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與王安石交誼

唐曉敏

曾鞏和王安石是同鄉，兩家還有姻親關系。王安石夫人吳氏的祖母曾氏，是曾鞏祖父曾緻堯的女兒。曾、王兩家有着密切來往，曾鞏的父親曾易占曾與王安石的父親王益研習學問。不過，曾王兩人童年、少年并無接觸。直至景祐三年（1036），曾鞏赴京趕考，才與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識，彼此傾慕，結成摯友。這年曾鞏18歲，王安石16歲。

王安石先登進士第。曾鞏科場不順，但他與歐陽修相識很早。曾向歐陽修推薦王安石，言：

“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王安石者上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這期間，王安石對曾鞏的文章也有很高的評價。曾做《同學一首别子固》說：“鞏文學論議，在某交遊中不見可敵。”

王安石從慶曆七年起任鄞縣的知縣，很有政績。皇祐二年，30歲的王安石知鄞三年，秩滿離任。皇祐五年，又通判舒州，在仕途上比較順利。而曾鞏則多次參加科考都不順利，感歎自己“多難而貧且賤，學與衆違，而言行少合于世。公卿大臣之門，無可藉以進，而亦不敢辄有意于求聞”，但這也讓他“用心于載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緒言餘旨，以自樂于環堵之内”，在學業上大有進展。

王安石長期的官員經曆，讓他對當代政治現實有更深刻的了解。而曾鞏則缺乏這種了解。此間，王安石作《贈曾鞏》：

“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鬥。挾才乘氣不媚柔，群兒謗傷均一口。吾語群兒勿謗傷，豈有曾子終皇皇。借令不幸賤且死，後日猶為班與揚。”

王安石一方面稱贊曾鞏的文章，另方面也看到曾鞏的弱點。最後的兩句話“借令不幸賤且死，後日猶為班與揚”，尤其值得注意。王安石想到，曾鞏在政治上不一定能有所作為，有可能僅僅是作為一個傑出的文章家而在曆史上留下名字。

曾鞏還是走上了仕途。科考及第後，被任命為太平州（今安徽當塗）司法參軍，不久，曾鞏得到歐陽修的薦舉，奉召回京，做了近10年京官。

熙甯二年（1069），王安石得到神宗的信任，以參知政事推行新法，春風得意。開始了著名的“變法”，對王安石的“變法”，曾鞏是什麼态度？這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曾鞏沒有發表過具體意見。但他在《過介甫歸偶成》詩中說過：“心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讵非難，盡言竟多迕。知者尚複然，悠悠誰可語。” 從中可以看出，兩人在變法問題上是有分歧的，王安石春風得意，曾鞏則自求補外，得任越州通判，從此，做了十二年的地方官。

其實，在此之前曾鞏與王安石在思想上已有分歧。熙甯元年，曾鞏上《熙甯轉對疏》, 擔心神宗在“更制變俗之際”，被“邪情邪說”溺蔽，勸告神宗多學習儒家經典，說道：“臣以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于心。得之于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于他；觀傅說、周公之所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懇誠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于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複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于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于理者，未有不能盡也。”這與王安石的想法完全不同。

曾鞏與王安石的思想分歧，還表現在對仁宗朝的看法上。曾鞏對仁宗有很高的評價。早在嘉祐二年，即曾鞏登進士第的那年，他在《拟岘台記》中就寫道：

“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災少。其國樂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于山谷者不收，五谷之積于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主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體其暇日，而寓其樂于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将同其樂也”，雖寫的是撫州，但這也是對仁宗朝的觀感。

嘉祐八年，仁宗去世，曾鞏做《範貫之奏議序》，更說：

“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是以其仁如天，至于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本，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将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

曾鞏對仁宗評價非常高，特别是對仁宗能夠“納谏”，這給曾鞏留下深刻印象。他對此也非常感慨。顯然，曾鞏心中有着古代的君臣相合的政治理想，并在仁宗朝看到了這種“上下相成”理想政治的實作。

元豐三年，曾鞏62歲，仍高度評價和深切懷念仁宗朝政。他在《移滄州過阙上殿書》說：

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谏，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于群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并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于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辄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群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由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帝仁宗。

王安石雖為仁宗朝的官員，但他對仁宗時期的政治是很不滿意的。早在嘉佑二年，王安石《上皇帝萬言書》，就指出仁宗晚年天下不安的頹勢：“顧内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敗壞”。神宗即位後，王安石做《百年無事劄子》，更認為仁宗晚年社會問題嚴重：“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及“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總之，王安石的眼中，仁宗朝問題很多。

當時人對仁宗的态度，并不簡單是對一個君王的态度，實際上也是對儒家思想學說的态度，因為仁宗所作所為，在曾鞏等人看來，正展現着儒家的思想。尊崇仁宗，也是尊崇儒家。

曾鞏崇儒，而王安石卻對法家不無好感。其詩《商鞅》言：“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千金輕。今人未可議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表現出對商鞅的推重。

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有兩家，這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的特點是站在“臣”與“民”的立場上，代表臣和民對君王提出要求。他們強調的是“德”，這“德”主要是對君王提出要求，要求君王成為“有德之君”。 而法家的特點，是站在君王的立場上，為君王獻計獻策。以他們的“法”來幫助君王控制臣子和百姓。正因如此，儒家學者對這樣的“法”是很警惕的，他們往往着眼于“法”的負面性或副作用，提出批評的意見。

曾鞏正是這樣。皇祐三年（1052），曾鞏作《送丁琰序》：

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數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

這是曾鞏與王安石政治見解的重要差異。王安石想的是怎樣加強中央權力。而這正是曾鞏所憂慮的。曾鞏認為“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顯然，曾王兩人，對“法”的看法是很不相同的。這也是兩人最終不合的原因，

人們早就注意到了曾鞏和王安石交往中這種“始合終暌”的現象。但多是把王安石的個性乃至人品問題看作是曾鞏疏遠他的原因。宋陳鹄在《耆舊續聞》卷二中說：“介甫微時，與曾子固甚歡，曾又薦于歐陽公，既貴，而子固不屈，故外補近二十年。元豐末才召用，又每于上前力诋子固與蘇子瞻”。元人脫脫在《宋史·曾鞏傳》記載："（鞏）少與王安石遊，安石名譽未振，鞏導之于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于有為，吝于改過耳。”清人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中說：王安石作《韓子》詩：‘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未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對韓愈加以非議。而曾鞏對此不滿，曾說：“介甫非前人盡，獨黃帝、老子未見非耳。” 譏王安石“非人太多”。認為這也是南豐後來疏遠王安石的原因。對王安石的這種輕抵前人的做法，曾鞏當是不滿的，但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疏離的原因，更應是兩人在重大社會問題上思想見解的不同。

元豐六年（西元一○八三年），曾鞏持母喪過金陵，王安石登舟吊之，同年曾鞏病於江甯，王安石也曾去看望，曾、王二人之間仍個人的交往，但也僅此而已，兩人在社會政治思想上，早已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了”。