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學哲學的朋友說他不好意思對外說自己的專業，會略有些“羞恥”。如果有人問我最近在看什麼書，我也不太會回答“康德”，這要麼顯得做作，要麼顯得格格不入，讀哲學，用哲學的方式去思考和交談，在這個時代真的這麼不合時宜麼？
不過也有一些其他的聲音，就如前一段時間熱議的一位翻譯海德格爾導論的農民工，以及近期十三邀中劉擎和許知遠聊到的一些内容，仿佛哲學的腳步又很近，給人以哲學又要流行起來的錯覺。
姑且不說啟蒙時代哲學的群星閃耀，上世紀80年代，在巨大的傷痛和社會的動蕩之中恢複過來的中國人，在對思想最迫切的需要中，迎來了一次文化的爆發，而這次啟蒙式的潮流中沖在最前面的就是哲學與文學。薩特、尼采、弗洛伊德，這些名字烙印在一代人的心中，也用他們的理論慰藉了那些繼續安撫且在精神範圍内嗷嗷待哺的中國人。
但當人們發現，哲學填不飽肚子的時候，這股熱潮就迅速的消退，人們需要的是路，而不是燈；需要的是摸得到的現代化，而不是思想中的現代性。就這樣，哲學變成了象牙塔中的吉祥物，不切實際的庇護所，假大空的代名詞。
這些偏見逐漸的加劇，以至于出現一個以哲學為愛好的年輕人時，特别當這個年輕人身處生活的困境中，依然堅持用行動表現出對哲學的熱愛的時候，會如此驚詫。收入甚微的農民工，為什麼不去加班搞錢，為什麼不努力的改善生活，為什麼要沉溺在哲學的虛空當中？
這似乎是一個非常合理的發問，但如果順着這個思路問下去，把人的生存條件乃至生存本身作為人生第一要務的時候，就會問出為什麼人們不苟且的活下去，而是要去為了某個理念，某個無法親身經曆的未來而獻出自我的精力甚至生命本身呢？
這種發問的背後，蘊含着一種二進制論的前提，即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劃分，與此同時，還肯定了在精神面前，物質的優先地位。一切問題的根源，都會落到生命體的幸福以及生命存在的本身，這種功利主義的現實觀念的确可以在一段時間内促進社會的福利，但當人們厭倦了所謂文明發展帶來的應接不暇的好處的時候，内心就會墜入無所附着的深淵。
薩特曾經說，人是無用的激情。利用人類特有的想象力，在浩瀚的宇宙和曆史的長河中去思考，很難不得出薩特的結論。人仿佛是一堆燃燒的柴火，除了短暫的照亮和溫暖有限度的周圍之外，最終會被風吹的連灰燼都不剩。
這樣一來，希望征服宇宙的世界首富和躲在出租屋裡讀海德格爾的農民工，就在“人類”這個宏大也渺小的次元上統一起來了，他們之間巨大的不同也将在更加宏大的視角中變得渺小。如果人類的本質注定是虛無的，那麼所有人不可避免的結局，都将是激情燃盡，歸于沉默，無論曾經是輝煌還是苦難。
即便是我們可以用出生與死亡這對括号框住人生曆程中的那些精彩與無奈，但想象力的擴充依然讓我們難以面對出生之前和死亡之後所留下的意義空洞。這種空洞尤其在人在生命括号中的欲求無法滿足或過于滿足的時候就會愈發明顯。
回到八十年代的那場哲學熱中，明顯是前者，即突然敞開的世界，讓人們發現了欲求的多樣性，而一時間，物質發展的速度又無法滿足人們欲求膨脹的需求，是以為了彌補空洞，哲學适時的出現了。
如今，似乎情況發展到另一端。物質極速的膨脹，人們所擁有的價值，被接下來的欲求所貶損，而且這貶損的速度越來越快，以至于還沒等到價值的美味被品嘗就了保鮮期，人們對應接不暇的全新欲求日趨疲倦，目光也逐漸從今世轉向了永恒，試圖在能夠穿越到生前與死後的某種持久不變的東西中尋找到世界給我們的期許。
這一刻，哲學仿佛又回到了“解毒”的藥方裡面，但它可能并不是作為一種尋求人類存在價值和宇宙真理的思維方式存在的，而僅僅是作為一種現代人意義危機和精神空虛的解藥，并無差别的跟某些光怪陸離的迷信、過時卻又頑固的信仰、通俗化的心理學原理以及人生哲理的雞湯等等放到一起，成為了人們治療現代病的一個時髦選項。
原本不是快餐的哲學内容，被做成一部部簡史、一章章趣聞，仿佛把安格斯牛肉塞進麥當勞裡面，就能得到一頓米其林三星大餐。一項需要長期專注和思維投入的工作，被化解為隻在某些聽書軟體裡面就能得到的大智慧。
然而哲學并不能解決空洞的問題，無論是宗教式的彼岸，還是真理的永恒天國，都無法确切的投射到現世當中，超越生命的期許，也無法拯救生命經曆中的那些苦難與無助。作為一種解脫的工具或寄望的聖典，哲學的作用并不比宗教或心理學，甚至成功學高到哪兒去。
劉擎在十三邀中說，懂得再多道理也不見得過好這一生。雖然哲學依然可以作為人類無用激情揮灑的地方，或是郁郁寡歡的精神庇護所，但在這個層面上來說，哲學就是“無用”的。這也難怪在談論農民工翻譯海德格爾的時候，人們總有一個隐含的前提，即生活基本要求還沒滿足，整那麼多沒用的幹嘛呢。
那哲學到底還有沒有一點對人生的用處呢？
回到羅曼·羅蘭曾說過的那句：世界上隻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後依然熱愛它。哲學并不能讓人依照英雄主義的方式行事，但卻可以讓人在一定程度上“看清生活”，這也是對蘇格拉底“未經反思的人生不值得過”的回應。
劉擎提到了現代社會的一種反諷性，一方面許諾給現代的男男女女們豐富的生活可能性，沒有什麼是不能做的，也沒有什麼是不可得到的；另一方面，卻用各種工具，資料化的、格式化的、模式化的将人框定在一個範圍之内，世界仿佛是一張完整的拼圖，每個人都要扮演好自己那一小塊的角色，不容有差錯。
哲學作為一種發現的工具，并不能将人從這種豐富與貧瘠、多元與單向的境地中解脫出來，但至少可以讓人首先認清這種境況，認清生存括号的邊界，認清現實提供給自己的可能性與限制性，在做出選擇之前，首先確定對選項的清晰，也就能在最大程度上确認自己是自由的進行選擇。
但哲學的功用也不僅僅如此，劉擎跟許知遠提到了一種了解，一種基于人類理性思維的互相了解，無論是同理心式的還是推理式的，而這種了解相信才是人類熱衷于哲學的關鍵。
哲學無非是一套話語體系，仿佛是數字和公式之于數學，當然關鍵的是其中蘊含的意義，但更為重要的是，人們可以基于此來進行有效的交流。如果說哲學作為發現的工具，它的作用是了解世界的話，那麼哲學作為一種溝通的工具，它的作用就是讓人能夠互相了解。
哲學以及背後的思維，能讓人達到遠超于用情感對他人境況的了解，利用哲學對因果性以及超越因果性的推論，人類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說在人類群體的範圍内是可了解、可預測的。而基于哲學性的思考，人與人之間更加平和與有效的交流也會變成可能。
那位翻譯海德格爾的朋友通過媒體表達了一個這樣的現實——
“十多年打工生涯的間隙，薩特、克爾凱郭爾、胡塞爾、德勒茲，還有人類學的列維·施特勞斯，這些我都會讀。直到2017年，我在哲學上體會到了最深最無力的絕望。當時，我很想寫幾篇哲學論文發表，标題都拟好了，但是寫不出來。
寫論文需要查很多資料和二手文獻，我感覺我沒有這種能力。第一，我沒這麼多書，第二，這些東西也不大好找。而且那時候我哲學水準比較低，還在打工，沒那麼多時間搞這些。
最多的一篇寫了幾百字，看着空空的電腦螢幕，我根本寫不下去。自學這麼多年後才發現，我可能搞不了哲學，太有挫敗感了。那會我在汕頭的五金廠打工，2017年4月1日，我在日記裡寫：我徹底不幹了。我是幹不過其他人的，以後如果有機會，我就去翻譯一些外文書。哲學本身我幹不了，必須放棄！“
這并不是他的問題，即便是像劉擎這樣的被公認為“哲學家”的人，也在十三邀中坦陳自己并沒有什麼原創性的理論，更多的不過是作為一位“哲學史”家向社會傳遞着不同哲學家的理論以及應用。
如果不把哲學當做發現和交流的工具，那麼它就隻能是一種哲學史，無論是翻譯海德格爾還是寫西方現代思想講義，都是在為哲學史，為某一些哲學家的理論進行注腳。
哲學可以是哲學史，但不應該僅僅是哲學史。在完成那些深邃的思考，并形成某些可以被人類當做共同财産的觀念之後，哲學依然要帶着它的一切榮耀重返人間，作為發現生活真相和彼此溝通的工具，在人類有限且看似虛無的短暫人生中，發現超越的意義，而那種意義，也許就在每個人用哲思去對生活做出的一個個獨特卻又普遍的反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