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29日，周家三兄弟中最小的周建人逝世于北京，享年96岁。
有人戏称：周家三兄弟，一个是大作家，一个是大汉奸，一个是大干部——这句话虽然过于片面，但从中不难看出周家三子虽然血脉相近，但各自的际遇和思想观念却大相径庭，因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三条道路。
周家三兄弟对二十世纪的中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常人看来，三弟周建人不如大哥鲁迅弃医从文那般受人景仰，也不比毁誉参半的二哥周作人来得有名气，应当是最低调的一位了。
实际上，周建人的一生更加深沉内敛，如涓涓细流。他在文学上的造诣并不低于大哥二哥，除了译著作文之外，早期致力于组织活动、宣传教育、倡导妇女解放和呼吁民众抗战等社会活动，晚期主要活跃于政坛，官至副国级，政治贡献卓越。
周建人一生有过两位妻子，共育有七个子女，这七个子女现状如何呢？
低调内敛的一生
1888年1月12日，周建人生于浙江绍兴都昌坊口，此前的周家称得上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但在他出生不久后因故中落了。
两位哥哥因成绩优异先后前往日本留学，周建人虽也有同往之心，但考虑到母亲在家孤苦伶仃，最终选择边居家自学边侍奉母亲。
自己研习功课期间，周建人还在绍兴僧立小学教书，同时利用空闲时间采集研究生物，储备了丰富的生物学知识
与同时代的贾祖璋类似，周建人是我国早期自学成才的科普作家。这一方面得益于他对科学普及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也离不开鲁迅的热情支持与指导。
在《回忆鲁迅》里，周建人提到在国外的大哥送给自己解剖显微镜、解剖刀等工具以及一些国内没有的生物教科书。此后，周建人创作出了《会稽山采植物记》、《钱塘前观潮记》等科普作品。
21岁时周建人开始参加鲁迅在国内创办的社团，并到当地的小学和女校任教。在妇女地位低下的旧社会，周建人早早完成了男女平等的思想觉醒，为争取妇女权利展开一系列斗争。
1919年，随兄长一同迁往北京的周建人尝试推行妇女解放思想、传播科学知识。
尤其在五四后期，周建人对恋爱、婚姻和离婚的思考愈发深入透彻，注重个体的自由与价值，提出“真诚的恋爱本是人生的花，是高尚的精神产品”。
他强烈批评封建道德下的媒约婚姻制度和娼妓制度，反对物化女性，鼓励受到压迫的妇女勇敢追求自我。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建人虽遭受失业和肺病的双重困扰，但仍然心系国家的革命事业。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的消极不作为，号召人民群众加入救亡图存的行列。
日本投降后，周建人本以为中国可以从此走向安宁繁荣，但蒋介石又挑起了内战。
他积极投入到民主运动中，带领文学团体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内战，由他组织的游行活动声势浩大，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国民政府重大压力。
据女儿周蕖回忆，父亲的行为引起了国民党的强烈不满，为了躲避迫害，他们只好辗转搬家。
建国后，周建人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为新中国的未来发展出谋划策。
此后的政治生涯里，他相继出任过浙江省省长人大常务委员、中央出版总署副署长、人大常务副委员长、教育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和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等重要职位，清廉公正，成就斐然。
虽然身居高位，周建人始终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要求自己。政府为官员安排的公务车，他只在90高龄时视察地形崎岖的川桂一带乘坐过两次。
北京夏日炎热，领导劝他去疗养胜地休养，他不愿去，给他卧室装了空调，开了几次后他嫌费电，再也没开过。
在绍兴档案馆里留存着周建人的一些手写信函，其中有将报纸白边撕下来充作信纸的，他清廉质朴的作风至今仍值得效仿。
临终前，周建人特意嘱托家属：“我身后的丧事要从简，要改变繁文俗礼的旧习惯。现在大家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资金很宝贵，时间也很宝贵，不能因为办丧事花国家的钱，不能浪费大家的时间……”
与日裔夫人羽太芳子的四个子女
周建人的第一任妻子是二哥的妻妹羽太芳子，她从日本赶来中国照顾怀孕的姐姐，留宿周家期间与周建人暗生情愫，并在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撮合下喜结连理。
周作人、周建人两兄弟，先后娶了羽太信子、羽太芳子两姐妹，兄弟成连襟的奇事实属少见。
1915年，羽太芳子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取名周冲。鲁迅在1915年3月1日的日记里如是写道：“得二弟及三弟信。言三弟妇于二月二十五日丑时生男，旧历为正月十二日也，信二十六日发。”
可见周建人夫妇对幼子的重视。不幸的是，这个孩子没能顺利长大，只活了一岁余就夭折了。
1917年，第二个女儿出生，取名鞠子，也叫马埋。周鞠子自幼在北京生活，她一直跟随母亲，直到结婚以后才同丈夫迁往唐山。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时，周鞠子在灾难中丧生。
1919年5月，他们迎来了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沛，又名丰二，家人取绰号“土步”（有“沙塘鳢”之意）。
周沛也长期居住在北京，毕业之后在北京95中学当数学老师，据悉他曾在特殊时期期间遭受过一些迫害，但凭借乐观的天性度过了难关，于1992年病逝。
1922年2月，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的小儿子出生，名叫丰三。在两人感情破灭以后，周建人表示将与芳子断绝关系，并不认丰三这个儿子，丰三不久后开枪自尽而亡。
刚刚迁居北京八道湾的周建人并没有工作，他平常写一点生物学或者民俗学方面的文章供《新青年》发表，也会去北京大学旁听。
由于吃苦耐劳的性格，即便面临到大城市后经济拮据的情况，周建人也能很好适应。妻子羽太芳子却不然，她变得越来越好逸恶劳、贪图享乐，每次出门就会买一汽车东西回来。
她痛恨周建人无法满足自己大量的花销，因此不再体贴关心丈夫，甚至故意在言语上刻薄他。两人还算美满的婚姻逐渐走向消亡。
考虑到家庭开支，周建人托胡适找到一份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每月有六十块钱。
周建人离京时，羽太芳子处于怀孕期间；等到次年儿子出生，周建人频繁写信说服妻子前去上海与他一同生活，甚至还动身来北京寻过她。
然而，羽太芳子不愿离开繁华的京城，为此用“不去上海不离婚”“要陪姐姐”等话语作托辞。
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聚少离多，感情上也难免生疏，甚至渐生嫌隙。羽太芳子并不能理解丈夫的精神世界，她每次写信都是索要生活费，这种行径让周建人渐生反感。
丰三之死
1941年3月24日上午，周作人带保镖回到北京八道湾的一座四合院，保镖将随身携带的手枪放在桌上。
趁所有人都没有防备，周丰三拿起手枪，在自己的伯父面前，朝自己的太阳穴快速开了一枪。年轻的男孩用一种堪称极端的方式结束了生命，他的死因也成了解不开的谜团。
周丰三尚在娘胎时，周建人已前往上海工作。他出生以后，父母感情急剧恶化，并且在他两岁左右，周建人已经与第二个妻子王蕴如成婚。
一方面，周丰三对不常见面的父亲有着天然的敬仰；另一方面，他埋怨父亲抛弃自己和母亲、在上海另立新家的行为，尤其是后来周建人还要同他断绝一切关系。
这种复杂激烈的情绪始终缠绕在周丰三心头，成为他自杀的根本内因。
自出生起，周丰三就与周作人生活在一起，伯父对他就如同父亲一样。在鲁迅和周作人决裂之后，周作人踏上了真正的汉奸之路，这让接受革命思想的丰三极为痛苦。
虽然鲁迅和周作人都是他的伯父，但旁人提起他都是“汉奸的侄子”。苦闷的丰三多次尝试劝告周作人停止为日本效力，但说出的话如同石沉大海。
在学校和家中都郁郁不得志的丰三选择自杀结束生命，也许存有警醒周作人的心理，但在他死后周作人并没有悬崖勒马，而是愈错愈深。
与学生王蕴如的三个女儿
在上海工作期间，周建人与曾经的学生王蕴如逐渐产生了感情。与只能一同享乐的羽太芳子不同，王蕴如陪周建人经历了不少磨难，吃了很多苦，但她从来不曾抱怨过分毫。
虽然两人在一起的过程很坎坷，不仅遭到羽太芳子和孩子的阻挠，连周作人也不认同他的做法。
但周建人最终还是坚定地选择了王蕴如，他们先后育有三个女儿，女儿们从父母身上学到了刻苦勤奋的精神，或投身革命，或致力于科研、教育，都成为了不同领域的人才。
1926年，第一个女儿出生，取名周晔。周晔就读于杭州之江大学英文系，当时青年学生间盛行革命的先进思潮，在校期间周晔就加入了地下党，随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研习期间也积极推动地下活动。
解放前，周晔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一路北上，加入新四军，成为一名女战士。
解放后，周晔随父母返回北京，当时总工会妇女部部长是瞿秋白夫人杨志华，她很欣赏周晔的经历，便任命她做了自己的秘书。
1958年，周晔转行去《工人日报》做记者，此后又迁往上海，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周晔在出版社工作了很长时间，并在特殊时期后担任了该出版社社长，陆续写作出版了《鲁迅故家的败落》、《我的伯父鲁迅先生》等作品。1984年，周晔因肺癌去世。
1927年，第二个女儿出生，取名周瑾。周瑾在中山医学院读书，很早就投身革命事业，亲身参加一系列地下活动。
1948年，周建人带周瑾深入参观了革命根据地，再返回北京后她选择参军，进入解放军卫生部门工作。
1954年，周瑾遵从国家指示前往苏联深造，主要研究化学制药，回国后任职于中科院药物研究所，后升任为研究所党委书记，专注医药研发。
周瑾与上海医科大学的同学金经得结为夫妻，金经得出任过空军总院内科主任、空军总部门诊主任等职位。
晚年时周瑾患上红斑狼疮，于2001年病逝。她的儿子是一名大学教师，女儿是一名眼科医生，都在美国生活。
1932年，第三个女儿出生，取名周蕖。1948年周建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时年16岁的周蕖也跟随父亲去了西柏坡，新中国成立后于北京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
当时国家组织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先进知识，周蕖通过出版总署的安排出国留学，在苏联相继深造了印刷专业和幼儿教育专业。
回国后，周蕖在北京师范大学执教，前期负责幼儿教育及研究，后转向比较教育研究，尽心授课41年后光荣退休。
她的丈夫顾明远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也是研究生院院长，两人育有一个女儿，现已移居荷兰，还有一个从二姐家过继的儿子。
先人已逝，后辈们没有辜负他的荣光，或作出斐然贡献，或在自己的位置上默默发光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