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诏進言
魏晉南北朝時，水、旱、風、震、蝗等自然災害頻繁且酷烈。囿于當時科學發展水準有限，人們并不清楚這些自然災害的爆發機制。受到先秦時形成的神靈思想的影響，人們逐漸将自然災害的爆發與帝王對神靈的不敬、亵渎聯系起來，逐漸形成了自然災異“天譴”說。這一理論認為：由于帝王的言行觸怒天地神靈，是以神靈降下災異，以示懲戒：“人主政有不德，則天懼之以災異，是以譴告，使得自修也。”如果帝王不警醒，還是怙惡不悛，那就隻有死路一條；如果深刻檢討，真心改過，上天還是會給改過自新的機會的：“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這一理論在先秦秦漢乃至古代中國大行其道。因而，每當災異爆發時，帝王們總是“戰戰兢兢”，深刻檢討以往言行、施政是否有阙。畢竟，每個人都很難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不足或錯誤。于是，帝王們往往會下“罪己诏”，引咎自責，并鼓勵大臣直言進谏，以改過從善，平息天怒。對混迹政壇多年的公卿大臣們來說，除了像魏徵、包拯等少數大臣能屢屢秉公仗義，抨擊朝政和皇帝阙失外，大多數人還是出于明哲保身的顧慮，往往對帝王們的胡作非為視若無睹，然而，一旦災異來臨，很多人就覺得機會難得，平時那些如鲠在喉的話，不如一吐為快。那麼，魏晉南北朝時，大臣們直言進谏都涉及哪些問題呢？
《錦繡未央》文官形象
一、抨擊帝王奢靡無度
作為貴臨天下、奄有四海的帝王們來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而，生活奢華一些在他們看來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難不成，你們還會要求朕像窮人那樣勒緊腰帶省吃儉用不成？要是這樣的話，當皇帝還有啥意思？是以，奢靡無度基本上是帝王的“标配”。
不過，對每位帝王來說，奢靡的“配方”卻不盡相同。像曹魏的明帝，他剛即位時還算勤勤懇懇、勵精圖治，但“憋屈”了幾年後，奢靡的本性就再也壓抑不住，暴露無遺了。他喜好大興土木，修建崇竣華麗的宮殿。為此，他不顧蜀漢、孫吳虎伺，大量征發民役，濫用民力。盡管有剛直不阿的大臣幾次勸谏，但魏明帝依然我行我素，不為所動。
《錦繡未央》奢靡的宮殿
終于有一天，崇華殿大火。魏明帝趕緊诏問侍中高堂隆：“此何咎”？高堂隆引經據典地說：“《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說：“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早，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魏明帝一聽，緊張了，趕緊問高堂隆：“有祈禳之術乎？”高堂隆搖搖頭，故作無奈狀，說：這種事吧，祈禳是沒有用滴！“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和洽也提出：“消複之術，莫大于節儉”。魏明帝聽了衆臣的谏言後，悚然有所思，自此收斂了不少。
二、抨擊國家制度有阙
任何一項國家制度，可能都會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是以，制度創立後，曆朝曆代都會因時因地制宜，修改完善。不過，很多制度的改革，往往都會因觸犯一部分統治者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們抵制。皇帝有時也因循守舊，不願大刀闊斧地推行改革。然而，天災的爆發，卻給一些早就思慮變革的臣僚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他們會趁機提出改革某些政治、經濟、法律等制度的建議。
比如晉武帝泰始四年（268年），水早災害頻發。武帝诏令群臣直言進谏。大臣傅玄趁機上奏，要求改革當時的五件弊政：一是當時國家對佃農剝削過重，“人失其所，必不歡樂”。二是針對很多地方官擅作表面文章，實則陽奉陰違，“不勤心以盡地利”的做法，傅玄認為應恢複漢朝“以死刑督之”制度，加強對地方官員的督促和考核。三是司馬昭執政時，以水利事大，非一官所能顧全，是以設五名谒者，職掌水利；現在隻設一名谒者，而且還“不知水勢”，建議恢複五谒者之制。四是各地官府隻是一味地追求開墾田畝的數量，而不太注重提高畝産量，傅玄認為應“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五是針對曹魏鄧艾“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允許數萬鮮卑人與漢民雜居事，傅玄認為久必為害，是以需強化邊防，消弭後患。
石苞建議，應将勸課農桑的成績，作為地方官員考核、升降、任免的重要标準。郤诜則針對當時門閥體制下，選官隻重門第、血統的弊端，認為首要的是選賢任能：“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唯任賢，然後無患耳。”
《錦繡未央》皇帝
三、強調重農抑商政策不可動搖
在以農立國的古代中國，農業（包括依附于農業的家庭手工業、飼養業）被統治者視為财富之源，而販運農副産品，利用産業布局、季節、地區差價來賺取利潤的商業，則被視為遊手好閑、不創造價值，隻是憑商品差價來騙取巨額利潤的末業。是以，自戰國迄明清，曆朝曆代多推行“重農抑商”政策，對商人、商業推行歧視性政策。
古代繁華的商業
縱使如此，商業還是依靠其巨額利潤，在很多朝代造就了許多富可敵國的巨商富賈。他們身着绫羅綢緞，錦衣玉食，生活奢靡無度，甚至依靠雄厚财力，出入豪門，遊說王侯，交通官府，翻雲覆雨。因而，盡管很多朝代限制商業的發展，但正如太史公感慨地說道：“貴農，農夫已貧賤矣；賤商，商人已富貴矣。”是以，商業還是不受抑制地蓬勃發展、繁榮起來。巨大的财富，吸引着成千上萬“面朝黃土背朝天”，辛勤耕墾一年卻所得無幾的農夫們奮不顧身地抛棄農業，投身商海。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天災、兵禍頻仍，大量群眾或死或逃，土地撂荒現象非常嚴重。平素不太起眼的糧食，有時甚至能決定一個政權的勝負興衰：“夫國資于民，民資于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是以，很多大臣往往趁天災爆發，皇帝下诏直谏時，紛紛提出大力裁撤“工商流寓僮仆不親農桑而遊食者”，強力推行“重農抑商”政策的建議。
文史君說
魏晉南北朝時，人們相信天災的爆發是帝王施政有阙所緻，很多帝王為維護“君權神授”的神話，也自覺或被迫充當“背鍋俠”，承認自己品行有虧、施政不當，以至上天震怒，降臨災譴。為改過自新，重邀天寵，穩定統治，很多帝王會下罪己诏，同時诏令群臣直言進谏，勿有所諱。那些平素沉默立朝，唯恐因言獲罪的大臣，就趁機批評帝王驕奢淫逸的無德品行，批評國家制度的阙失不足。而面對大臣們的批評、指責，帝王們内心無論如何震怒，表面上也得做出一副虛心納谏、誠心檢討的樣子來。帝王們懼于天災的震懾，确實能有所收斂，改正前非，減省徭役靡費。這或許也是天災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唯有的一絲“正能量”吧。
參考文獻
王仲荦：《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陳高墉：《中國曆代天災人禍表》，上海書店，1986年。
王亞利：《魏晉南北朝災害研究》，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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