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赏读《上人书》

上人书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1]。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2]，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3]，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韩子尝语人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4]。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

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原。”[5]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

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6]。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某学文久，数挟此说以自治。始欲书之策而传之人，其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其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执事[7]，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书杂文十篇献左右，愿赐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

【作者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庆历二年（1042）进士，历官淮南判官、鄞县知县、常州知州、三司度支判官等。熙宁二年（1069），神宗拔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积极推行新法。由于旧党反对，屡次罢相，屡次起用，晚年退居江宁。著有《临川集》100卷。《宋史》卷三百二十七有传。

【题解】

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核心人物诸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都是当时政治革新的风云人物，大都重视文学的讽谏怨刺功能和社会政治作用，如韩愈主张文学通于时事、适于实用、用则施诸人等，柳宗元强调为文须“施之事实，以畏时及物为道”，“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足以备用”，“足以竦动时听”等等。而北宋诗文革新理论与政治改革思想几乎是同步发展并相互渗透的。部分政治改革家则更强调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这尤以王安石为最。本篇所选文论《上人书》可以说就是他变法的“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二书之间的关系，借用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中所云“浩乎若千万言之多，及少定而视焉，才数百言尔”恰如其分。在这一点上，近代梁启超呼吁“小说界革命”为其变法维新张目，正可与王安石前后桴鼓相应，这应该不只是历史的巧合而已。

【注释】

[1]归然：合并，归依，归属。《礼·缁衣》：“私惠不归德。”谓不合于德义。归然即归之于礼教治政。

[2]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左传·襄公二十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而无文，行而不远。’”指文章没有文采，就不能流传久远。

[3]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荀子·劝学》：“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韩子尝语人三句：指韩愈《答李翊书》和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等。

[5]孟子曰五句：《孟子·离娄下》：“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6]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容，修饰，形式。指文章要以适用为本，语言艺术形式是次要的，即“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7]执事：参见王安石《与祖择之书》，这里执事当指祖无择。

【讲疏】

首先，本文的核心观点是文学的功利价值观，即“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文者，礼教治政云尔”。也就是文学要为政治服务，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功用价值。其为政最终的落脚点是“为民”，在这一点上，他认为孟子最得“作文之本意”，本文中虽未明言，但实指孟子的“民本”思想。《答祖择之书》对此有进一步的阐发，即“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其次，在文和用，也即文辞和实用的关系上，他认为实用为本，文辞为末，二者是孰先孰后的主次关系。“有补于世”也就是要“适用”，也即“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所以，他反对韩愈、柳宗元“语人以文”，“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耳”，认为“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他讥讽韩愈提倡语言创新却无补于世的文学观，即“力去陈言夸未俗，可怜无补费精神”。当然，这并不公正全面。需要指出的是，王安石并不是完全否定文辞之刻镂绘画及巧且华的容饰审美特征，即“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只不过是二者有先后主次而已。最后，与前二点相关，王安石还谈到了立言不朽即“书诸策而传之人”的问题。他认为圣人作文之本意是“文者，礼教治政云尔”。书之策，传之人，是为政，最终是为民。其本末先后关系，《与祖择之书》中亦反复强调：“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

【关键词解读】

有补于世

在以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封建社会，关于文学价值功用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重点之一，从先秦到近代贯穿终始。而王安石“有补于世”的观点则是其中最简明也最屡屡被引用的经典批评范畴术语。从先秦两汉的“诗言志”“兴观群怨”“教化箴谏”“移风易俗”“美刺讽谕”“劝善惩恶”等，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经国不朽”“兴废治乱”“文以明道”“文以载道”“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等，再到宋元明清近代的“施之于事”“弃百事不关于心”“有补于世”“有补于国”“有为而作”“警时鼓众”“真诗史也”“感国变、伤种族、哀生民”“改良群治”“小说新民”“熏浸刺提”“小说救国”“运动社会”“鼓吹风潮”“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等等（参见敏泽、党圣元著《文学价值论》），虽说法不同，但均可要之以“有补于世”一语。其最直接的源头可上溯东汉王充的“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论衡·自纪》）。而影响后世则直达顾炎武所说的“文需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日知录·文须有益于天下》）。

【相关知识链接】

同为北宋古文运动的代表，由于推行新学和新法的思想政治背景，王安石的文学思想与柳开、欧阳修等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在对于西昆体诗文的态度上王安石与石介、欧阳修一样，给予了更严历的打击。如《张刑部诗序》云：“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其属情藉事，不可考据也。”《上邵学士书》云：“某尝患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采，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亦着眼于杨、刘等“弗顾于事”和不能“济用”之缺陷，是他“适用为本”观点的反映。其次，在对韩愈、柳宗元古文的评价上，柳开、王禹偁、石介、欧阳修都极力推尊，甚或顶礼膜拜，王安石则从适用为本的角度，认为二者虽卓然望圣人于百千年中，但诸如《答李翊书》和《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之“尝语人以文”者，认为也是“徒语人以其辞耳”，不能“有补于世”，而指责韩愈“力去陈言夸未俗，可怜无补费精神”（《韩子》），亦同此意。这与其提倡新学，敢于颠覆指摘传统儒家思想，如批判《春秋》为“断烂朝报”有一定关系。当然，他对韩愈还是很崇敬的，如曾编选《四家诗》就包括杜甫、欧阳修、韩愈和李白。

【延伸阅读】

所选篇目中，《与祖择之书》可以说是《上人书》的姊妹篇，其中对“有补于世”和“书诸策而传之人”的立言不朽问题都有进一步的强调和论述，二书必须互相参看，才能够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王安石的文学思想。

与祖择之书

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则有本末先后，权势制义，而一之于极。其书之策也，则道其然而已矣。

彼陋者不然，一适焉，一否焉，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彼其于道也，非心得之也。其书之策也，独能不悖耶？故书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无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书之策而善者也：皆圣人也，易地则皆然。

某生十二年而学，学十四年矣。圣人之所谓文者，私有意焉；书之策则未也。间或悱然动于事而出于词，以警戒其躬。若施于友朋，褊迫陋庳，非敢谓之文也。乃者执事欲收而教之，使献焉。虽自知明，敢自盖邪？谨书所为书序原说若干篇，因叙所闻与所志，献左右，惟赐览观焉。

本文选自《中国古代文论读本》党圣元 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