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誕辰1000周年賞讀《上人書》

上人書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雲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1]。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雲者[2]，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3]，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

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并，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文矣，曰雲雲，子厚亦曰雲雲[4]。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

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5]孟子之雲爾，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為作文之本意。

且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镂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适用；誠使适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适用為本，以刻镂繪畫為之容而已[6]。不适用，非是以為器也；不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某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于事者，則有待矣。其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7]，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四部叢刊》本《臨川先生文集》

【作者簡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臨川）人。慶曆二年（1042）進士，曆官淮南判官、鄞縣知縣、常州知州、三司度支判官等。熙甯二年（1069），神宗拔為參知政事（副宰相），積極推行新法。由于舊黨反對，屢次罷相，屢次起用，晚年退居江甯。著有《臨川集》100卷。《宋史》卷三百二十七有傳。

【題解】

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核心人物諸如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蘇轼等都是當時政治革新的風雲人物，大都重視文學的諷谏怨刺功能和社會政治作用，如韓愈主張文學通于時事、适于實用、用則施諸人等，柳宗元強調為文須“施之事實，以畏時及物為道”，“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谕而已”，“足以備用”，“足以竦動時聽”等等。而北宋詩文革新理論與政治改革思想幾乎是同步發展并互相滲透的。部分政治改革家則更強調文學為現實政治服務，這尤以王安石為最。本篇所選文論《上人書》可以說就是他變法的“萬言書”（《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二書之間的關系，借用歐陽修《答吳充秀才書》中所雲“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才數百言爾”恰如其分。在這一點上，近代梁啟超呼籲“小說界革命”為其變法維新張目，正可與王安石前後桴鼓相應，這應該不隻是曆史的巧合而已。

【注釋】

[1]歸然：合并，歸依，歸屬。《禮·缁衣》：“私惠不歸德。”謂不合于德義。歸然即歸之于禮教治政。

[2]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左傳·襄公二十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而無文，行而不遠。’”指文章沒有文采，就不能流傳久遠。

[3]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荀子·勸學》：“君子曰：學不可以已。”

[4]韓子嘗語人三句：指韓愈《答李翊書》和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等。

[5]孟子曰五句：《孟子·離婁下》：“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6]以刻镂繪畫為之容而已：容，修飾，形式。指文章要以适用為本，語言藝術形式是次要的，即“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7]執事：參見王安石《與祖擇之書》，這裡執事當指祖無擇。

【講疏】

首先，本文的核心觀點是文學的功利價值觀，即“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文者，禮教治政雲爾”。也就是文學要為政治服務，具有強烈的社會政治功用價值。其為政最終的落腳點是“為民”，在這一點上，他認為孟子最得“作文之本意”，本文中雖未明言，但實指孟子的“民本”思想。《答祖擇之書》對此有進一步的闡發，即“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其次，在文和用，也即文辭和實用的關系上，他認為實用為本，文辭為末，二者是孰先孰後的主次關系。“有補于世”也就是要“适用”，也即“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镂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适用；誠使适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适用為本，以刻镂繪畫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是以為器也；不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是以，他反對韓愈、柳宗元“語人以文”，“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認為“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他譏諷韓愈提倡語言創新卻無補于世的文學觀，即“力去陳言誇未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當然，這并不公正全面。需要指出的是，王安石并不是完全否定文辭之刻镂繪畫及巧且華的容飾審美特征，即“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隻不過是二者有先後主次而已。最後，與前二點相關，王安石還談到了立言不朽即“書諸策而傳之人”的問題。他認為聖人作文之本意是“文者，禮教治政雲爾”。書之策，傳之人，是為政，最終是為民。其本末先後關系，《與祖擇之書》中亦反複強調：“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

【關鍵詞解讀】

有補于世

在以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的中國封建社會，關于文學價值功用論，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的重點之一，從先秦到近代貫穿終始。而王安石“有補于世”的觀點則是其中最簡明也最屢屢被引用的經典批評範疇術語。從先秦兩漢的“詩言志”“興觀群怨”“教化箴谏”“移風易俗”“美刺諷谕”“勸善懲惡”等，到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經國不朽”“興廢治亂”“文以明道”“文以載道”“補察時政”“洩導人情”“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等，再到宋元明清近代的“施之于事”“棄百事不關于心”“有補于世”“有補于國”“有為而作”“警時鼓衆”“真詩史也”“感國變、傷種族、哀生民”“改良群治”“小說新民”“熏浸刺提”“小說救國”“運動社會”“鼓吹風潮”“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等等（參見敏澤、黨聖元著《文學價值論》），雖說法不同，但均可要之以“有補于世”一語。其最直接的源頭可上溯東漢王充的“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世用者，一章無補”（《論衡·自紀》）。而影響後世則直達顧炎武所說的“文需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日知錄·文須有益于天下》）。

【相關知識連結】

同為北宋古文運動的代表，由于推行新學和新法的思想政治背景，王安石的文學思想與柳開、歐陽修等有相似之處，也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在對于西昆體詩文的态度上王安石與石介、歐陽修一樣，給予了更嚴曆的打擊。如《張刑部詩序》雲：“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錯叢龐，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上邵學士書》雲：“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于理，理弗顧于事，以襞積故實為有學，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缛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亦着眼于楊、劉等“弗顧于事”和不能“濟用”之缺陷，是他“适用為本”觀點的反映。其次，在對韓愈、柳宗元古文的評價上，柳開、王禹偁、石介、歐陽修都極力推尊，甚或頂禮膜拜，王安石則從适用為本的角度，認為二者雖卓然望聖人于百千年中，但諸如《答李翊書》和《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之“嘗語人以文”者，認為也是“徒語人以其辭耳”，不能“有補于世”，而指責韓愈“力去陳言誇未俗，可憐無補費精神”（《韓子》），亦同此意。這與其提倡新學，敢于颠覆指摘傳統儒家思想，如批判《春秋》為“斷爛朝報”有一定關系。當然，他對韓愈還是很崇敬的，如曾編選《四家詩》就包括杜甫、歐陽修、韓愈和李白。

【延伸閱讀】

所選篇目中，《與祖擇之書》可以說是《上人書》的姊妹篇，其中對“有補于世”和“書諸策而傳之人”的立言不朽問題都有進一步的強調和論述，二書必須互相參看，才能夠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王安石的文學思想。

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于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于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

彼陋者不然，一适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悖于極。彼其于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悖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

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悱然動于事而出于詞，以警戒其躬。若施于友朋，褊迫陋庳，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邪？謹書所為書序原說若幹篇，因叙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本文選自《中國古代文論讀本》黨聖元 夏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