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主持者王安石意在通过一系列变革措施达到富国强兵，挽救北宋自建国以来就面临积贫积弱的危局，历朝历代对这场变革以及王安石本人褒贬不一。
每一任皇帝都能够希望创造一定的丰功伟绩，都能够在自己的治理之下国泰民安，国家富强民，人民幸福。每个皇帝都希望励精图治，都能够采取有效的治理之下，把国家昌盛起来。
北宋建立后，吸取前代教训，通过变革科举考试制度，大量的寒门之士通过考试进入仕途，瓦解唐朝遗留的的贵族政治与武人政治，建立起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政治”。
这些都为士大夫政治地位提升、共治天下提供了法理依据，拓展了士大夫参政的空间和手段，促使了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产生，更为士大夫阶层限制及绑架皇权提供了支持。
王安石变法
首先看经济方面，青苗法在每年二五月份，缺钱的时候，政府会给农民贷款。每半年拿两三分的利息，分别和夏秋税一起还。
钱法改革：实行均输法，通过统一货币制度和改革税收制度，减轻地方负担，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均田制度改革：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实行均田制，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田产量。
科举改革：王安石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改革，推行新科举制度，强调理论知识和实用能力相结合；创设了国子监、太学等教育机构，提高了教育水平。
均输法和市易法，都和产品流通领域的改革相关，根据国家管控，把握产品流通领域的主导权，进而平抑市场价格，提升国家财政总收入，同时又维护老百姓的利益。
保甲法：改革兵制，裁减老弱兵士，精选部队并加强训练。同时把乡民按10户一小保、50户一大保、10大保都保组织起来，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平时负责巡逻放哨维持社会治安。
青苗法实施一年后，国库得到了三百万贯的收入，市易法得到了一百五十万贯的收入，免役法年收入八百万贯，三项加起来与前一年相比较增长20%，但是国库充盈了，老百姓的口袋却空了。
但王安石变法的结果也让国家有利有弊，从短期来看，富国强兵的目的已经达到，财政充裕，军队有条不紊。可如果将时间线拉长，老百姓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民穷财尽，流民四起。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还如何安稳。
可一开始宋神宗对于王安石的变法始终是支持的，在王安石被罢免宰相这段时间，宋神宗依然支持变法。并且让王安石的手下吕慧卿等人继续担任宰相，与保守的思想对抗。
王安石变法主要在于“理财”，而在农业社会社会财富基本既定，无论出发点多好，最终结果都只能是“与民争利”。而许多“理财”措施只能交由民间机构，若交给政府，必然会导致垄断和腐败。
再者王安石自身性格缺陷也是一个原因，一些人支持变法，但有不同观点，结果一样被打击，而那些听话的人，王安石也不考察人品才能怎么样，大多留用，导致的结果就是，变法举措到了地方就变了味。
简单说就是，变法之前，朝廷上的高级官员都是好官、忠臣，变法期间，小人和奸臣当道，变法之后则爆发了党政，新党和旧党轮流执政，互相攻击，直到北宋灭亡。其中最严重的情况还是因为变法的推出让许多人有恃无恐。
一开始不愿意变法的人看到接受变法的新党贪污并没有任何的惩罚，这也让很多人开始蠢蠢欲动。就这样两拨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根本不顾百姓的死活，这样的结果也导致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困难。
而王安石的变法也让国家的臣子变成了奸臣当道，宋朝有这么一帮人带领，怎么可能不灭亡。
这样的变革最重要的还是百姓怨声载道，动摇了宋神宗对变法的信任，就拿青苗法来说，放到现在社会或许能够实现。但对于当时的宋朝商品经济并没有发展到现在社会的地步，朝廷官员只顾着自己口袋是否有钱，而百姓的死活根本不管不顾。
长此以久下去，百姓没钱，就是维持基本的生活。新法成了官僚发财害民的工具，闹得民不聊生，内忧外患。变法最终结果是压榨百姓财力供士大夫和皇室享用，百姓艰难困苦这一点。
王安石的变法维护的是国家的利益，所以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国家总体实力强盛。很多人可能认为宋朝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但是在变法阶段，宋朝的生产力曾一度在某些方面超越唐朝数倍。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与没有一个靠谱的盟军有非常大关联。尽管宋神宗大力支持改革，但他没有秦穆公的胆量和坚定信心，王安石变法成效显著，财政充盈，部队战斗力提高。可只要受到挫折，就会直接撤军，导致改革的成效受到巨大影响。
富国强兵利民，但在新法实施的过程中，百姓和官商的利益也确确实实被损害了，而且北宋的奢靡风气被助长。可以说，王安石同样为北宋灭亡种下了祸根。北宋灭亡的锅，他们俩谁都逃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