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301醫院，南樓5層16号病床上，鄧稼先斜靠着，虛弱不堪。此時的他，剛剛進行完患癌後第1次大手術，手術非常成功，病竈一次性切除。
但作為醫學專家，他的妻子許鹿希并沒有樂觀起來，因為與一般的癌症患者不同，鄧稼先的體内，除了癌細胞還有核輻射。
鄧稼先倒是沒想太多，準确地說，是沒空想太多，相比同病魔抗争，他更迫切的任務是跟死神賽跑，搶在死神降臨之前完成“計算機模拟爆炸”計劃。
鄧稼先想得很清楚，這個計劃完全值得他用命去換。
當時，美、英、蘇三個核大國的核武器理論設計水準越來越高，理論資料與真實試驗資料無限接近，再進行地面和地下核試驗已沒有多大意義。之前積累的大量試驗資料，令他們接下來完全可以用計算機模拟試驗取代真正的爆破試驗。
這種情況下，這三個國家聯合呼籲出台禁止核試驗條約，目的就是要封殺其他國家對核武器的研究，保持自己核強國的地位。
在核禁試條約實行前，中國如果不能也掌握計算機模拟爆炸技術，今後就得眼睜睜看着人家的核武器水準在實驗室裡日新月異，而自己隻能原地踏步。到那時，我們舉全國之力奮鬥多年的成果，憑借核武器在國際上取得的威懾力和話語權，都将付之一炬。
就像發動機技術，八十年代我們跟歐洲隻差一代，後來卻差了兩代以上，這就是下馬停滞的結果。
而要實作計算機模拟爆炸，實驗資料必須足夠。在這方面，美國已經做了一千多次試驗，前蘇聯做了七百多次，我們因為起步晚，底子薄落下一大截，隻做了三十幾次。要趕上如此巨大的差距，談何容易！
當務之急，隻有加快完成必須進行的核武器爆炸試驗，獲得最豐富、最全面的資料。
然後，中國就可以從容不迫地在核禁試條約上簽字。從此，我們的核研究也會在計算機上進行，國外将更加忌憚我們的核威懾力。那些八國聯軍侵華、南京大屠殺的屈辱曆史才會真正一去不返！
這就是鄧稼先重病在身，仍然奮鬥不止的目标——起草規劃一系列核極限試驗的《建議書》。
核武器研究院—九院的同志們每天都會來病房讨論工作。每逢這時，鄧稼先就坐在一個酷似輪胎的大橡膠圈上——他是直腸癌，臀部接觸硬東西就痛得厲害。即使這樣，他還是邊寫邊不停地擦汗，疼出來的汗。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長，鄧稼先的老上司張愛萍上将收到301醫院呈送的第一期《鄧稼先病情報告》：癌細胞轉移，準備化療。
醫生、上司、同僚，還有許鹿希輪番上陣，勸說鄧稼先把工作放放，養好精神迎接化療。
鄧稼先同意了，不是妥協，而是要積蓄力量，做好人生最後一擊。
他老老實實地放下了手頭的工作。
高速運轉的大腦突然來了個急刹車，不但不能平靜，反而天馬行空起來。各種碎片化的場景一幕幕閃過：
他想起了父親。
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蟄是中國現代美學創始者之一，與宗白華并稱“南宗北鄧”，在清華大學任教。七七事變爆發後，鄧以蟄因罹患結核病滞留北平，時任日僞華北政務委員會、北大校長的周作人，上門邀請他出山任教，鄧以蟄斷然拒絕。
北京淪陷的8年，他始終在家隐居，缺衣少食也絕不去為侵略者服務。1949年初，蔣介石政府敗退台灣，又給鄧以蟄送來機票，請他攜家眷去美國，又遭斷然拒絕。
鄧稼先少年離家求學時，父親鄧以蟄就送了他一句話：孩子，不要像我一樣學文，你一定要學理！學理才能救中國。
他想起了母親。
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羅布泊基地的人們陷入狂歡。鄧稼先卻接到一封“母病危速歸”的家書，因為原子彈爆炸在即，這封信遲了三天才交到他手裡。
老母親撐着一口氣，在301醫院苦苦等待，看到兒子沒一會兒，就去世了。
臨終前，母親對鄧稼先說：兒子，媽不怪你才回來，媽知道你忙，你是真忙，媽和你爸一點都不怪你。可是，你應該早點告訴媽，你是做什麼的！你應該讓媽早點為你驕傲。
他想起了女兒典典。
文革開始後，許鹿希被下放改造，14歲的典典不得不到内蒙古生産建設兵團插隊，一待就是5年多。長期營養不良和艱苦勞動，讓一個正在長身體的嬌娃娃患上了胃病，經常疼得在營房的床鋪上打滾，鄧稼先對此一無所知。
當時很多家長托關系走後門，把孩子調回北京，但典典依然在内蒙古草原上苦熬着，直到1973年因青光眼需要治療才回到北京的家中。鄧稼先對此仍舊一無所知。
他還想起了妻子許鹿希。
核武器研究，一字一句都是國家絕密。研究人員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兒女，常年背井離鄉，還要忍受親朋的誤解。而許鹿希在毫不知情的前提下，給了他最大的支援和包容。
經年累月家庭事業一肩挑，文革期間下放改造，讓許鹿希比同齡人蒼老許多，年齡不算大，卻滿頭白發，滿臉皺紋。隻有凝視她清澈明亮的眼睛時，才能發現她也是名知識分子，是“九三”學社創始人許德珩的女兒。
他甚至想起了周總理。
1962年12月的一個下午，周總理請張愛萍、錢三強、鄧稼先等人到西花廳研究技術方案。讨論到深夜，請大家去吃夜餐。那是中國最困難時期，總理特地安排了白菜豆腐肉片湯、醬菜、燒餅和玉米粥，大家吃得香極了。
周總理卻推說不餓，端起搪瓷缸子在一邊兒喝着什麼，隻有從業人員知道，瓷缸子裡是兌了水的玉米面粥。
當時吃飯不僅要錢還要糧票，周總理和鄧大姐的糧食定量不高，請客能出錢，卻出不起糧票。吃完飯，從業人員請就餐的同志每人自付一兩糧票，鄧稼先當時就傻眼了，他沒帶糧票來。
鄧稼先一直記着這筆欠賬，卻一直沒有機會償還。1976年1月18日，鄧稼先在西行羅布泊的火車上，聽到了周恩來總理逝世的消息。他淚眼婆娑，哆嗦着掏出一兩糧票，劃着火柴點燃……
鄧稼先想起了太多可親可敬的人，因為核武研究，他與他們之間留下了許多遺憾，世間安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
做了幾天化療的鄧稼先出院了。同人家康複出院不同，鄧稼先這次出院隻是暫時中斷治療，因為他的白血球數目太低，化療進行不下去。
妻子許鹿希攙扶着他，走出301醫院。
作為一名醫學教授，許鹿希早已料到這個結果，現在做不了化療，将來也一樣做不了。鄧稼先體内的“钚”已經進入半衰期，放射性越來越強，他的病根本無法用常見的化療手段來治療。
不做化療就是死，而一做化療，白血球和血小闆馬上跌到零，全身立刻開始大出血，嘴裡是滿滿的血，耳朵裡是滿滿的血，背後的出血瘢像一個面盆那麼大，也是死。無論如何，死神已勝券在握。
唯一令許鹿希想不通的是，她的稼先怎麼就“吃”了這麼大劑量的輻射？從未聽他提起過。
對此，鄧稼先當然心知肚明。
那是1979年進行的一次氫彈試驗，飛機空投後降落傘沒有打開，核彈從高空直接摔到地上，距離預定位置很遠，試驗失敗了。
二機部和三機部争得不可開交，二機部說三機部的降落傘沒有打開，三機部說二機部發了一顆臭彈。
試驗的産品品質簽字人是鄧稼先，他說，有什麼可吵的呢？我去看看就是了，然後就真的去了。
現在看來或許不可思議，但當時在鄧稼先看來，這是最合理的決定：不懂的人去了，極端情況下危害更大，甚至可能危及整個區域，隻有他去才是最優選擇。
鄧稼先和當時二機部副部長趙敬璞毫不猶豫開車進了現場。
鄧稼先順利找到了原子彈，把它捧在手裡細細端詳，當即确定原子彈毫無問題。防化兵下不了這個結論，他來果然是對的。
随後，向來不愛照相的鄧稼先，走向500米開外的趙敬璞，硬拉着他照了一張合影，雖然隔着笨拙的防護服，根本看不出誰是誰。
那之後他的身體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衰敗下來。
進入80年代，中子彈的研究提上了日程。鄧稼先身體越來越差，便血，拉肚子，他瞞住了大多數人，更加争分奪秒地工作。直到1985年7月确診直腸癌，才入院治療。
明天就是國慶節，想起天安門廣場上歡騰的場面，因為身體狀況惡化再次住院的鄧稼先躺不住了，他想出去看看！
令他意外的是，當他提出這個“無理要求”時，妻子許鹿希居然同意了，還幫他說服了醫生。鄧稼先像孩子一樣興奮，跟着警衛人員坐車直奔天安門。許鹿希在他身後默然駐足，怎麼能不同意呢？這，應該是稼先過的最後一個國慶節了吧。
鄧稼先卻不想這些，他正坐在車上，一臉看不夠地望着外面大街，那一派張燈結彩的熱鬧景象令久居病房的他感到溫馨而喜悅，上次這麼熱鬧還是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時候呢。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羅布泊上空蘑菇雲沖天而起，中國第一個“大炮仗”成功炸響。
從無到有，中國人隻花了5年時間，比美國少用一年，比蘇聯少用近兩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宣布了這一消息，喜極而泣的人們湧上大街小巷，敲鑼打鼓，歡慶勝利。
香港《新晚報》以《石破天驚是此聲》為标題，評價中國核爆成功是“幾千年來中國人最值得自豪的一天之一”。
法國總統蓬皮杜說，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改變了世界的形勢和中國的地位。
這一年，鄧稼先40歲。
能研究出原子彈的科學家放在哪裡都是瑰寶，按理說，幹完這種耗心血的大事，鄧稼先他們怎麼也要休息一下。在其他國家，原子彈、氫彈、中子彈，都是不同的科學家們在搞。
但實際上，原子彈爆炸成功後，鄧稼先他們沒有絲毫停歇，就又投入到氫彈的研究中。當時鄧稼先還是個胖子，後來的“氫彈之父”于敏因為用腦過度早就謝頂了。這倆人日以繼夜搞出了一個“鄧—于理論方案”，奠定了氫彈研制的基礎。
九院的人開玩笑說：一個胖子和一個秃子，緊搗鼓一陣子，就響了。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時20分，我國第一顆氫彈果然響了，羅布泊上空同時升起了兩顆“太陽”。
從原子彈爆炸到氫彈爆炸，美國用了7年零3個月，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我們隻用了2年多。
遙遠的法國，總統戴高樂拍着桌子訓人：
你們這幫草包，怎麼中國能這麼快弄出氫彈，我們的原子彈都搞完多少年了？你們必須盡快完成氫彈爆炸，否則就立馬集體辭職！
怎麼中國這麼快弄出氫彈？因為中國有一群不要命的科學家。
氫彈之後是中子彈，10年浩劫中，鄧稼先等人一邊挨着批鬥，一邊堅持進行了近20次核試驗。
1984年，中子彈爆炸成功。這一年，鄧稼先60歲。
原子彈、氫彈、中子彈，還有現在病床上的核禁試《建議書》，鄧稼先在核武研究的路上一幹到底。
周恩來、楊振甯和九院的科學家們
鄧稼先接到楊振甯即将到訪的消息，治療陷入絕望，憔悴不堪的他，突然振作了起來。
楊振甯，回首62年的人生，在鄧稼先感到無助的時候，他總會想起這個摯友。對他來說，楊振甯既是朋友，也是兄長，更是恩人。
鄧稼先和楊振甯是世交，兩人的父親是同鄉，也是同僚，更是至交好友。
在崇德中學讀書時，鄧稼先人送外号“鄧老憨”，一副溫吞好學生的樣子，經常受欺負。幸虧有高他兩級、人高馬大的楊振甯出手相助。
除了拔刀相助，楊振甯還給予鄧稼先學習上的指導。從北平的崇德中學到昆明的西南聯大，再到後來赴美留學，令他受益良多。
除了學習上的指導，還有經濟上的支援。留學普渡第一年，鄧稼先經濟異常緊張，楊振甯多次慷慨解囊，那時他的薪水也不高，還要負擔胞弟楊振平的生活和學習。
除了經濟上的支援，楊振甯還救過鄧稼先的命。1971年，青海221基地，耿直不屈的錢晉教授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從來都溫文爾雅的鄧稼先暴怒，跳起來跟造反派硬鋼。眼看鄧稼先也要步錢晉的後塵，楊振甯突然回國了。
他開列了回國要見的人員名單，第一個就是鄧稼先。周恩來總理特批鄧稼先回京，這才救了他，也解救了一批中國寶貴的科學家。
之後，楊振甯每次回國必會鄧稼先。見了面，還像年輕時一樣，前者滔滔不絕地講，後者一臉微笑地聽。楊振甯會把當時國際科學最前沿的研究方向和進度一股腦告訴他，并且在關鍵地方提醒他，别人在這地方碰了釘子，你們就不要這麼做了。
鄧稼先和楊振甯
科研最重方向，鄧稼先對此感激不盡……
一陣腳步聲打斷了鄧稼先的思緒，楊振甯真的來了。
鄧稼先仿佛打了一劑強心針，奇迹般地站起來和摯友緊緊握手。
回國之前楊振甯專門了解過，知道鄧稼先已病入膏肓，但他并沒有表現出來。反而比鄧稼先顯得還要高興。兩個小時的交談，照舊是楊振甯主講，鄧稼先主聽。
交談中，楊振甯無意中問到“兩彈”爆炸成功，獲得國家科技進步兩項特等獎的鄧稼先得了多少獎金，鄧稼先答得無比坦然：“氫彈10元，原子彈10元。”
旁邊一名九院的副院長忙解釋：“1985年設立的這個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獎金是一萬元，兩次一共兩萬元。您知道，這兩個獎不可能獎給某個人，即使鄧院長做出這麼大的貢獻，機關裡還是得按人頭配置設定。這才按照十元、五元、三元的等級分下去。老鄧得的是最高等級，兩個十元！”
不光是楊振甯，恐怕任何人都很難相信，從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到1985年首獲獎勵，整整21年，不光是鄧稼先，整個中國核武器研制團隊，沒有得到過一張獎狀，更沒有得到過一分錢的獎勵！
原子彈研究之初，張愛萍曾對這群科學家們說：“将來你們是要封神的！”
是吧，但于鄧稼先而言，不過是生前寂寞身後名罷了。
鄧稼先和許鹿希
就在楊振甯離開後第五天，無法進行化療的鄧稼先被醫院“特赦”，可以回家休養兩三個月。
鄧稼先心裡很清楚，醫院之是以放自己回家，是因為病已經治不好了，他的生命正式進入倒計時。換做别人，此時也許會尋找一個溫暖角落，曬足人生最後一抹陽光；也許會找來親朋好友一一作别；也許會忍受不了病痛折磨要求早日結束痛苦；也許……
但這些都與鄧稼先無關，他在幹什麼呢？
這一天，鄧稼先約了一位九院的同僚來家裡談工作。同僚剛下公共汽車，卻發現鄧稼先從公共汽車的另一個門走了出來。一問才知道，原來他到北京圖書館查資料去了。 作為九院院長，一個60多歲的癌症晚期患者，居然擠公交去圖書館查資料，同僚傻在原地不知說什麼好。鄧稼先卻笑眯眯地說：“坐公交很友善啊！”
在生命的最後，他的選擇依然是核武器研究，是那份關乎國運的《建議書》。
鄧稼先的癌細胞大面積轉移，疼痛感越來越強烈，他幾乎快頂不住了。不得已，醫生再次給他做了個小手術。
手術前一天，他勉強寫下一張紙條給九院副院長胡思得：
老胡: 我明天還要動一次(小)手術。來文我看了兩遍，我覺得可以了，但最後一段要同星球大戰(如雷射、FEL、Ex-cimer、電磁軌道)等高技術聯系起來申述一段，然後，由我和老于簽名，擡頭是核工業部國防科工委(抄9院)。 老鄧3.28
手術之後，鄧稼先就不能自己翻身了，渾身上下插滿了管子，劇痛讓他滿頭大汗，隻有眼珠是靈活的。他讓妻子把各種書輪番拿進來，俄文的，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護士一走就開讀。
但護士總進來，因為之前一天一針的杜冷丁，已變成一小時一針，一天24針，鄧稼先身上滿布針眼，他一針也不敢省，因為不能讓劇痛奪取理智，他還要保持清醒同于敏商讨問題。
《建議書》的撰寫已經到了尾聲，鄧稼先算計着自己的有生之日，應該夠用。
鄧稼先終于将厚達幾十頁的《中國核武器未來十年發展規劃建議書》核對完畢，請妻子許鹿希把它交到九院去。
當許鹿希手捧着這沉甸甸的“大書”走出病房時，忽然聽到鄧稼先虛弱到了極點，卻仍然一字一頓的話：“這份建議書比你的命更重要！”
許鹿希的眼淚潸然而下，卻并無憤懑，她知道鄧稼先是對的。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鵬來到301醫院，向鄧稼先頒發了“全國五一勞動獎章”，這是國家在“七五”期間頒發的第一枚“五一勞動獎章”。鄧稼先躺在床上領了獎。
1996年7月29日，在鄧稼先逝世十周年那天，中國進行了核禁試前最後一次核爆試驗，随即發表聲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鄭重宣布，從1996年7月30日起，中國開始暫停核試驗。
而許鹿希，懷着對鄧稼先的深情，在他逝世後探訪了若幹“兩彈一星”元勳和其他參與原子彈、氫彈研制的科學家。她發現：這批在核輻射中穿行的先驅們，大多數死于惡性惡性良性腫瘤！
這些新中國最優秀的科學家們，用生命踐行了投身核武研究時的諾言：我願以身許國！
向民族英雄緻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