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紉蘭比丈夫李大钊大了六歲，頻繁的生育也加速了她的衰老，是以，搬到北京前蘇聯大使館避難這年，她雖剛剛40歲，看起來卻像比丈夫老了十多歲。
也是以，很多初次來李大钊家做客的友人總誤以為：趙紉蘭是李大钊家的老媽子。每每這時候，李大钊總會大方地把妻子拉過來鄭重地介紹道：“這是我的夫人”。
趙紉蘭和李大钊是真正的青梅竹馬，幼年時，他們便是鄰居、玩伴。李大钊十歲那年，趙紉蘭便與他結成了姻緣。
這段姻緣，轉眼便已經持續二三十年了。幾十年裡，他們二人幾乎從沒紅過臉。但他們并非完全沒有沖突，隻是，他們的沖突從來隻集中在革命問題上而已。
趙紉蘭在意識到丈夫所從事革命工作的危險性後，曾委婉勸說丈夫注意安全。幾年前，他們的小女兒李鐘華夭折後不久，李大钊恰好遭到了北洋軍閥政府的通緝。此時，已經極度害怕失去至親的趙紉蘭“對丈夫的擔憂”到達了極緻。
丈夫脫險後，趙紉蘭特地托人給丈夫寫了一封長信，信裡，她用近乎哀求的口吻求他說：“你可以請同學白堅武出面，取消對你的通緝令，提心吊膽的日子真的太難過了。”
李大钊當然不會同意妻子的請求，他屬牛，從小就是認準了不回頭的性格。既然選擇革命，他又怎會肯輕易妥協呢？
回信中，李大钊詳細講了自己不能這樣做的道理，他還告訴妻子，“自己連死都不怕，又何以會畏懼‘被通緝’呢”！他還在信裡捎來了一首哀悼愛女鐘華的長詩。
收到信後，趙紉蘭差點哭了出來，這封信讓她對丈夫的了解又深了一層，自然，它也加深了她對丈夫的擔憂。
這次通信後不久，便有了文開頭所說的“搬到北京前蘇聯大使館避難”的種種。當時他們之是以住進前蘇聯大使館，正是為了躲避前文提到的“北洋政府的通緝”。
1926年6月，奉系軍閥張作霖入關進京，他進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開殺戒。在他的迅速動作下，《京報》主筆邵飄萍、《社會日報》主編林白水等都被處決。
因為風聲越來越緊，不少革命同志紛紛撤離北京，當時他們離京後的去向通常是南下廣州或者北上去蘇聯深造。
此時，作為共産黨早期上司人的李大钊也早已處于一級戒備中。李大钊的身邊朋友也已經感覺到他此時的危險，有人猜測：張作霖的下一個目标一定會是他。
因為當時負責上司北方革命工作的李大钊，上司群衆進行了很多愛國鬥争，他早已成為了當局的眼中釘、肉中刺。
可即便知道危險已經臨近，李大钊依舊不肯離開，他隻在自己成為頭号通緝目标後，被迫轉入了地下，即藏到前蘇聯大使館秘密上司革命活動。
蘇聯大使館位于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這個地方享有治外法權，張作霖等軍閥想在這裡抓人并沒有那麼容易。根據李大钊的了解，這個地方是不允許中國武裝入内的。是以，李大钊認為：即便他的行蹤被發現，他暫時也是安全的。
為了讓妻子放心，搬進這個住所時，他反複和妻子強調：“這裡是安全的，他們（軍閥）不知道我在這兒，即便知道，也不敢來這裡拿人！”趙紉蘭聽了才略微放下心來。
在蘇聯大使館附近住下後，李大钊一直通過各種關系和北方各級黨組織保持着密切聯系，并指導反對軍閥張作霖的鬥争。
早已成為李大钊從事革命活動賢内助的趙紉蘭，十厘清楚眼下形勢的嚴峻，是以，邵飄萍、林白水等相繼被殺後，她一直揪着心。
一次與丈夫聊天時，她終于忍不住試探性地勸丈夫離京，李大钊聽了後卻說：
“我不是常對你說嘛，我是不能離開北京的！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給誰來承擔?”
趙紉蘭聽完丈夫的話後隻呆呆地坐着，作為妻子，她當然懂他，可她畢竟是女人，她太擔心他的安全了。
趙紉蘭與李大钊
而通過丈夫的這席話，趙紉蘭也終于懂了：對丈夫而言，在形勢最嚴峻、最危險的時候離開北京，是逃避的行為。與此同時，眼下北京的工作，隻有他可以做。正是這兩方面的原因，讓他不得不堅持留在北京。
從這以後，趙紉蘭便再也沒有勸說丈夫離京了，但她對丈夫安全的擔心，卻與日俱增。
一日，趙紉蘭正在床上縫衣服時，丈夫有些疲倦地走了進來，進門後，他把一樣東西放到了她對面的桌子上。趙紉蘭下意識地看了一眼後，當即便驚呆了：她看到桌上擺了一把手槍。
看到槍後，她立即從床上起來走到了桌子前，她發現這把手槍很特别：它看起來像一個盒子，若不是槍口非常明顯，她幾乎都不确定這就是一把槍。
望着這把槍的趙紉蘭并不敢伸手去摸，她隻盯着槍問丈夫道：“從哪兒弄來的？”
李大钊轉過身，他看着妻子的一臉詫異嘿嘿笑着道：“托人買的，我們正在練習打槍，以後可以對付那些壞東西！”
趙紉蘭聽完後吓了一跳，她心道：“都已經這樣危險了嗎？要自己時刻帶着槍走了？”想到這兒，趙紉蘭忙關切地問丈夫道：“這玩意好學嗎？”李大钊聽完看了看妻子很認真道地：“好學！”趙紉蘭聽了卻依舊看了看槍，她懷疑這東西對丈夫來說有些不好學，畢竟，丈夫是從文的，可槍杆子卻從來是武人的物件。
知道丈夫有槍的那晚，趙紉蘭很晚才睡着。她自己也奇怪，丈夫有槍了是好事，為何自己反而更加擔心他的安全了呢！
之後，為了應付可能的危險，李大钊開始頻繁練習射擊，他當時的練習場地，就是蘇聯大使館西院兵營空地。而經常陪他練習的，則是他的學生、革命同志範鴻劼。
正是在與範鴻劼練習射擊時，兩人竟确定了一件事情：院中掃地的人，實際是個坐探。這些，趙紉蘭當然并不知情。
也因為不知情，她差點上了坐探的當了。事情是這樣的——
一日，李大钊和趙紉蘭在家裡正說話時，這個坐探竟然徑直往他的住所走。坐探剛踏進他們的住所外面，敏感的趙紉蘭急忙迎上去攔住了這個不速之客道：“你是……”
坐探一邊打量着外屋，一邊故作親熱地說：“我是大使館做飯的，我留心了，李先生好多天都沒有吃上肉了，給蘇聯同志一說，他們就派我給您家送點肉來。”說着，他便把手裡的豬肉給趙紉蘭看了看。
趙紉蘭畢竟不知道這人的真實身份，因為住進大使館後買副食品困難，她感覺丈夫已經因為吃不到肉明顯瘦了。于是，她高興地說：“謝謝您啦！要多少錢！”
“不要錢，不要錢……”坐探說完後，便一邊放豬肉一邊探頭看内室的情況。坐探的一舉一動都被李大钊看在了眼裡，确定他是在檢視他家内室情況後，他立即從裡屋走出厲聲道：
“把肉帶走，我們不缺少你的肉吃！”
坐探聽到這兒，立馬意識到李大钊話裡有話，他明白：李大钊已經識破了他的身份，此時的他臉上寫滿了慌張。趙紉蘭不知内情，于是有點不悅地對丈夫道：“星華她爹，人家好心好意給我們送肉呢！”
李大钊聽到這兒額頭上的青筋都凸起了，他在強忍自己的怒火，畢竟，這個探子已經把他好幾個同志送進監獄了。
李大钊素來敬重妻子，是以，他當時一直忍着沒發火。送肉的探子見狀也借機道：“對!對.……李先生不要誤會，我可是一片好心啊！”說完後，探子轉身狼狽地逃走了。
探子走後，李大钊看着他的背影憤怒地大吼道：“好心？讓狼叼去了！……”
趙紉蘭看到丈夫如此憤怒當即便驚呆了，與他結婚二十多年來，她還頭一次見他生這麼大的氣且呵斥她。以她對丈夫的了解，若不是天大的事，他定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反應。趙紉蘭又擔心又驚愕地問道：“你，你這是怎麼了……”
坐探走遠後，李大钊才對妻子說了實話：“這個人不是來蘇聯使館做飯的，他是張作霖派進來的坐探。”聽到這兒，趙紉蘭驚得“啊”了一聲，她的臉色瞬間變得慘白。半晌後，她才問道：“這是真的？”
“真的！世根同志被捕，就是他告的密！”李大钊認真看向妻子道，此時一直在屋裡檢視動靜的李大钊大女兒李星華也跑了出來，她氣鼓鼓地拿起探子送來的豬肉走到門口，然後用力往院中一扔道：“拿去喂狼吧！”
趙紉蘭此時已經驚得說不出話來了，見妻子被吓壞了，李大钊忙走過來挽着她的手緩慢地走進自己的辦公室。待妻子坐在床上恢複了平靜後，他才用低沉的聲音對她道：“去拿洋火（火柴）來！”
趙紉蘭默默把洋火取來遞給了丈夫，然後，她便隻呆立一旁看着丈夫拉開抽屜，并細心整理檔案。丈夫把檔案抱到火爐邊她才意識到：他是要把這些機密檔案銷毀。
趙紉蘭看着忽大忽小的火苗，心裡撲騰騰地跳得厲害，她心裡暗暗道：“這大使館已經不安全了。”想到這兒，她默默看了一眼正在燒檔案的丈夫。半晌後，她終于忍不住擔心地問：
“他們真的會沖進蘇聯大使館抓人、抄東西啊！”
此時，李大钊已經把該處理的檔案都處理完了。為了安慰妻子，那天他說出了一句寬慰她的話，他說：“一般不會的。”
趙紉蘭聽到丈夫這話後，才略微松了一口氣。可李大钊卻在自己的話音落後，覺得還是應該告訴妻子實情，他此時已經确定：他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了。但隻要還沒到那一天，他便得堅守住，對，他不能逃，這是他作為一個革命上司者必須有的态度。
李大钊心想着：“革命總歸要有犧牲，其他同志可以犧牲，我為什麼不可以！”
但在妻子面前，他不能提“犧牲”這個詞，妻子本來就對他的革命事業憂心不已，若此時自己再提“犧牲”，那她怕是會經常睡不着了。
但到了這個節骨眼上，妻子必須有所準備，這樣才能以防萬一。于是，他想了想後補充到：
“他們一般不會到大使館抓人，但咱們樂亭家鄉有句俗話，叫‘狗急跳牆’，凡事還是要提防萬一。”
趙紉蘭聽到這兒下意識地咽了一口唾沫，定了定神後，她自言自語道：“咳！可别來跳牆的狗哇……”
左一為趙紉蘭
趙紉蘭最擔心的事情，還是在不久之後發生了：狗真的要跳牆了。
張作霖在收到密探的消息後，決定想方設法對李大钊下手。可李大钊在蘇聯大使館，要怎樣才能進大使館抓人呢？答案是：找對中國革命黨和蘇聯有敵意的各國公使幫忙。
1927年4月4日，已經掌握李大钊動向的張作霖派人秘訪外國駐華使團首席公使歐登科，他對抓捕李大钊事宜點頭後，各國公使也點頭同意抓人了。之後，工部局通知了各巡捕房：
“有中國軍警入界，不得阻攔！”
有了洋人開具的“通關文牒”，張作霖終于可以肆無忌憚地下手了。
4月5日晚，趙紉蘭剛剛躺下不久，李大钊的學生範鴻劼就闖進了他們家。一進門他便一臉慌張地将李大钊拉到了一邊。趙紉蘭意識到：定是出事了。可是李大钊因為不想讓妻子擔心，在察覺到事态嚴重後，他趕忙和範鴻劼悄悄躲到了一邊說話。
趙紉蘭知道，丈夫是不肯她聽到相關，她便隻好繼續躺下了。
那晚，範鴻劼對李大钊說的第一句話便是：“你必須離開北京躲一躲了！”範鴻劼如此着急地來通知李大钊逃走，是因為他已經得到了楊度派長子傳來的消息：“竊恐守常（李大钊）危矣……”
李大钊聽到這話後，第一時間想到的竟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眼下手頭自己正在做的革命部署，他知道：這個節骨眼上，自己不能離開。于是，他抱着僥幸問：“你認為這消息有多大的可靠性？”
範鴻劼聽到這兒也直說“拿不準”，李大钊見狀便站起身背着手在屋子裡來回踱步。半晌後，他終于開口了：“我們隻能把立足點放在‘信’上，才能免遭不測。”
此時的範鴻劼算是聽明白了，他的老師李大钊是覺得：一旦消息不準确，隻是張作霖放出的煙霧彈，可自己卻離京了，那手頭的革命事宜定會因他離開而辦不成，那樣一來，革命工作豈不是損失慘重！
另一方面，李大钊還覺得，若真是張作霖使詐，那他們是以離開有保護屏障的大使館，不就正好中了他們的計了？
商議半天後，李大钊決定：“先連夜将一批革命同志轉移出使館，以聽聽風聲。”
當晚，範鴻劼便迅速執行了轉移任務，轉移途中一切安全。于是，範鴻劼忙在轉移完同志後，重回大使館要求李大钊也立即轉移，他緊張道地：“你必須在天亮之前迅速撤離大使館。”
李大钊聽了後卻搖頭道：“中國有句俗話，叫老将催後陣，作為共産黨人，我一直信奉‘沖鋒在前，退卻在後’，我這個老将啊，要你們都安全了，最後才撤離！”
範鴻劼聽到這兒急得直跳腳，他大聲道：“可你，你不是一般的老将啊！”李大钊聽到這兒，終于說出了他不肯撤離的真正原因，他歎道：
“北方正處于最黑暗的時期，我不忍心舍下同志們離去；同時，我還擔心因為我的離去，北方的黨組織将會蒙受損失……”
到此時，範鴻劼才算明白：無論他怎麼說，他也不會肯撤離的。即便撤離，他也一定會是最後一個。見無法說服他，範鴻劼隻好不再說什麼了。
就在範鴻劼勸李大钊撤離的當晚，京師警察廳總監陳興亞就組建了抓捕李大钊的行動隊，他們還制定了詳細的行動計劃。他們為了防止革命黨人焚燒檔案，甚至還特意安排了消防隊。
當晚，趙紉蘭很晚才睡着，她隐隐覺得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可讓她意外的是，第二天一切如常。
當天，即四月六日正是清明節，天氣極好。是以一起床，李星華便和妹妹嚷嚷着要出去玩兒。因為天氣已經暖和了，她們還特地換上了新夾衣。
女兒們換上新衣走到趙紉蘭面前後，她的心情也瞬間好了起來，她想：“昨晚或許沒發生什麼，是自己想多了呢！”這樣自我安慰了以後，她臉上的神情也變得歡快起來，她溫柔地對孩子們說：“誰想跟我去兵營散散步？”星華的妹妹聽到這兒，立馬激動地鼓起掌來了。
當天，還沒吃早餐的母女兩人興緻勃勃地前往兵營散步了。目送她們走遠後，李大钊便回到裡間屋伏案寫字了。而沒有同去散步的李星華則窩在長木椅上看報。
當日八點，李星華一段新聞都還未及看完，便聽到了一聲“啪”的尖銳槍響，緊接着，她便聽到不遠處傳來一陣紛亂喊叫，接着，許多人從矮牆跳入了他們的院子裡。
正在兵營散步的趙紉蘭也聽到了槍聲，那一刻，她的心幾乎跳到了嗓子眼，她的本能反應竟不是逃跑，而是拉着女兒飛快朝家裡走去。
趙紉蘭趕回家裡時，她心愛的丈夫李大钊已經被敵人帶走了。
聽了當時在現場的女兒李星華的回憶後，趙紉蘭才知道了她走後發生的一切——
那日，跳進他們家院子裡的，是四處逃竄的青年們，青年們跳進院子後，李大钊第一時間打開抽屜拿起了那把自衛小手槍。他還鎮定地安慰女兒道：“星兒，不要怕，跟我到外面看看吧！”
李大钊剛走到外邊，便被一群穿灰制服、長筒皮靴的憲兵和黑制服的警察圍住了。李星華在回憶起那驚魂一刻時曾說：
“他們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們包圍起來，十幾支黑洞洞的槍口對着父親和我。一個壞蛋立刻沖到跟前把父親的手槍奪過去了。”
這次逮捕，他們還帶來了暗探和先前被抓的革命同志王世根，因為他不肯指認李大钊，他們還殘忍地殺害了他。
李大钊被捕後，李星華、趙紉蘭等家眷也相繼被捕，他們當時被關在女拘留所裡。那段日子是趙紉蘭一生最難熬的時光，她每天都在擔心丈夫的安危。即便啃窩窩頭時，她也忍不住地直掉眼淚，她想着：“不知他被關起來後，吃不吃得慣這窩窩頭。”
李大钊、趙紉蘭他們被捕後的第六天，蔣介石發動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被捕十多天後的一個中午，趙紉蘭他們被警察傳喚。
被帶到法庭上後，趙紉蘭終于看到了自己最惦記的丈夫，他仍舊穿着他那件灰布舊棉袍，可是沒戴眼鏡，他的頭發看起來亂蓬蓬的，星華撕心裂肺喊了一聲“爹”後，趙紉蘭終于忍不住哭出了聲。
李大钊見狀也忍不住回頭看了妻子、孩子一眼，但他馬上轉過頭做出了一副鎮定的樣子。趙紉蘭不知道：敵人想用這種方式瓦解他的意志，進而逼迫他投降。趙紉蘭不知道的這種種，李大钊卻洞若觀火。
是以，那天庭審時，李大钊努力少看妻子孩子，他努力裝出一副冷漠的樣子。多年後，對父親的革命信念有了深刻認識的李星華在《回憶我的父親》一文中，曾這樣描述審訊當日的父親，她說：
“他的心似乎并沒有放在我們身上，而是被一種偉大的力量籠罩着，這個力量就是他平日對我們講的他對于革命事業的堅定信念。”
顯然，敵人苦心策劃的親人法庭審判并沒能讓李大钊屈服。庭審結束後，趙紉蘭等便被帶回了女拘留所，走時，她并不知道：這是他們此生的最後一次見面。
多年後，趙紉蘭也明白了：當日，丈夫并非對自己和孩子無情，他的鎮定和冷漠，全因為他那偉大革命信念的支撐。
行到此，敵人用盡了法子卻也沒有拿到李大钊的任何供詞。這種種，無疑讓當局憤怒不已。
之後，李大钊在獄中所寫的《獄中自述》，對有關共産黨的事避而不談，而隻談國民黨的事。他這樣做，自然是為了保護地下黨。這之後，當局徹底被激怒，他們對他采取了更加野蠻的酷刑：竹簽紮手指。可即便如此，他也依舊不肯低頭。
4月28日那天，李大钊、範鴻劼等二十位革命同志被處以了絞刑。
行刑時，因見李大钊太過從容，怒了的當局決定折磨他。為了折磨李大钊，行刑憲兵、警察兩次在他快被絞死的時候，将他放下來。
根據史料記載，李大钊第一次被從絞索架上放下來後，從昏迷中蘇醒的他竟自己努力站起登上長凳赴死。關于這段的史料記載如下：
“被從絞索架放下後，過了一會兒，李大钊慢慢地蘇醒過來，伸出右手揉了揉被絞索勒痛的頸項，雙手按地，又吃力地站了起來。他看了一眼同難的戰友們後，又再次登上長凳，把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吃力地踢倒了腳下的長凳，很快又失去了知覺……”
而第二次被從絞刑架上放下來後，從昏迷中醒來的李大钊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了，他微笑地望了望同難戰友後，依舊試圖往絞刑架上爬……
直到第三次被劊子手套上絞索後，年38歲的李大钊壯烈犧牲。
這一切發生時，趙紉蘭和孩子們皆不知情。
李大钊犧牲那天的黃昏，警察通知趙紉蘭等收拾行李出拘留所。回去時，趙紉蘭一直惦記着丈夫。
那日到家時，天已經全黑了，當晚，趙紉蘭和孩子們在擔憂中迷迷糊糊睡下了。29日，即李大钊犧牲後的第二天，趙紉蘭和孩子們才從報紙上得到了“李大钊已犧牲”的消息。
看到“李大钊等人昨已執行絞刑”那一刻，趙紉蘭的腦子裡隻剩下了“嗡”聲，因傷心過度，她昏過去了三次。
第三次從昏迷中醒來時，頭痛欲裂的她低聲問女兒星華道：“昨天是幾号？記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李星華從地上撿起報紙咬牙勉強看了一遍後，哽咽着道：“媽，昨天是4月28。”趙紉蘭聽了後鼻子又是一酸，她微微點頭後，便不再說話了。
李大钊遇害的報道
丈夫犧牲後，趙紉蘭多次受到敵人的迫害。因長期處于被監視中，她不得已帶着孩子們幾次搬家，最終，在丈夫生前好友的幫助下，她帶着子女離開北京回鄉度日。
因為悲傷過度，趙紉蘭的身體一天天地變壞了。1933年，自知時日無多且一直惦記丈夫未下葬的趙紉蘭，決心為丈夫舉行公葬。
之後，在李大钊生前好友親屬、愛國志士等的幫助下，籌得善款的趙紉蘭，終于将丈夫的遺體風光地大葬在了香山萬安公墓。
丈夫葬禮過後僅僅一月，趙紉蘭便因病辭世了，離世時，她留下的唯一遺囑是：與丈夫李大钊合葬。
當年五月，趙紉蘭如願與丈夫合葬，從此，世間終于沒有任何，可以将他們分開。
李大钊與趙紉蘭合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