓊州府城報到，履行相關手續，又回到澄邁，住在趙夢得宅院。從此，與趙夢得結下深厚友誼。蘇轼在儋州期間，趙夢得曾往開封、成都、許州等地，去看望蘇轼的家人，帶去蘇轼的問候。對于趙夢得的真情，蘇轼記在心裡了。他書“趙”字榜書贈送，又為澄邁趙家大院的一個亭子題寫了“清斯”，另一個亭子題寫了“舞琴”。同時，還将自己書錄陶淵明、杜甫詩的書法和自己的詩稿相送。蘇轼在儋州的生活日趨穩定，心情開朗起來，他與趙夢得手劄，邀請他一同飲茶：“舊藏龍焙，請來共嘗，蓋飲非其人茶有語，閉門獨啜心有愧。”趙夢得在蘇轼心中的分量，于此可以掂量出來。

正如蘇轼自己所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裡以獨來”，他經曆過無數風雨，他在荒涼的海島克服内心的焦慮，抗争悲慘的命運，努力打開心扉，讓光芒照射進來，他對未來還有憧憬。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底，宋徽宗下诏書，蘇轼以瓊州别駕的官職移廉州安置，他長長喘了一口氣。這一年宋哲宗駕崩，趙佶繼位，是為徽宗。宰相，也就是蘇轼政敵章惇大權旁落。接到诏書，蘇轼整理行囊，六月十日離開儋州，在澄邁落腳。來時澄邁，去時澄邁，蘇轼神傷，看到澄邁的一景一物，尤其是剛到海南所住過的通潮驿，給了他無盡的想象，遂吟誦《澄邁驿通潮閣二首》，其一：“倦客愁聞歸路遙，眼明飛閣俯長橋。貪看白鹭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晚潮。”其二：“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沒處，青山一發是中原。”

即将離開海南島，與友人一一辭别。他當然想與老友趙夢得見上一面，約定下一次的見面時間，可惜，趙夢得不在澄邁，他提筆給他寫了一通手劄：“轼将渡海，宿澄邁，承令子見訪，知從者未歸。又雲，恐已到桂府。若果爾，庶幾得于海康相遇；不爾，則未知後會之期也。區區無他禱，惟晚景宜倍萬自愛耳。匆匆留此紙令子處，更不重封，不罪不罪。轼頓首，夢得秘校閣下。六月十三日。”

“轼将渡海”，此劄被稱為《渡海帖》，語言素樸、沉郁，字迹“囊括萬殊，裁成一相”，是中國書法史一道耀眼的光芒。寫完這通手劄後的第七天，蘇轼再一次渡海，他從澄邁上船，在徐聞遞角場登陸，結束了平生最後一次貶谪。徐聞遞角場，也是蘇轼刻骨銘心的地方，剛剛下船，他就來了詩性，于是我們讀到了他的七律《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參橫鬥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兩次渡海，增添了新的人生體驗。對于文人來講，這是磨難，也是成長，但，更多的還是磨難。蘇轼到廉州，依慣例，給宋徽宗寫了《移廉州謝上表》，不久，繼續北返，1101年5月至常州，在這裡僅僅生活了48天就離開了人世。他的在天之靈會聽到海鷗的鳴叫，海浪的咆哮。

（作者：張瑞田）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