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29日，周家三兄弟中最小的周建人逝世于北京，享年96歲。
有人戲稱：周家三兄弟，一個是大作家，一個是大漢奸，一個是大幹部——這句話雖然過于片面，但從中不難看出周家三子雖然血脈相近，但各自的際遇和思想觀念卻大相徑庭，是以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三條道路。
周家三兄弟對二十世紀的中國都産生了深刻的影響。在常人看來，三弟周建人不如大哥魯迅棄醫從文那般受人景仰，也不比毀譽參半的二哥周作人來得有名氣，應當是最低調的一位了。
實際上，周建人的一生更加深沉内斂，如涓涓細流。他在文學上的造詣并不低于大哥二哥，除了譯著作文之外，早期緻力于組織活動、宣傳教育、倡導婦女解放和呼籲群眾抗戰等社會活動，晚期主要活躍于政壇，官至副國級，政治貢獻卓越。
周建人一生有過兩位妻子，共育有七個子女，這七個子女現狀如何呢？
低調内斂的一生
1888年1月12日，周建人生于浙江紹興都昌坊口，此前的周家稱得上是當地的名門望族，但在他出生不久後因故中落了。
兩位哥哥因成績優異先後前往日本留學，周建人雖也有同往之心，但考慮到母親在家孤苦伶仃，最終選擇邊居家自學邊侍奉母親。
自己研習功課期間，周建人還在紹興僧立國小教書，同時利用空閑時間采集研究所學生物，儲備了豐富的生物學知識
與同時代的賈祖璋類似，周建人是我國早期自學成才的科普作家。這一方面得益于他對科學普及的濃厚興趣，另一方面也離不開魯迅的熱情支援與指導。
在《回憶魯迅》裡，周建人提到在國外的大哥送給自己解剖顯微鏡、解剖刀等工具以及一些國内沒有的生物教科書。此後，周建人創作出了《會稽山采植物記》、《錢塘前觀潮記》等科普作品。
21歲時周建人開始參加魯迅在國内創辦的社團，并到當地的國小和女校任教。在婦女地位低下的舊社會，周建人早早完成了男女平等的思想覺醒，為争取婦女權利展開一系列鬥争。
1919年，随兄長一同遷往北京的周建人嘗試推行婦女解放思想、傳播科學知識。
尤其在五四後期，周建人對戀愛、婚姻和離婚的思考愈發深入透徹，注重個體的自由與價值，提出“真誠的戀愛本是人生的花，是高尚的精神産品”。
他強烈批評封建道德下的媒約婚姻制度和娼妓制度，反對物化女性，鼓勵受到壓迫的婦女勇敢追求自我。
抗日戰争爆發後，周建人雖遭受失業和肺病的雙重困擾，但仍然心系國家的革命事業。他堅決擁護中國共産黨，反對國民政府的消極不作為，号召人民群衆加入救亡圖存的行列。
日本投降後，周建人本以為中國可以從此走向安甯繁榮，但蔣介石又挑起了内戰。
他積極投入到民主運動中，帶領文學團體呼籲和平、要求停止内戰，由他組織的遊行活動聲勢浩大，一定程度上給予了國民政府重大壓力。
據女兒周蕖回憶，父親的行為引起了國民黨的強烈不滿，為了躲避迫害，他們隻好輾轉搬家。
建國後，周建人參加了政治協商會議，為新中國的未來發展出謀劃策。
此後的政治生涯裡，他相繼出任過浙江省省長人大常務委員、中央出版總署副署長、人大常務副委員長、教育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常委和副主席、民進中央主席等重要職位，清廉公正，成就斐然。
雖然身居高位，周建人始終以一個普通老百姓的身份要求自己。政府為官員安排的公務車，他隻在90高齡時視察地形崎岖的川桂一帶乘坐過兩次。
北京夏日炎熱，上司勸他去療養勝地休養，他不願去，給他卧室裝了空調，開了幾次後他嫌費電，再也沒開過。
在紹興檔案館裡留存着周建人的一些手寫信函，其中有将報紙白邊撕下來充作信紙的，他清廉質樸的作風至今仍值得效仿。
臨終前，周建人特意囑托家屬：“我身後的喪事要從簡，要改變繁文俗禮的舊習慣。現在大家都在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資金很寶貴，時間也很寶貴，不能因為辦喪事花國家的錢，不能浪費大家的時間……”
與日裔夫人羽太芳子的四個子女
周建人的第一任妻子是二哥的妻妹羽太芳子，她從日本趕來中國照顧懷孕的姐姐，留宿周家期間與周建人暗生情愫，并在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撮合下喜結連理。
周作人、周建人兩兄弟，先後娶了羽太信子、羽太芳子兩姐妹，兄弟成連襟的奇事實屬少見。
1915年，羽太芳子生下了第一個兒子，取名周沖。魯迅在1915年3月1日的日記裡如是寫道：“得二弟及三弟信。言三弟婦于二月二十五日醜時生男，舊曆為正月十二日也，信二十六日發。”
可見周建人夫婦對幼子的重視。不幸的是，這個孩子沒能順利長大，隻活了一歲餘就夭折了。
1917年，第二個女兒出生，取名鞠子，也叫馬埋。周鞠子自幼在北京生活，她一直跟随母親，直到結婚以後才同丈夫遷往唐山。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時，周鞠子在災難中喪生。
1919年5月，他們迎來了第三個孩子，是個男孩，取名沛，又名豐二，家人取綽号“土步”（有“沙塘鳢”之意）。
周沛也長期居住在北京，畢業之後在北京95中學當數學老師，據悉他曾在特殊時期期間遭受過一些迫害，但憑借樂觀的天性度過了難關，于1992年病逝。
1922年2月，周建人與羽太芳子的小兒子出生，名叫豐三。在兩人感情破滅以後，周建人表示将與芳子斷絕關系，并不認豐三這個兒子，豐三不久後開槍自盡而亡。
剛剛遷居北京八道灣的周建人并沒有工作，他平常寫一點生物學或者民俗學方面的文章供《新青年》發表，也會去北京大學旁聽。
由于吃苦耐勞的性格，即便面臨到大城市後經濟拮據的情況，周建人也能很好适應。妻子羽太芳子卻不然，她變得越來越好逸惡勞、貪圖享樂，每次出門就會買一汽車東西回來。
她痛恨周建人無法滿足自己大量的花銷，是以不再體貼關心丈夫，甚至故意在言語上刻薄他。兩人還算美滿的婚姻逐漸走向消亡。
考慮到家庭開支，周建人托胡适找到一份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工作，每月有六十塊錢。
周建人離京時，羽太芳子處于懷孕期間；等到次年兒子出生，周建人頻繁寫信說服妻子前去上海與他一同生活，甚至還動身來北京尋過她。
然而，羽太芳子不願離開繁華的京城，為此用“不去上海不離婚”“要陪姐姐”等話語作托辭。
一個在北京，一個在上海，聚少離多，感情上也難免生疏，甚至漸生嫌隙。羽太芳子并不能了解丈夫的精神世界，她每次寫信都是索要生活費，這種行徑讓周建人漸生反感。
豐三之死
1941年3月24日上午，周作人帶保镖回到北京八道灣的一座四合院，保镖将随身攜帶的手槍放在桌上。
趁所有人都沒有防備，周豐三拿起手槍，在自己的伯父面前，朝自己的太陽穴快速開了一槍。年輕的男孩用一種堪稱極端的方式結束了生命，他的死因也成了解不開的謎團。
周豐三尚在娘胎時，周建人已前往上海工作。他出生以後，父母感情急劇惡化，并且在他兩歲左右，周建人已經與第二個妻子王蘊如成婚。
一方面，周豐三對不常見面的父親有着天然的敬仰；另一方面，他埋怨父親抛棄自己和母親、在上海另立新家的行為，尤其是後來周建人還要同他斷絕一切關系。
這種複雜激烈的情緒始終纏繞在周豐三心頭，成為他自殺的根本内因。
自出生起，周豐三就與周作人生活在一起，伯父對他就如同父親一樣。在魯迅和周作人決裂之後，周作人踏上了真正的漢奸之路，這讓接受革命思想的豐三極為痛苦。
雖然魯迅和周作人都是他的伯父，但旁人提起他都是“漢奸的侄子”。苦悶的豐三多次嘗試勸告周作人停止為日本效力，但說出的話如同石沉大海。
在學校和家中都郁郁不得志的豐三選擇自殺結束生命，也許存有警醒周作人的心理，但在他死後周作人并沒有懸崖勒馬，而是愈錯愈深。
與學生王蘊如的三個女兒
在上海工作期間，周建人與曾經的學生王蘊如逐漸産生了感情。與隻能一同享樂的羽太芳子不同，王蘊如陪周建人經曆了不少磨難，吃了很多苦，但她從來不曾抱怨過分毫。
雖然兩人在一起的過程很坎坷，不僅遭到羽太芳子和孩子的阻撓，連周作人也不認同他的做法。
但周建人最終還是堅定地選擇了王蘊如，他們先後育有三個女兒，女兒們從父母身上學到了刻苦勤奮的精神，或投身革命，或緻力于科研、教育，都成為了不同領域的人才。
1926年，第一個女兒出生，取名周晔。周晔就讀于杭州之江大學英文系，當時青年學生間盛行革命的先進思潮，在校期間周晔就加入了地下黨，随後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研習期間也積極推動地下活動。
解放前，周晔以常人難以想象的堅韌一路北上，加入新四軍，成為一名女戰士。
解放後，周晔随父母傳回北京，當時總工會婦女部部長是瞿秋白夫人楊志華，她很欣賞周晔的經曆，便任命她做了自己的秘書。
1958年，周晔轉行去《勞工日報》做記者，此後又遷往上海，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工作。周晔在出版社工作了很長時間，并在特殊時期後擔任了該出版社社長，陸續寫作出版了《魯迅故家的敗落》、《我的伯父魯迅先生》等作品。1984年，周晔因肺癌去世。
1927年，第二個女兒出生，取名周瑾。周瑾在中山醫學院讀書，很早就投身革命事業，親身參加一系列地下活動。
1948年，周建人帶周瑾深入參觀了革命根據地，再傳回北京後她選擇參軍，進入解放軍衛生部門工作。
1954年，周瑾遵從國家訓示前往蘇聯深造，主要研究化學制藥，回國後任職于中科院藥物研究所，後升任為研究所黨委書記，專注醫藥研發。
周瑾與上海醫科大學的同學金經得結為夫妻，金經得出任過空軍總院内科主任、空軍總部門診主任等職位。
晚年時周瑾患上紅斑狼瘡，于2001年病逝。她的兒子是一名大學教師，女兒是一名眼科醫生，都在美國生活。
1932年，第三個女兒出生，取名周蕖。1948年周建人加入中國共産黨時，時年16歲的周蕖也跟随父親去了西柏坡，新中國成立後于北京考入清華大學經濟系。
當時國家組織留學生前往蘇聯學習先進知識，周蕖通過出版總署的安排出國留學，在蘇聯相繼深造了印刷專業和幼兒教育專業。
回國後，周蕖在北京師範大學執教，前期負責幼兒教育及研究，後轉向比較教育研究，盡心授課41年後光榮退休。
她的丈夫顧明遠是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管理學院院長，也是研究所學生院院長，兩人育有一個女兒，現已移居荷蘭，還有一個從二姐家過繼的兒子。
先人已逝，後輩們沒有辜負他的榮光，或作出斐然貢獻，或在自己的位置上默默發光發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